诗词和中国现当代诗词的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了诗词十八首.对于这一举措,是有顾虑的,他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致臧克家等》,1957年1月12日)这是他的真心话.发表之后,果然“谬种流传”——准确地说,是“火种流传”,而且势头十分猛烈.从1957年初到今天的半个多世纪,诗词热一直没有停止过.它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翻译成外文,热遍全中国、全世界.一位海外华人说,过去是“有水井处必有柳词,现在是有华人聚居处必有诗词,必有中华诗词.”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像诗词那样,拥有那么多的读者、那么多的背诵率.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艾青、郭小川、贺敬之等他们能有诗词那么多的读者么根本不能望其项背.这和的政治声望有一定的关系,更根本的还是诗词本身的吸引力.诗词还被作曲家谱成多种形式的歌曲:抒情歌曲、进行曲、京剧、昆曲、评弹等半个多世纪以来盛唱不衰.这也是空前的.从古到今,哪一位诗人的作品被人如此配乐、如此传唱压根没有过.

《诗词》结集出版后,各种评论、研究著作应运而生,不仅国内学者在写,海外也出版了多种研究诗词的专著.可以说,毛诗研究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开始,是对作品的注释、评论.这种著作现在还在陆续涌现.像郭沫若、臧克家、赵朴初等,就写了大量阐释诗词的文章.写完诗,总要送到朋友那里求正.首先是郭沫若,有什么新作,总要请郭老“笔削”.对作品的注释,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基础性的工作.作品写于何时,与作品有关的人和事是什么,对诗词的章句应怎样解释如果诗中用了典故,那么出处在哪里,作者用它表达什么意思我不清楚外国人怎么研究他们的诗歌,中国从《诗经》开始,就很重视注释工作.臧克家和周振甫的诗词注释,影响了几代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自己也写过关于作品的注释.当然,关于诗词的研究,不仅有注释和单篇作品的评论.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研究的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诗词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有研究毛诗和中国革命史的关系,有研究毛诗和作者传奇生涯的关系,有研究毛诗的史诗品格和美学特征,有对诗词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等这些都非常有意义.我准备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诗词:它在中国文艺史、诗歌史上占什么地位,它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生活和诗词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关于这个问题,过去讲的人不多,

我尝试着讲点不成熟的看法.

要了解毛诗在我国文艺史上的地位,就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

我国封建社会从周秦发展到清朝末年,已经走到尽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振兴.诗歌也是这样,从《诗经》开始,经过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到了清朝末年,诗词领域酝酿着一场大变革.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写过一首绝句,猛烈抨击诗词界的现状: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他呼唤陆放翁,就是呼唤一种新的诗风.当时,内容陈旧,形式僵化,已成为诗歌的普遍弊病.诗词需要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折——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折.这个任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得到实现.

一百多年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针对内容的陈腐和艺术的僵化,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梁启超1899年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他说,中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今旦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麦哲伦)然后可.”(《夏威夷游记》)诗界革命的具体纲领是以“新意境、新语句入古风格”.如果说,黄遵宪、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那么到了南社的成立,则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诗潮.南社的骨干都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和康梁改良派在政治见解上是尖锐对立的,在诗歌问题上的见解却非常一致.南社发起人之一柳亚子说,诗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应“以新意境入旧风格”.这和梁启超的观点如出一辙.

南社最高潮时有社员一千多人,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廖仲恺等都是南社社员.孙中山长期流亡在外,不可能加入南社,但他也是革命诗词的热心实践者.南社的成员们创作了许多气壮山河的革命诗章,把传统诗词推向一个新的繁荣期.可是时过不久,传统诗词就跌人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低谷.从文艺王冠上的明珠,变成备受指责的封建余孽.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新文学上是有大功劳的,五四运动高举科学和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但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也有片面性.正如在《新主义论》中指出的,他们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的一切皆好,坏的一切皆坏.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把传统文化中许多好的东西也一股脑否定掉了.旧体诗词就是当时被重点否定的对象.1919年秋,胡适写了一篇大文章:《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关键在于“文体解放”,要废除文言文,创造“国语文学——活的文学”.既然旧体诗和文言文分不开,它当然要被废止.他主张写诗要“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特别抨击唐以来的近体诗:“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还拿诗词格律与女人的裹脚布相提并论.当然,胡适否定近体诗,对长短句还是说了一些好话,自己也尝试写长短句.胡适的文章不仅仅代表个人,集中了当时相当一批人的意见,呼应者甚多.朱自清称这篇文章是诗歌革命的“金科玉律”.五四“诗歌革命”和二十年前的“诗界革命”完全是两码事.黄遵宪、梁启超等人要革新传统诗词,胡适等人则要用新诗代替旧体诗.“诗界革命”的主流是非常积极的,但带有一定程度的不彻底性.随着内容的出新,艺术风格也要有新的发展.完全保留“古风格”,是不适宜,也是不可能真正办到的.五四时期的“诗歌革命”虽然纠正了二十年前的不彻底,却走向极端,从大胆革新走向全盘否定,给了传统诗词一记致命的闷棍.五四之后,旧体诗词虽仍拥有为数不少的爱好者,但它已不被视为文学的正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在讲到诗歌时,一般都只讲新诗,不讲旧体诗.鲁迅的旧体诗影响很大,绝不亚于他的散文,但文学史著作讲鲁迅时,一般都有专节讲他的小说、杂文、散文,不讲他的旧体诗.显然,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旧体诗词不能进入新文学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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