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传记文学创作目的

摘 要：唐代传记目的是以史为鉴,扬善惩恶；补缺和辩诬留；名青史和扬名后世.搞清楚唐代传记文学创作目的,对于研究唐代传记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文学创作,目的,分析

历代史传作者在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时,都会在著作中标明创作的目的、缘由,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指出,他创作《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创作人物传记,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人物事迹,传之后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历史人物的记载,探究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弄通从古至今的变化规律,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可见,“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最终目的.但司马迁这一人物传记的创作目的并没有被很好地继承下来,而且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击、排挤.虽然唐代以后《史记》地位越来越高,也无非是崇尚其开创纪传体例之功和赞扬其文章之美妙,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的史传文学创作精神却一直处于被忽略、被轻视的境地.后世传记文学尤其是史传的创作更多考虑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教化的目的,强调的是传记的扬善惩恶和鉴戒作用,传记作品中的、的思想浓了,作者个人的感彩淡了,客观性强了,主观性弱了.传记文学的创作,自此纳入了宣扬儒家思想,维护封建道德,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范畴中.唐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的,唐代传记文学的创作者们必然受到这种传记文学创作目的的影响,同时,唐代的传记文学创作亦呈现出一些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唐代传记文学作者进行传记文学创作的目的不同.

一、以史为鉴,扬善惩恶

以史为鉴,扬善惩恶的史传创作目的逐渐定型、成熟,在统治阶级和史传作者思想中沉淀、积累起来.唐代,随着史传的功能观发生新的变化,史传创作的实用目的得到进一步强化.唐初统治者注重修史,以史为鉴知兴替,从前代的兴亡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敕命修撰,于中书省设置秘书内省司其事,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监修,秘书监魏征总加撰定,秘书丞令狐德总知类会.各史修撰分工明确,前后费时二十余年,完成了唐前八部史传名著的撰着.在《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修成之时,唐太宗深为嘉许,由于唐代统治者的提倡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史传的发展.刘知几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了史传的实用功能,他说当人们阅读史传作品时可以：

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刘知几认为,史传可以使人“思齐”、“内自省”,把史传的功能提高到“生人之急务,为国之要道”的高度,比把史传作为扬善惩恶的工具,在认识上更为深入.唐代,这种实用的史传创作目的还影响到了散传的写作.如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李翱《杨烈妇传》等都是如此,他们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立传,目的是要借传主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从而起到教育世人、教化社会之功.

二、补缺和辩诬

史传以扬善惩恶为创作目的,使其在内容上“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关注的是“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描写的多是政治核心人物,以及这些核心人物的政治生活.唐代一些文人认为这些人物的事迹应该传之后世,因此,为之立传,以补史之缺,也为史馆提供人物的传记材料.此外,唐代文人出于正义、道义等原因为一些蒙受不白之冤的有功德之人辩诬而为之立传,也是唐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

唐代文人为补史之缺作传,主要是为史馆提供史料.如柳宗元创作《段太尉逸事状》为段秀实作传,原因是“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段秀实字成公,玄宗时举明经,天宝年间从军,守边有功.代宗时,吐蕃袭京师,代宗奔奉天,因军粮匮乏,军辄散剽,秀实自请为军侯,知奉天行营事,号令严明.兵还,白孝德荐为泾州刺史,封为张掖郡王.后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颖节度使.德宗建中元年征召司农卿,建中四年因反对朱称帝被害.柳宗元担心段秀实的事迹因年岁而散失无闻,就设法把搜集到的有关段秀实生平逸事加以整理,撰成《段太尉逸事状》,连同《与史官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一同寄给当时任史馆修撰的韩愈,建议韩愈“若太尉者,宜使勿坠”,且自信《段太尉逸事状》“信且著”,柳宗元为段秀实作传,为史馆写段秀实传时提供材料和参考的目的很明确.《新唐书•,段秀实传》全部引用《段太尉逸事状》中所记段秀实事迹,并载录《与史官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且评论说：“宗元不妄许人,谅其然耶！”

唐代文人还为一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功德较高之人立传辩诬.韩愈作《张中丞传后叙》的目的就是为张巡、许远辩诬.张巡是“安史之乱”中抗敌将领,生前朝廷曾授以御史中丞的京衔.安史乱发,叛军进占中原,张巡坚守雍丘（今河南杞县）十一个月,后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太守许远告急,张巡率三千人支援许远,与许远一起坚守孤城,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破敌十万,阻遏叛军不得南进江、淮,支援了官军收复两京.十月,城陷,遗民仅存四百,许远被俘,张巡与将士三十六人就义.十二月,朝廷施赦,褒奖功臣,张巡、许远依例赠官.事后有人反而责难张巡等人,其友人李翱愤而叙其守城事迹,撰《张巡姚等传》两卷,上之肃宗,为其申辩.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韩愈与张籍翻阅家中旧书,读到李翱所为《张巡姚等传》,感到此传“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大历年间,张巡、许远两家子弟为先人争功,再起攻讦.韩愈针对这些情况,借补叙李翱《张巡姚等传》的名义创作此文.《张中丞传后叙》长篇大幅补李翱《张巡姚等传》之不足.一方面就事议论,集中批驳对张巡、许远的攻讦,另一方面补叙能够反映人物精神风采的琐碎事件.文章对辱没张巡、许远功绩的谬说一一加以辩驳,颂扬他们为国守土的卓越战功和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表达了维护国家统一安定、反对藩镇割据逆乱的政治主张.

上文提到的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柳宗元为段秀实作传也有其辩诬目的.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5年）,泾原七兵叛乱,德宗出逃,叛军拥戴朱为帝,段秀实在朝廷痛斥朱为“狂贼”,并用朝笏击朱,段秀实因此被杀.针对此事,当时有人“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柳宗元对此深为不满,作《段太尉逸事状》,用其三件逸事来说明段秀实的刚勇是一贯的,“决非偶然者,”其事得到当年的退伍兵卒和熟悉其事的崔能的证实.

三、留名青史和扬名后世

《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流露出统治阶级留名青史、传之久远的思想.唐代,刘知几对这种思想做出了理 论上的总结,他说：“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商、冒之与曾、闵,俣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可以看出,史传对一个人的褒贬直接关系到其青史留名之声誉,因此,历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通过史传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博得留后世之美名.

唐代统治者不仅重视撰修当代史,而且也非常重视国史的修撰.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闰十二月,唐太宗移史馆入禁中,由宰相监修,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修国史.史官的日常任务乃是储备材料以修本朝史.史馆设有一套完备的搜集史料的制度,除设法搜集前代典籍外,特别重视当代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国史撰述包括国史、实录和起居注三方面.唐高宗因对许敬宗所修国史很不满意,曾对史官刘仁轨等人说：

先朝躬擐甲胄,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兜鍪,生虮虱,削平区宇,康济生灵.数年之间,四海清宴,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征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

唐高宗对史官提出撰国史必须“穷征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换句话说,就是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留名青史.实录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特殊形式,专记每一位皇帝在位时的国家大事.唐代以后,实录盛行.唐太宗在位时,修成了唐代最早的两部实录：《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自高祖至武宗十六代皇帝,均有实录,共二十五部,达785卷.唐代实录今存者只有韩愈撰《顺宗实录》5卷.唐文宗在阅览了“极思尽诚,宣我祖德”的《宪宗实录》后,曾“咸感弥深”,深表赞许.实录是修撰国史的依据,唐代曾多次修撰纪传体国史,总括各书所载,其撰述约有8次之多.唐代统治者对国史、实录修撰的高度重视反映出其树碑立传、留名青史的思想的根深蒂固.

唐代一般文人亦有通过立传扬名后世的热烈追求,从而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唐代散传创作的繁兴.唐代散传尤以碑志的创作量巨大.碑志只表彰其祖先之美德,而不计其恶行,这是其写作的基本原则.刘勰云：“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谈到碑志文的产生,宋人王谠云：

古人之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碑传于无穷,若《蔡中郎集》所载《朱公叔鼎铭》足已.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等前汉碑甚少；后汉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浸盛.

可见,碑传文的盛行于世,目的是为死人记录功德善行,为提高死者的知名度,也为活人增彩,碑传文一般请当时的有名文人撰写,因此,唐人文集中常保存有较多的碑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