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以前对年代没什么概念,可这两年关于“70后”被强迫记忆起来.以前,整日混迹江湖,忙得连自己身体器官的位置都搞不清楚了,哪有闲情细数自己年轮.这两年工作状态调整,突然有闲暇关照自身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男人一思想,全身的骨头都会酸疼.归属感和站队意识是人的本能,我对自己分门别类进行总结时,发现自己只有一个模糊的身份：70后.所以我的骨头都在酸疼.
所谓70后对我们的指称是极其概念化的,其实,我们70后已经被推到一个残酷的轴心位置：上有老,下有小,每天戴着不同的面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城市流浪,精神的游历并没有让我们放逐自身,身不由己背着自己的家庭,在城市的马路上划上一道又一道痕迹.我们无可奈何发现一个秘诀：我们不是给自己活着的,我活着是给别人看的.我们是职场老黄瓜了,在业务上,我们要显得很有知识很有经验；作为领导,我们被假想成成熟稳重无所不能；作为下属,我们似乎心甘情愿当不计较个人得失、遵守游戏规则的装傻族；作为家里的男人,我们永远都把自己打造成不会倒下去的硬汉,就是让孩子灿烂的笑容一直延续下去,让老婆柔弱的肩少担一点重量；在对自己老家父母兄弟汇报状况时,从来都是公式化的回答：一切都好,好的不得了,你们不用操心,在满足亲人虚荣的同时,坚决不让他们感觉到城市的肮脏和分裂.
钞票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女人越来越多,这些是70后一个身体长出的伪足.其实,我们仍活在虚空中,人过而立之后,像回到青春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那里,不知道自己应该去那里,自己就是四处游荡的幽灵,无家可归,寻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如果青春期是人生第一个迷惘期,那么而立之后是人第二个迷惘期.生存的目标和意义除了钞票,就很难寻找到第二个响亮的理由.我们只是被抽象成一个符号：我们是70后.
和上一代人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反思苦难的自觉,缺乏批判的本能,我们只知伤痕文学其意,不知其味,我们阅读卢新华的《伤痕》是无法解读出历史责任.但是,我们带着脱贫致富的冲动、文学、性幻想、意淫思维和一个男人的坚强开始没有归路的漂泊,成为城市的他者.很多70后都有类似的经历,从一个小地方向城市移民,这是和故土的第一次身份分离.我想,很多70后和我有相同的感受,回到故土,我们是谁我们是宾客,我们很难与故土融为一体,在故土亲朋好友中,我们的身份荒诞凸现：我们是异乡人！这种角色混迹在无法倾诉的乡愁中,我们只能无可奈何成为城市和故土的异乡人.我们精神的故乡呢很多70后如我一样,无法忍受小机关的尔虞我诈和平庸,走出传统的单位自谋职业,住地下室、租平房、租楼房,后来买房买车,和很多80后不一样,他们游历城市有亲友团支持,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在城市生存,在这个时候,我们与社会身份分离也就是第二次身份分离,我们就是城市的游民.我们是改革的亲历者,我们可以自由从这个公司跳槽到那个公司,跳来跳去我们就跳到30多岁了,和80后不一样的是,80后面对就是多元的选择,而70后经历这种裂变,此时,我们就开始了与城市的身份分离也就是第三次身份分离,我们就这样把自己塑造成这个时代的游民.
刘小枫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读书》上《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说,“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这代人起初并没有想到,理想主义竟然也会有真伪之分,这代人曾经幼稚地相信,神圣的理想定然会在历史的行动中实现.”我们70后和上一代人精神游历是不同的.理想主义有真伪之分,但我们的伪理想和刘小枫所指的伪理想是不同的,70后的意淫没有那么宏大,更多是指向自身,纯粹的理想主义在身份分离中已经下岗了,我们以一个游民的姿态打家劫舍.
身份分离后的苦痛吞噬我们的精神之体,所以我们越来越紧紧裹着各种角色强加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深知,如果我们抛弃了责任,那么,我们的角色就会淹没在空气中,我们感受到身份的分离之痛,如果没有角色的维护,那我们就是这个社会的弃儿,所以我们的责任感越来越重,因为我们怕这种角色的消失,虚假就虚假吧,沉重就沉重吧.养活老婆和孩子是我们最简单的责任,我们死都不会抛弃爱我们的人,但我们可以随时抛弃我们爱的人.所以,70后的爱越来越含蓄,也越来越暧昧,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很难再把爱当作一个项目去苦心经营了.记得张贤亮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说过：可是,这里的爱情呢有爱情吗去他妈的吧,爱情被需求代替了！70后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照抄,成为我们对爱的注释.
身份分离后,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精神无所归属的迷惘,压抑者寻找倾诉的对象,所以,我们把网络当成了文化厕所,尽情宣泄暴力语言,无所顾忌的进行的叙述.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些事情,我们不是觉得自己很无能,我们把自己解释成高尚,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同样把自己解释成自然行为,用心理生理逻辑的知识去给行动安装合法的窗户.我们用荒诞的哲学来安慰身份缺失的迷惘心态,虚伪就虚伪吧,我们看到自己在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