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文化时代的写作姿态

不少外行人经常问我,“你们那个潘小平,厉害!她好像什么都能写.”我跟外行人不好说内行话,就形象化地回答一句,“全能选手,什么都得行.”

如果把文学圈比作是群雄争霸的赛场,出场的大都属于单项竞技选手,而潘小平却是七项或十项全能运动员,铅球、铁饼、标,跑、跳、蹦,上手就来,无所不能.

潘小平印出来的文字有700多万字,这700多万字颜色、味道、形状、性质千差万别、五彩缤纷,掐着指头数一数,学术论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化随笔、电视剧本、电视解说词,还有那些没印出来的文字,诸如策划方案、宣传文案、广告语、讲演稿、活动题词、场馆文赋、作者回信、博客回复、活动立项报告、经费申请报告等各种巧立名目的文字,经她亲手写下或敲下的文字,早已超过千万.

人们诧异的不是潘小平写出了这么多数量的文字,而是她居然写出了这么多种类的文字,她愿意不愿意写是一回事,而她有能耐写出来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潘小平在安徽文学界是公认的“全能型作家”,外行不会总结,就叫做“什么都能写的作家”,其实是一个意思.

与此同时,潘小平的角色不只是一个作家.在作家之外,她还是刊物主编、文学院院长、教授、电视策划人、文化研究者、专题演讲者、广告文案者、图书编辑者,集文学创作者、活动策划者、行政管理者、传道授业者于一身,是一个拥有三头六臂、能出演全武行的文化人.于是,大家继续惊诧,潘小平之所以“什么都能写”,是因为她“什么都能干”.

如果在古代,潘小平是扮演不了这么多角色的,那时的社会也没那么多角色可供选择.“学而优则仕”,古代文人首选做官,其次是干老本行,教书.潘小平今天这跨界写作和多元化的社会角色显然与这个时代休戚相关.在日常化的具体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被时代绑架的人质,合作与拒绝合作,直接决定了你生存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及可持续性,如今的知识分子若是固执地“躲进小楼成一统”,“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只能获得“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尴尬称号.所以,潘小平在今天这一泛文化时代以如此的姿态出场：是个人选择,是潮流推动；是主动投入,也是被动卷入.

妥协与合作,互动与互利,这是躁动年代的文人符号,这是物化时期的作家代码.

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全力以赴的物质目标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的文明想象和文化命名,当下中国在酒足饭饱之后,“文化”成了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关 键 词.一切都文化化了,如建筑文化、餐饮文化、服装文化、豆腐文化、草莓文化、制度文化、汽车文化、健身文化、马路文化、广场文化等等,凡是能弄出事来的都可以叫做文化,学术界称其为“泛文化”,西方把这个阶段称为“后现代文化”时期.应该这么说,泛文化时代为作家的跨界写作提供了机遇,为作家角色多元化搭建了平台.潘小平是被泛文化潮流裹挟着推到了时代的前沿,她要演好自己的不同角色,就必须写出姿态和性质各不相同的文字；反过来说,她要写出各不相同的文字,是为了适应各不相同的角色.文字是她角色的台词.

然而,毕竟不像买一张电影票,只要愿意掏钱,就能进入电影院看大片.泛文化时代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融入的,也不是你愿意付出,它就可以接纳你的,混迹其中,需要智力,需要耐力,需要合作精神,需要包容的胸怀.而我就不行,看起来通俗易懂,可出入行走却总是由着性子来,不想干的事坚决不干,自己认定的事决不妥协,严重的顽固不化.而看起来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潘小平很多时候却是很好说话的,一般人家找到她,想干的事不想干的事,想写的文字不想写的文字,碍于情面,她都会接受下来.她常说,“学不会拒绝,没办法,我就这么一个人.”她被豪爽、义气这些虚幻的奉承麻醉之后,接着就是在孤灯清影下写着那些她根本不情愿写的文字,比如修改文案、论文、起草公文,还有帮着改写小说、改写讲话稿.潘小平开文学讲座属言归正传,而一些关于妇女问题、儿童留守、素养、公民道德、历史钩沉、新闻策划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她也常常接受邀请,于是,查资料、备讲稿,粉墨登场,口若悬河.她在热烈的掌声中享受着泛文化时代赐予她持续不断的光荣和痛苦.

杨澜在《一问一世界》一书中疯狂推崇萧伯纳的一句名言：“理智的人会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而不理智的人会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但历史却是由后者创造的.”做学术论文起家的潘小平显然是一个极具理性人格的人,她与这个时代的对话方式及合作方式都是合乎工具理性主义基本宗旨的.很多年前,她就意识到“后现代文化”潮流在中国不可避免的事实,于是开始了连篇累牍的都市化、商业化、消费化散文与纪实写作,她很理性地提前认定了后现代主义来临后消费性文字“速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于是在各大报纸发表和连载的基础上就有了《季风来临》和《爱情这逃犯》这两本具有商业化写作倾向的书,潘小平在铺天盖地的报纸版面上挣了多少钱不知道,但她在那一轮商业写作的实践中,挣到了她意想不到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合肥有两个潘小平,另一个同名者在酒桌上被介绍是潘小平时,许多人纷纷端着酒杯过来,并无限尊敬地说,“终于见到真人了,我在报纸上看过你很多文章.敬你一杯!”

物化崇拜和现代传媒包装并塑造了太多的明星和名人.然而,潘小平在这个包装和消费的文化潮流中算不上是一个坚定的追求者,她只不过是一个游览者、考察者、研究者,她想以自己的后现代性的写作来佐证消费性阅读的不可抗拒,并思考中国作家写作的前途和意义究竟在哪里.潘小平的写作路径是：论文、美文、纪实、电视散文、电视剧、小说、文化散文,人到中年后,潘小平不再为报纸副刊和商业期刊写作,她转向了小说和文化散文的写作,转了一个圈,她又转回到了自己的起点,回归到了理性与审美的价值坐标之中.

这是潘小平的宿命,是知识分子本性无法被彻底改造和永久收编的必然.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说得非常明确,在一个全面物化的社会里,纯粹的知识分子身份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往往和一个个社会角色相配套,比如记者、律师、编辑、商人、老板、政客、职业经理人、自由撰稿人等.从萨义德这里我们为潘小平众多身份和角色找到理论注解,但这并不能就此认定潘小平就是这个物化时代的标识者和代言人,因为她理性中认同的泛文化的潮流并没有在她的内心和情感深处获得终极价值.所以她要写长篇小说《翁同》,写电视剧《徽骆驼》,写文化散文《皖赋》与《文化徽州》,从大众写作回到精英立场.她不再陶醉于为爱情而死去活来的各种表演,也不再为市井趣味而寻找生活中的充斥着阅读诱惑的蛛丝马迹.潘小平的《皖赋》和《文化徽州》两部文化散文专著以及后来的一些电视散文最终还原了潘小平的本质属性,也代表了潘小平文学创作的真正实力.在我看到的潘小平有限的散文中,电视散文是写得最好的散文,《老子故里》、《虞姬墓》、《渔梁残照》、《雪落九华》比早期的美文《北方》、《灯火》等更有表现力,这组电视散文不仅画面感强烈,重要的是时间与空间不断切换后 的想象力被完全打开,造成了审美上的空灵与张力,而且对历史和人物的思考与判断强化了文章的思想纵深.美文和思考及认知结合得很完美.《皖赋》与《文化徽州》“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严密的理性思辨力、抽象的逻辑整合力为安徽文化史进行了一次庄严的命名,潘小平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将安徽的文化历史大胆地划分为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和新安文化圈三个系列,并在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上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发轫、继承、链接、发展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判断上,潘小平以其理性的自信对传统的历史观、阶级观、价值观进行了大胆的修正和个人化的超越,从而实现了对安徽历史文化的一次哲学思考、一次文化定位、一次历史判断、一次人文关照、一次理性演绎.”（引自许春樵《走近潘小平》一文）潘小平创作的回归和转型,评论家王达敏是这么说的,“由‘士大夫趣味’转向‘大众趣味’,表面上看是艺术趣味的变化,实则是叙事立场乃至思想观念的变化.让我生疑的是,一个二十年来持守精英立场的知识分子,真能像换衣服一样说改变立场就改变立场吗?”（引自王达敏《精英立场与世俗立场――潘小平散文论》）当然不是,我当年曾给潘小平《季风来临》一书写过一篇评论,文中论及潘小平尽管对流行和时尚的生活很是宽容,但书中却更多地是表现出了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崩溃的深刻忧虑,对不计后果活着的不安和担心,《季风来临》中仍然埋伏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一核心价值主题.

那个美国籍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在英国BBC的演讲中对知识分子做了最准确的定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潘小平无论与这个灯红酒绿世界怎么合作,她仍然改变不了她对这个世界所保持的警惕与戒心,仍然要表达她对这个世界错综复杂的终极性追问与思考,因为潘小平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文化掮客,所以她注定要坚持和寻找这个世界的根本定义.比如,她虽然参与过不少商业文化的策划与行动,但她在各种文学讲座和研讨会的现场,却为文学的纯粹性大声疾呼,“真正的文学不是离现实有多近,而是离现实有多远.”她认为现实的泥泞感会使一个作家淹没其中而丧失了独立的思想与思考.而后现代性的商业化写作则是必须严格遵循写作内容与阅读趣味的“当下性”和“消费性”,必须写出不能自拔的“泥泞”感来.所以,她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翁同》中明显能看出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度探索,对人被历史绑架后的深刻反思,其写作立场与文学思考很纯粹,然而这样的写作已很难受到商业追捧了,她自己主动滑向了商业文化的边缘.

潘小平在泛文化时代的写作姿态,可以明显看出她对后现代文化潮流虽然给予了理性的认同并有所合作,由于她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属性已经无法修改,所以,她与这个泛文化时代的合作只能是貌合神离,而不可能有一拍即合的默契.在早已远离了物质挤压和金钱匮乏的窘困生活之后,潘小平说她对挣钱已没有兴趣,对芸芸众生以非常手段挣钱更是愤怒不已,我们时常在谈及某些腐败集团或腐败分子贪婪无度时,她会情绪很失控地对着一群无辜的脑袋大声谴责着,“你说要那么多钱干嘛?丧尽天良!”她的手在平静的空气中激烈地比画着,“丧尽天良”一词至少要重复三次,音节铿锵而凌厉.

评论家王达敏和我一样认为潘小平很矛盾地行走在这个泛文化时代的天空下,她的矛盾性正是这个无所适从时代的一个真实写照.太多的诱惑、太多的机会、太多的利益与太放不下的文人情怀与知识分子立场.我对潘小平的理解是,她愿意参与泛文化时代的写作,但她不愿意被泛文化时代收编；她愿意与这个时代合作,但她不愿意被这个时代异化；她愿意为达到目的作出一些妥协,但她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

基于知识分子的顽固属性,潘小平无论是为文,还是做人,时常与现实产生剧烈冲突,有时是不合常规,不符常理.修改论文倒也罢了,她有时要修改或起草发言稿.文学经费紧张由来已久,为了设立“安徽文学新星奖”,她义务给赞助的某基金会写了一本歌功颂德的书；文学院办高研班,她要求大家每人开车接送学员和讲课老师,然后又从自己家里搬来几箱酒,给学员喝了个精光.很多时候,经费没落实,她却不计后果地已经开始行动,去松潘采写安徽援建地震灾区,她揣着自己的信用卡,一路猛刷,十来个人的几万块钱路费饭费全由她垫付,属于胆子比较大的人.她一直在高校和刊物工作,干的是业务活,没怎么做过组织工作,在担任安徽文学院院长和《安徽文学》主编后,经常犯一些违背组织原则的错误,比如一个重要活动启动前,不向领导请示汇报,接待外地重要的文学来访,不让领导参加,也不告知.这属于典型的“目无领导、无视组织”的错误,但她对此的认识却很不到位,一开始我说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不行,她说,“我不向组织汇报,是不想给领导添麻烦.我们把事情干好了不就得了.”她觉得组织上应该感谢她才是.后来,她逐渐有所觉悟,但做得依然不够周到,偶尔的错误隔三差五地还会发生.她的组织定位和角色把握时常是不准确的,比如在讲到安徽的文学在全国位次危机的时候,她会大声疾呼、会痛心疾首,“如此下去,我们怎么办?必须培养新人,发现新人,组建队伍,搭建更多的文学平台!”那些抱负天下、慷慨激昂的言论本该是省里主管文化的领导们说的,领导们没说,她却到处说.在作家身份之外,其他角色中的潘小平并不成熟,有时很幼稚,知识分子的耿介和文人狂放不羁的个性决定了她的政治前途非常有限.

然而,作为一个作家,尽管她的写作姿态流露过泛文化时代的特征,但她终究又回归到了精英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管她担当了多重角色,但她依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这不是我理性分析的结论,而是一种无法变异的文化基因对潘小平做了最后的命名.

责任编辑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