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呼唤传播学

诗歌,这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生活的纪元时,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没落.新的载体为人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选择,以电子媒介为核心的新的传播方式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所蕴含的价值必然和时代特征密切相关,诗歌曾经给与我们的,今天已很难再次给与.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好像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地位已经降低了,对它的相关研究也就显得可有可无了.事实上,整个文学研究还是以诗学研究为基础,这个基础依然是无法动摇的；文字仍在语言符号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如今的诗学,必然要发生应有的变化,才能适应时代的主体生活.

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吁和进行着建立文化诗学的尝试,即将诗学问题纳入整个文化语境中去,这样的实践从二十世纪初起一直在进行探索之中.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很难找到一样事物的相对稳定的规定性特征.面对文学的命题,一定要结合相关要素而不能将其单独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来考察,因此,诗歌研究必须拥有一种广泛视角.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传播概念产生较晚,和诗学传播有关的研究迄今仍比较薄弱,在国内建立诗歌传播学十分必要.

著名的文艺学理论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春青教授在其专著《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的观念的形成》中指出：“在各种文化文本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性,乃是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建立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在于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本关系,从而拥有一种互文本性的研究视角,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文本界限,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他将文本研究放在了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将其从传播学角度来考察,这种诗学见解为诗学的研究和诗歌传播学的创建拓展了思路.

诗歌文本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性呈现物,而是在特定的关系里产生的特定内涵,这种关系的基本纬度是由“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的,因此,我们要从文化语境的构建和文本发生的意义来研究诗学,仅把着眼点放在文化语境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传播发生的所有要素,即信源、编码过程、讯息、渠道、解码过程、接受者、反馈的可能性、噪音等.另外,诗歌的传播有其自身的特征,研究者要努力把握不同历史时期诗歌传播的具体特征,在关注诗歌传播社会功效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诗歌和个人内心情感的关系.

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王兆鹏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2006,2)一文中,从文本的角度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归纳为四种类型.从传播手段切入,可分为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类：口头传播主要用声音和肢体语言来传播,书面传播主要用书写刻印的文字符号来传播；从载体的物质形态出发,可分为单篇传播和书籍传播；就其传播途径而言,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传播；就文本形态而言,有笺注式传播、选择式传播、评点式传播、本事式传播以及陪画式传播和改编式传播等等.该文对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的分类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对研究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杨志学在《诗歌传播类型初探》(《诗探索》2006,1)一文中,从传播者的角度把诗歌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内向传播是指诗歌的自我传播,是其他传播方式的基础；人际传播是诗歌符号的双向互动,是最常见、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群体传播是指因人生志趣、审美态度、地域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诗歌群体行为；组织传播是组织和其它机构有意主动介入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指借助媒介力量进行的具有商品属性的传播行为.这篇学术论文从崭新的角度归纳了诗歌传播类型,虽然分类不一定十分科学,但对诗学研究仍具有启发性.

当前,诗歌传播学正处于创建的良好时机.首先,中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日益完善和成熟,并有着很好的传播学学科建设,研究成果日益深入和全面,开始进入到学科细化的阶段,大量的人才储备和知识储备是其得以进行的坚实基础.其次,中国诗学研究进入了深化阶段,研究人员开始出现视角外移的倾向,将古今中外的诗歌结合起来,并打破学科门类的界限,引入文化的视角,甚至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引入其中；随着诗歌写作的进一步民间化,诗歌写作者和诗歌爱好者纷纷加入到诗歌评论鉴赏中去,进一步开拓了诗学研究的空间；人类生活越来越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媒介的力量无处不在,让人们无法趋避对传播的关注,不得不将其纳入自己的视角.此外,商业化的进一步深入,也为研究诗歌传播学带来了利益上的驱动；对诗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未来时尚的营运代来启示性意义；现代信息资源的流动畅通,为中西方诗学研究交流带来很大的便利,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强势的引领作用,他们在诗学研究上可以为我们带来值得借鉴的前瞻性材料和观点.这些都为诗歌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诗歌呼唤传播学,相信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相关研究成果,会在不久的将来浮出水面.

邵艳丽：辽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