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学杂志中的中国文学

摘 要：本文讨论了澳大利亚一百年来几家重要文学杂志中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澳洲本国华人作家英文作品的介绍,以及中国文学通过何种途径进入澳洲文学杂志的.

关 键 词：澳大利亚；文学杂志；中国文学；华人作家的英文写作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1)5－0037－08

文学进入一个国家有很多途径,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文学杂志.澳大利亚因为国小、人口少、远离北半球文化中心,而且向以经济为主,文学及其他为辅,对文学杂志的发展除了几家长期由政府赞助外,一般都令其自生自灭,因此文学杂志数量远不如中国多,类似中国《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之类的杂志更是闻所未闻,这为中国文学进入澳大利亚增加了难度.加之澳大利亚与英国同文同种,在文化文学渊源上亲英美,近欧洲,而远离亚洲和中国,这又为中国文学进入澳大利亚增加了另一重难度.而且,澳大利亚迟至1972年才与中国建交,使得的文学交流长期以来几乎根本不存在,交流仅限于个人行为和个人兴趣,这为中国文学进入澳大利亚增加了第三重难度.

在这三重难度下,中国文学还是通过杂志进入了澳大利亚,改头换面地以英文出现,艰难而又稀疏地进入了另一种文字,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澳大利亚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全面开放的时代里,更借助澳大利亚华人作家之笔,以另一种方式向澳大利亚读者呈现.本章将以三家杂志为个案,探讨中国文学如何通过澳大利亚文学杂志进入,是否产生影响,如何为读者接受,及其演变过程.

澳大利亚的文学杂志虽不如中国量大面广,但有些杂志的历史却要比1949年建国以来的任何一家中国文学杂志悠久.靠起家,后来成为主要属时事性、稍含文学性的杂志《公报》(TheBulletin)于1880年1月31号出版第一期,足巨今(2007年)已有117年历史了.以墨尔本大学为依托的《米安津》(Meanjin)杂志首刊于1940年,以悉尼大学为依托的《南风》(Southerly)杂志则更早,首刊于1939年.50年代后,又出现了一直持续至今的大杂志如墨尔本的《横跨大陆》(Overland)(1954起),西澳珀斯的《西风》(Westerly)(1959起),布里斯班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LiteraryStudies)(1963起)和《赫卡忒》(Hecate)(1975年起),墨尔本的《澳大利亚书评》(AustralianBookReview)(1978起),数度易位、转战全球、目前暂时栖居卧龙岗的《昆纳匹匹》(Kunapipi)(1979起),塔斯马尼亚的《岛》(Island)(1979起),墨尔本的《倒下时也要挥拳一击》(GoingDownSwinging)(1980起),以及多得不计其数,如野花遍地狂放,转瞬即逝的小杂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诗歌澳大利亚》(PoetryAustralia)(1964～1992共133期).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上网下出现了更多新的杂志,影响较大的有纸媒的《原乡》(0therland)(1994起),《热》(Heat)(1996起),《箱形风筝》(Boxkite)(1999起)和网刊《夹克衫杂志》(JacketMagazine)(1997起),《无烟诗歌评论》(CorditePoetryReview)(1997起)等.本章将集中探讨三家杂志个案,即《诗歌澳大利亚》,《南风》和《米安津》杂志.

《诗歌澳大利亚》

《诗歌澳大利亚》由格雷斯佩里(GracePerry)于1964年第一次成立,其目的是为了扶持澳大利亚诗歌人才,把杂志办成一家真正“具有国际性的”杂志.说是具有国际性,其实只具有半国际性.在其1964年～1992年的133期中,该杂志举办了多次国别特刊,几乎囊括了欧美所有重要诗歌大国,如英美法德、瑞典、加拿大、意大利、新西兰、爱尔兰、苏格兰、俄国、奥地利,也译介了东欧诸国的作品,如捷克(1969年10月),罗马尼亚和马其顿(1975年54～55期合刊),南斯拉夫(1976年58～61期合刊),甚至介绍了亚洲若干国家的诗歌作品,如朝鲜(1969年2月),日本(1970年12月),巴新几内亚(1969年12月)和希伯来诗人(1978年66期).独缺中国诗歌.这对于一家以“国际性”为己任的诗歌杂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和缺憾.

是何原因导致如此呢不外乎这样几种原因：主编族性、编辑倾向、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歌在澳大利亚的不显眼地位,以及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文化附庸国对其文学艺术产品的依赖.作为一个国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实际上是该国文化文学教育等的一个综合体和载体.人们不可能期望一个从小接受英式或澳式教育的白种人,把一个目的为了提携本国诗歌人才的杂志办成一个面向亚洲文学、甚至中国文学的窗口,这在自1901年起以“白澳”政策为国策,直至70年代初该政策才解体的澳大利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一篇庆祝该刊发表一百期的文章中,作者毫不隐瞒自己对外来文化的抵触情绪,盛赞该刊为了避免让过多海外作品“危险地占有杂志版面”而一期期刊载年轻诗人作品,以取得平衡的做法.尽管华人来澳早至1817年,早年来自英伦三岛的爱尔兰流放犯都模糊地知道“青山那边是中国”,19世纪末期又有写下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乔治莫理循(GeeMorrison)和20世纪初为当顾问的威廉亨利唐纳德(WilliamHenryDonald)这样两个著名的“中国通”,但澳大利亚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普遍表现迟钝和麻木.这是与自1850年淘金时代以来长期抑华贬华的制度性行为分不开的,也与澳大利亚国族意识淡薄,始终向“母亲祖国”(MotherCountry)英国看齐,拾其牙慧有关.既然已有亚瑟韦利(AhurWaley,1888～1966)的中诗英译,何必还需要自己辛苦翻译呢这种依靠舶来品欣赏中国文学的思维定势即使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仍有很大市场.笔者就亲耳听到过这种澳洲无需翻译,只需阅读英美出版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即可的言论.而且,由于中国文学始终未进入澳大利亚大学,只是到了1953年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设立第一个中国文学教授职位,中国文学在澳大利亚的进入和传播就只能在很小范围内通过少数感兴趣的人来进行了.

尽管如此,中国文学还是通过杂志进入了澳大利亚这片排他的文学风景,借助的是华人之笔,采取了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以《诗歌澳大利亚》为例,其创始之初有一期(1965年12月第7期)曾介绍过几位新加坡华裔诗人的诗歌,如唐爱文(EdwinThumboo),WongMay和RaymondOngEngKong.除了诗人名字上还可依稀识别出斑驳的华人风貌外,这些诗里的中国痕迹几乎荡然无存.此后对华人诗歌的介绍也仅限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澳大利亚华人女诗人TinaChin(1971年第39期),美国华裔诗人StephenShuNingLiu(1971年第40期),澳大利亚华裔诗人KenChau(1984年第96期和1986年第103期)和加拿大华裔诗人弗雷德华(FredWah)(1986年105期).KenChau有一首诗以“Chinks”为题,含蓄地反映了生活在异国的无根状态,首句上来就是：“连根拔起,栽在陌生人家的后院/凋谢花朵的香气馥郁得很不正常.”KenChau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曾一度活跃,虽在《米安津》,《南风》和《西风》等大杂志上从未露面,但《诗歌澳大利亚》早于1984年就给读者推荐,为澳大利亚的华人英文诗歌立下了开创之功.除此之外,该刊始终与中国诗歌无缘.迟至1992年,还刊载了一首充满中国滞定型的诗歌,题为《办公室餐具柜中的中国娃娃》.

我在电子邮件和《夹克衫杂志》主编约翰特兰特(JohnTranter)提及《诗歌澳大利亚》为何从不介绍中国诗歌一事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据他回忆,“60年代,大多数澳大利亚人 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遥远、敌视而又神秘的国家”.正因如此,造成了这种诗歌的隔绝.实际上,中国岂止是在60年代被看作是“遥远”的国家.直至2007年的今天,美国的澳大利亚文学专业杂志《对跖地》(Antipodes)中仍有文章把中国等同为南非和日本一类“遥远的国度”.

《南风》杂志

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文学杂志是《南风》杂志,由英语协会(TheEnglishAssociation)悉尼分会于1939年创立.最初把重点放在英美文学上,但从1944年开始,逐渐把重心转移到扶持推广澳大利亚文学上来,重点介绍澳大利亚作家的创作和评论,成为一家十分重要的澳大利亚文学刊物.但这家杂志在1939～1992年长达53年的历史中,仅在两期小量登载了有关中国文学的作品,可以算得上是两件“重小”事件了.1940年第一期横空出世地刊载了一篇关于《梅》的短文(第23～25页),题为《一部中国长篇小说：梅》(AChineseNovel：TheChinPingMei),其中节选了英国翻译家亚瑟韦利所节译的《梅》(1939年出版).该文作者R奥姆斯比马丁(R.OrmsbyMartin)开门见山,指认这部中国长篇小说有两大特征,一是就事论事的讲故事,不理会情节,也无“心理强度”(p.23).二是这部小说从未被学者认为具有任何“文学(或道德)价值”.(p.23)但马丁受林语堂影响,引用林的原话说明该书“可能是一部反映(明代)社会风气的最佳小说”(pp.23－24).他自己则认为,这部小说与其说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部中国的《十日谈》,不如比作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更佳,因为两部作品都是“价值极高的历史文献”.(D.24)

时隔30年,在1970年第3期,《南风》杂志发表了艾利克欧文(EricIrvin)以《三首仿中国风格的诗》(ThreePoemsAftertheChinese)为总题的三首诗(p.230).这个“重小”事件的意义在于,它透露了澳大利亚诗歌也泛滥着一股“中国风”.chinoiserie这个法语词在中文里有多种译法,如中国风,中国热,中国潮,中国风格,中国东西,汉风等,是指17世纪以来欧洲绘画、雕塑、家具、陶瓷等一系列艺术形式中流行的模仿中国艺术风格的时髦风潮,后来逐渐扩展到文学作品和文学语言中,具体通过厄内斯特－布拉马(ErnestBramah)的《凯龙》故事系列,巴里休加特(BarryHughart)的《主人和十号黄牛》长篇小说系列,以及斯蒂芬马利(stephenMarley)的《茶黑龙》系列(ChiaBlackDragon)等反映出来.由于亚瑟韦利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对英语诗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南风》杂志1958年第1期登载的澳大利亚诗人布鲁斯比佛(BruceBeer)的诗《“曾忆金銮”等以及白居易》(“‘Remem－beringGoldenBells’等andPoChu－i”)(p.30)中就可以看到韦利译诗的影响.该诗的源头是自居易《念金銮子二首》之一,全文如下：

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

非男犹胜无,慰情时一抚.

一朝舍我去.魂影无处所.

况念夭化时,呕哑初学语.

始知骨肉爱,乃是忧悲聚.

唯思未有前,以理遣伤苦.

忘怀日已久,三度移寒暑.

今日一伤心.因逢旧乳母.

韦利译诗比较自由,全文对照如下：

GoldenBells

WhenIwasalmostforty

IhadadaughterwhosenamewasGoldenBells.

Nowitisjustayearsl’neeshewasborn；

Sheislearningtositandcannotyettalk.

Ashamed－tofindthatIhenotasage’sheart：

Icannotresistvulgarthoughtsandfeelings.

HenceforwardIamtiedtothingsoutsidemyself：

Myonlyreward－thepleasureIamgeRingnow.

IfIamsparedthegriefofherdyingyoung,

ThenIshallhethetroubleofgettinghermarried.

Myplanforretiringandgoingbacktothehills

Mustnowbepostponedforfifteenyears！

布鲁斯比佛一诗的标题显然取自韦利译诗,诗中称白居易为“你”,把中国的常规称作是一种“前后颠倒的常规”(back－to－frontconvention)(p.30).除了显示出诗人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无知,以及一种拙劣的模仿之外,全诗毫无真情实感,难以卒读.

艾利克欧文曾在《悉尼晨锋报》(SydneyMorningHerald)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助理编辑(1962―1973),发表作品以诗歌居多,诗歌中又以“中国风”的作品居多,如发表在《公报》的《竹笛》(1943年3月24号),《半球》(Hemisphere)杂志的四首《仿汉诗》(1967年7月号)和该刊1969年7月号的一首仿汉诗,《二十世纪》(TwentyCentury)杂志的两首仿汉诗(1970年春季号),《公报》的一首仿汉诗(1971年2月6号),以及《象限》(Quarant)杂志(1987年1～2期合刊)的一首仿汉诗,标题就叫《精典四行诗：汉风》(QuintessentiaQuatrains：Chinois－erie)(p.77).他1970年第3期发表的三首仿汉诗中,有一首叫《刘彻变奏曲》(VariationonLiuch’e),是根据韦利所译汉武帝刘彻悼亡诗而来.中文原诗如下：

罗袂兮无声,

重墀兮生尘,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宁扃,

望彼美之女兮,

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韦利译文把标题改为《李夫人》(LjFu－Jen),总体上忠实于原文,进入英文后也颇有诗味,如下：

LiFu－Jen

Thesoundofhersilkskirthasstopped

Onthemarblepementdustgrows

Heremptyroomiscoldandstill,

Fallenleesarepiledagainstthedoors

Longingforthatlovelylady

HowcanIbringmyachinghearttorest

到了庞德手上,该诗标题又变了一变,成了《刘彻》(LiuCh’e),全文如下：

LiuCh’e

Therustlingofthesilkisdiscontinued,

Dustdriftsoverthecourt－yard,

Thereisnosoundoffootfall,andthelees

Scurryintoheapsandliestill

Andshetherejoiceroftheheartisbeneaththem：

Awetleafthatclingstothethreshold

把“无声”译成“therushing等discontinued”(惑率声等中断了),“生尘”处理成“dustdrifts”(漂尘),又打乱诗歌语序,把“落叶依于宁扃,”一句搬到诗末,脱离全诗,自成一句,这在庞德来说颇具创意.

艾利克欧文则是这么“变奏”的：

VariationOnLiuCh’e

Nomorehersilkensteps,Nosound

DustclogstheJadeCourtyard

Coldsilencekeepsheremptyroom

Leespressatthedouble－barreddoor

WhereshallIlooktofindherbeauty

Wherefindthedreamtoeasemyheart

译文生硬而不自然.把“宁扃”处 702;成“dou－ble－barreddoor”(双闩门),在“扃”字上固然贴近,但“宁”字的凄清之意荡然无存.这种不懂中文,从文本到文本的翻译虽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交流,但终究属于无本之源,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赘述.

据笔者调查发现,《南风》杂志自创始之初就颇具世界主义倾向,发表了大量海外文学作品,1944年第l期介绍了普希金,1945年第1期介绍了马雅可夫斯基,1949年第1期介绍了当代新西兰诗歌,1954年第1期介绍了DH劳伦斯在澳洲的情况,1958年第1期介绍了于勒凡尔纳(JulesVerne)的作品,1965年第3期介绍了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Trollop)的澳洲小说,但除了两次“重小”事件之外,始终置伟大的中国文学于不顾,无论是现当代,还是古代,无论是出自本国还是他国华人笔下,都是如此.进入90年代,情况才逐渐好转起来.1989年,澳大利亚小说家、前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曾在上海华东师大外语系讲授澳大利亚文学为时半年的周思(NicholasJose)出版了一部关于89事件的长篇小说(AvenueofEternalPeace).其后不久,他于1992年在《南风》杂志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关汉字：翻译中国》(Non－ChineseCharacters：Trans－latingChina)的文章(pp.3－11),提到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澳大利亚小说,如乔治庄士敦(GeeJohnston)的《一车粘土》(ACarloadofClay,1971),其中有一个人物是其在中国认识的诗人闻一多；以及中国诗歌对澳大利亚诗人的影响,如罗丝玛丽多伯森(RosemaryDobson),约翰特兰特和费茨维基(FayZwicky)等.至少从《南风》杂志出版史看,这是第一篇比较深入反映中国文学在澳大利亚流布情况的文章.其中也谈到了周思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作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中国叙述文体具有典型的片断插曲、漫无头绪、传奇冒险、以及零敲碎打等特征.”(p.8)无论这种看法是否全面,它至少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切入.此后,《南风》杂志分别在1995年第2期和2003年第1期共登出两期翻译特刊,发表了包括《大雁塔》在内的六首韩东译诗(1995,No.2,pp.45－52),译者是陶乃侃和托尼普林斯(TonyPrince)和欧阳昱英译的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杜甫(《春夜喜雨》、孟浩然(《春眠》)和三F维(《渭城曲》)各一首(2005,No.1,pp.53－54).其间还在1995年第4期发表了裴希敏(simonPatton)译的于坚一首《啤酒瓶盖》(pp.166－167).还通过书评方式介绍了陈顺妍英译的杨炼《Yi》诗集(2003,No.2,pp.190－193),以及不少澳洲华人的文学作品,如ChouLi－ren、Xiao、陶乃侃和欧阳昱的诗,潘孜捷(zijiePan)的短篇小说和SelinaLiDuke的散文.不能说全面,但至少“零敲碎打”地引入了一些片断的中国文学风景.值得注意的是译介当代中国诗歌时译者的介绍.陶乃侃和托尼普林斯注意到韩东诗歌中的“非诗语言”,“对个人情感的节制”和“对陈腐词语的运用”,认为其诗“洞见了城市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情感一面.”(1995,No.2,p.45)裴希敏观察到于坚诗歌中“每日平庸的生活成为新风格的基础”之特点.(1995,N0.4,p.166).评论杨炼《Yi》诗集的克利里夫斯(KerryLeves)称该作为一部“奇书”(extraordinarybook),令西方读者想起尼采和兰波.(2003,N0.2,p.190)其诗“色彩斑斓,生动,浪漫,土气扑鼻――是一位先知对死亡、再生、苦难和升华等主题的狂想曲.”(p.191)

总的来说,《南风》杂志在九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五年中所经历的轨迹反映出这家杂志已逐渐意识到翻译于文学交流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之.尽管对中国文学的门敞开得尚不够大,但相较于前五十年,应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据该杂志现任主编戴维布鲁克斯(DidBrooks)说,中国文学介绍得很少主要与缺乏中国“材料的翻译”和主编偏好有关.他很自谦地说,我们杂志(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尚处在“赛珍珠”时代.我在回信中除了提到个人口味、选编原则和关系等原因之外,也提到了时代原因(“白澳”政策、冷战)等,以及一个十分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中国文学在西方一向不被认为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而是一个专门领域,需要专家(往往不是文学评论家和批评家)来探讨和介绍.高行健英译作品在澳大利亚出版之后,澳洲报界延请所谓“中国专家”(Chinaspecialist)而不是文学评论家来写书评,就很说明问题.说到底,这是西方在把中国政治化的过程中连带着也把中国文学政治化的一个严重倾向.

《米安津》杂志

《米安津》1940年创刊于布里斯班,第一期仅有8页纸,逐渐扩展到双月刊,从1943年起改为季刊至今.据第一任杂志主编克勒姆克里斯特森(clemChristesen)称,该刊任务是提供“公正无私的批评,对所有有关的思想都感兴趣”,“灵活多变,但诚挚本意不变”,其“原则问题”就是“不附属于任何原则”.67年来,这本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在面向世界的同时,主要把重点放在推介澳大利亚本国作家作品上.刊物创始之初的40年代和50年代,曾不断有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大量选译了古代诗歌作品和少数现代作品.6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为有关中国和亚洲的政论性文章所代替,70年代和80年代除了个别介绍澳大利亚华人作家作品之外,对中国文学只字未提.90年始升温,直到2005年末,几乎每期都有关于中国文学或华人文学或艺术的介绍,反映了该刊从开放走向封闭,又逐渐走向开放的全过程.

在早期向澳大利亚介绍中国文学的人中,R奥姆斯比马丁是一个重要人物.前面曾提到他在《南风》杂志1940年首刊介绍了《梅》.在《米安津》1943年第一期,他以短文介绍了古今中国的文学情况,认为研究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不仅会丰富我们(澳大利亚人)的国民生活,而且能让我们在东西方的结合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当年有这种见识的人是不可多得的.遗憾的是,号称拥有关于从1780年以来澳大利亚94000多作家和文学组织几十万件作品资料的AustLit网站(http：//.austlit.edu.au/about)却时至今日(2007年7月14日)没有这位先生的任何资料.基于马丁上述文中的超前认识,他不遗余力地介绍古代中国诗歌,特别是唐代诗人诗歌.这包括他在该刊1944年第二期推出七首英译的王维诗(pp.97－8)；1946年通过米安津出版社出版一本总计六页,题为《山水：中国风景诗歌翻译》(ShanShui：Translations0fChineseLandscapePoems)的中国古诗翻译集,该诗集曾被誉为澳大利亚第一部中诗英译集；01953年第三期推出的王维译诗四首(pp.314－315).马丁对王维的喜爱来自他对王维诗歌深刻的认识.他说,王维诗歌是诗与画这“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其“文字图像具有罕见之美”.0他认为王维对大自然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因其短暂易逝而像李白那样惊倒,也因意识到自然之美而不像杜甫那样对社会感到愤懑和不满.最后,他以一个关 键 词enjoy(欣赏或愉悦)总结了王维的诗歌精髓,即王维的诗歌表现了对山水的欣赏愉悦态度.

CP费茨杰拉尔德(c.P.FitzGerald)(1902～1992)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21岁去中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直至1950年返澳.主要著作有传记《天子：唐代奠基人李世民》(Son0fHeen ：ABiographyofLiShih－min,FounderoftheT’angDynasty)(1933),《中国文化简史》(China：AShoaCulturalHistory)(1935),《中国的革命》(RevolutioninChina)(1952),0传记《女王武则天》(EmpressWu)(1955)和《为什么偏偏是中国》(WhyChina)(1985)等.五六十年代,他在《米安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中国发生的变化和现状.他在1950年《米安津》第二期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指l出,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开展了一次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的领军人物,肇始了白话(paihua)运动.他还指出,白话虽然具有革命意义,但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出现在明代话本小说中.用白话写出的《水浒传》和《红楼梦》都有一种明显的“颠覆倾向.”他认为《红楼梦》反对男权为主宰的社会暴政,捍卫了女性的权利,这在50年代初,可算是一种洞见.他还提到了中国的文字改革,特别是提倡平民教育,推广“千字运动”的领袖晏阳初(Y.c.JamesYen).在1951年《米安津》第三期上,他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颠覆力量的中国长篇小说》(TheChineseNovelasaSubversiveForce)的长文,以《三国志》,《水浒传》,《梅》,《西游记》和《红楼梦》四部小说为例,着重指出中国长篇小说是建立在白话根基之上的这个重要原则,因此导致了这些名篇“当代遭贬,未来辉煌”的不幸之幸.他认为“明人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是其使用了“活的语言并描述了人性永恒的弱点”,因此在(的)新时代与旧时代一样,也会有读者并将不断重印.根据他的注释,这五部作品中,《三国志》当时已有英文全译本,译者是c.H.Brewitt－Taylor,中文姓名是邓罗(又译布鲁威特一泰勒),1925年由KellyandWash出版社在上海出版；《水浒传》仅有赛珍珠的译本,为AllMenAreBrothers；《梅》有两种译本；《西游记》有亚瑟韦利的节译本,名为Monkey(《猴子》)；而《红楼梦》尚无英译本.在该刊1968年第四期发表的《中国和澳大利亚：一种持续的关系》(ChinaandAustralia：aContinuingRelationship)一文中,他强调中国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邻居”(p.394)并提出,“研究和了解当代中国是未来中澳关系之关键”,只有通过学校教育和投入更多时间研究中国文明,澳大利亚才能“产生不再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陌生神秘的一代人”(p.397).虽然费茨杰拉尔德没有通过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但他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向澳大利亚读者敞开了一道大门,从中透露了中国文明的信息.

很有意思的是,在《米安津》创刊初期的50年代,经常会有关于亚洲作家会议的报道见诸于页面,如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其中提到了中方代表茅盾和EmiSiao(萧三),但指出了一个令人悲哀的问题,即抵达中国的英文文学都是通过苏联的外文出版社,人们能读到英美作家狄更斯和法斯特(HowardFast)的作品,却不见澳大利亚作家的踪影,如凯撒琳普里查德(KatherinePrichard),弗兰克达尔比戴维森(FrankDalbyDison)和亨利劳森(HenryLawson)等.比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报道(《米安津》1955年第二期)和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报道(《米安津》1959年第一期),其中长篇引述了中国21人代表团中主要发言人周扬的原话,重点指出,各国的文化交流“无疑会增加国与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并推动东西方各国文化的发展.”(p.110)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尚未染上后期的政治化毛病,视觉取向是以文为主,有意消解文学中的政治含义.如在关于《亚洲文学宝库》(ATreasury0fAsianLiterature)(1958)一书的书评中,诺曼巴特勒特(Nor－manBarflett)指出,所收的韩素音的短篇小说《周大狗》(BigDogTsou)完全“缺乏政治意识”(《米安津》1958年第三期)(p.361),但这种相对摆脱政治的现象反而“更有力,更能代表亚洲”(p.362).

除了上述介绍报道之外,五、六、七十年代《米安津》在中国文学方面基本剃了一个光头,正儿八经译介的中国作家仅有一人：鲁迅.0译者本人也非科班出身.JB韩森一娄(J.B.Hanson－Lowe)是一个来自英国的石油地质学家和文学爱好者,他在荷兰海牙偶然发现一件散佚的中文手稿,看不到作者署名,后来根据标题猜测出自鲁迅之手,又经一位华人朋友确认如此.这就是他始而翻译,终而在《米安津》1960年第三期发表译文《孔已己》的来历(pp.276－281).关于鲁迅,韩森一娄似乎情有独钟,早在《米安津》1955年第二期就专文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及其作品《阿Q正传》,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认为该作不像“冯雪峰同志”(p.213)所认为的那样,是“从政治辩论家的角度,揭露宗族制度的陋习”(p.213),而是一部“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文学作品”,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或无产阶级实用文学的样板”(p.213),完全与共产主义无关(p.208).

70年代末和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澳大利亚面向亚洲和中国开放的时代.自“白澳政策”在60年代末解体,中澳1972年建交,亚洲移民大批涌入,澳大利亚全面进人多元文化时期,通过《米安津》这个窗口也折射出了新时期的文学变化.80年代来自中国的文学依然沉寂,仅发表了两个澳华作家作品,如高博文(BrianCastro)的一个短篇(1983年第一期)和K.Poon的一首诗(1984年第二期).进入90年代,情况出现了好转,不仅面宽(涵盖了澳华作家的英文作品和89事件后来澳大陆作家的英译作品,如丁小琦的《女儿楼》(MaidenHome),而且有重点(专门出版了亚洲特辑[1998年第三期]).与《南风》杂志不同之处在于,这十年,《米安津》重点介绍的除澳洲作家外,都是澳洲土生华人或者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籍或其他国籍的前大陆作家,如丁小琦(1994年第一期),来自新加坡的余燕珊(AudreyYue)(1996年第一期),来自香港的高博文(1997年第二期),澳洲土生华人作家简哈钦(JaneHutcheon)、陈顺妍(MabelLee)、NatashaCho、来自大陆的赵川(LeslieZhao)、桑晔、欧阳昱和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杨炼(1998年第三期).但其优点也是其缺点,即没有直接来自大陆的古代和现当代作家的英译作品,仅在1999年第二期发表了欧阳昱译的一首于坚诗《墙的发现》(p.20).

从2000年开始,《米安津》在保留上述这一倾向的同时,重心向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稍许偏移.除介绍澳华作家欧阳昱、沈元芳、ChristineChoo、ChongWeng－ho、关嘉祥(AndyQuan)0等外,还发表了陈顺妍译英籍前大陆作家虹影诗歌(2000年第四期),裴希敏译于坚散文节选《棕皮手记》(2000年第一期),又分别在2004年第二期和2005年第四期各出版了一期“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n)特辑和“连接舌语”(ConnectingTongues)的翻译特辑,推出了一大 5209;澳华新人,如钟海莲(HeleneChungMartin)、杨威廉(WilliamYang)、AnteShunWah、DeanChart、Tseen－iingKhoo(QiuQinling)、JenTsenKwok、林诚质(ChekLing)、SiewSiangTay、KimChengBoey、MiriamWeiWeiLo,还顺带介绍了两位新西兰华裔女诗人莫志民(TzeMingMok)和黄黎(AlisonWong)(2004年第二期),2005年第四期有阿格列兹卡斯特凡萝斯卡(AgnieszkaStefanowska)译苏轼诗,XuelianZhang译张承志中篇诗体小说《错开的花》,欧阳昱译西川和何小竹的诗等,其密度和密集度是前所未有的.诚如艾丽森布诺伊诺斯基(AlisonBroinowski)所指出,“由‘非连字符号’的纯澳大利亚人来写亚洲的集体信心已经下降”(2004年第二期,p.236),到了该由澳亚作家和澳华作家自我表现的时候了.因此,《米安津》主编伊恩布里顿(IanBritain)借重该期展演了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元化和混合化”的一辑,超越了这部杂志“传统的黑白范式”(p.省略/20/ot－ehinese.I),从翻译角度看,倒不乏新意.

“求新”或者说“承前”,是《夹克衫杂志》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该刊在第23期发表了斯蒂夫布拉德伯里谈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hRexroth)改写杜甫诗篇的尝试并在第32期刊出了加里布兰肯希普(GaryBlankenship)仿王维的诗作,以及澳大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弗克伦(ChristopherKelen)与诗人和学生一起,对唐代诗人孟郊诗歌进行删改、重写、再造等种种尝试.因为篇幅关系,此处从略.

其他文学刊物,如西澳的《西风》杂志,也与上述几家文学杂志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介绍现、当、古代中国文学偏稀,过于倾向华裔作家英文作品而不注重翻译在文学交流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