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西方的文学经典化研究理论和成果给国内相关研究,尤其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但对西方理论的引用和借鉴可能会出现有意无意的偏误,导致本来就十分复杂的翻译文学经典化更加扑朔迷离,因此准确把握相关理论的精髓,又充分认识译者在翻译文学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认识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和特征.
关 键 词：翻译文学；经典化；译者；翻译策略
文学经典建构或经典化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也不时地受到翻译界的关注.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古已有之,但到20世纪后半期才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无论是试图打开经典的“憎恨学派”,还是像布鲁姆那样竭力维护经典的学者,都对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构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建构与重构自然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的一般规律,因此文学界有关经典建构与重构的论争,无疑给了翻译界一定的启迪和推动,使得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经典论争中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作为经典论争的新领域,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自然会吸收和借鉴文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翻译文学经典化毕竟不同于原创文学经典化,译者的深度介入使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现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果仅仅看到翻译文学经典化与原创文学经典化相同或相似的一面,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译者的重要作用,我们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认识就难免不出现偏差,其研究就会流于肤浅.
一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因与外因
查明建的《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作者从宏观角度分析了1950~196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状况,阐释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影响,但并未提及译本自身因素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作用.①韦努蒂的《笔译、口译和经典形成》论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但聚焦的是译作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影响,也没有涉及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内在因素译本.②上述两篇论文很有深度,而且影响较大,却都忽视了译本这一内在因素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难免不给人一种错觉,即翻译文学经典化似乎是各种社会权力操纵的结果,与译作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年轻学者胡安江发表了一系列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论文③,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但对译者尤其是翻译策略在翻译文学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并未展开充分论述.
王静和兰莉的《翻译经典的构建以梁译〈莎士比亚全集〉为例》（以下简称《建构》）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较新成果.虽然作者的基本观点不无道理,但文章对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误解和误用、前后观点的矛盾,为原本十分复杂的翻译文学经典化现象蒙上了一层不应有的面纱.该文在引用了佐哈尔有关“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论述后对其进行引申和发挥,指出“我们认为在经典的构建过程中,文本本身的价值并非其形成经典的决定因素,经典的形成过程更多是顺应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一特定时期经典使用者和制造者所制定的规则或是社会潜规则,而这些规则操纵着文本的经典构建,同时也决定了对文本的价值判断”④.即在文学经典建构中,文本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各种外在的操纵因素.细读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我们发现《建构》的上述观点是对佐哈尔“静态经典性”论述的误解和误用,也代表了学界不少人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的观点,正如童庆炳所说：“在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上,目前相当流行的,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操控一切的观点是不尽妥当的.”⑤鉴于此,从《建构》的相关论述入手,对文章的部分观点予以评析就很有必要.
《建构》在引述佐哈尔“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的相关论述后指出,“静态经典意味着某些文学文本天生就是经典,而动态经典则强调的是促成文本成为经典的某些行动或社会因素.”⑥这显然是用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相关论点来附会经典化研究领域的一些偏颇之词.佐哈尔在论述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时指出,静态经典性处在文本层面,动态经典性处在写作模式层面,前者指向具体的经典作品,后者指向广受模仿的写作模式,而且认为,“从表面看,文本生产者（作者）通过竞争,使得他们的作品被认可和接受为这样的文本（即原文上句提到的‘静态经典’,引者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⑦可见,在佐哈尔看来,静态经典也是通过竞争而被认可的,根本不是天生的.《建构》的作者认为,佐哈尔的“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对应了经典生成的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只要作品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就能成为经典；而后者则认为,经典的产生不仅仅是依赖文本本身,它同时包含了很多政治、经济、阶级等社会文化因素”⑧.作者所谓经典生成的两种观点,其实正是代表了学界在经典化论争中的两种倾向,但并非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阐释的观点,更无法由他的“静态经典性”和“动态经典性”引申而来,《建构》的这种牵强附会,不排除通过引用影响深远的多元系统理论为自己观点的合法化寻找依据.
《建构》认为,“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作品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多元系统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如果翻译作品能在译入语这一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那就意味着翻译作品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成功,该翻译作品在译入语文本中完成了其经典的构建.”⑨这显然是套用了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以下简称《位置》）的主要观点.但细读佐哈尔的这篇文章就会发现,作者论述的是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尤其是“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占有中心的位置”的三种情况.⑩虽然佐哈尔在该文中也分析了翻译文学系统自身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但始终没有涉及翻译文学经典化.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虽然有助于其中的部分译作实现经典化,但与这部分译作经典建构绝非一回事,因此用《位置》中的观点来附会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难免存在理论的张冠李戴之嫌.《建构》的上述推理之所以听起来言之有理,除了理论上的“挪用”外,还有“翻译作品”这一核心概念在论述中的偷换.上述引文中“翻译作品”出现三次,第三个前增加了修饰语“该”,显然指某一特定的译本.从“那就意味着翻译作品的译介工作取得了成功”看,其中& #30340;“翻译作品”也应该指称某一特定的译本,而绝非它的上位概念“翻译类作品”,毕竟成功是与失败相较而生的.“如果翻译作品能在译入语这一多元系统中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该句套用《位置》中有关翻译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语境看,其中的“翻译作品”当指称“翻译类作品”或者“翻译文学”.可见,引文中三个“翻译作品”分别指称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偷换是理论阐释不应有的,同时也对作者的结论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即使引文中的三个“翻译作品”都指某一特定的翻译作品,未出现概念偷换,但整个推理基本是循环重复,也是违背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