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身处“微博”时代,公众的关注焦点瞬息万变,声望日益成为最强有力的外交手段.好莱坞大明星乔治克鲁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苏丹带来改变,也给当地人民带去了希望.
2011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乔治克鲁尼作为颁奖嘉宾打开装有获奖名单的信封.不过,这一次乔治克鲁尼并没有参加角逐,他脑袋里正上演着另一场大戏.
今年1月,克鲁尼重返南苏丹,借助自己的明星声望帮助那里的人民实现和平独立.5年来,克鲁尼一直热衷于这项事业,也为自己定义了新角色――21世纪的明星政治家.
这可是项有抱负的副业：克鲁尼运用自己的名气,让大家关注比明星轶事更重要的事情.加上社交网络的推动,明星的名气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力比官员,甚至某些国家都更能左右形势.“我们可以运用手机和互联网推翻旧体制”,克鲁尼说,“新闻媒体以前对此关注不足,而名人可帮助吸引媒体的关注.我们无权制定政策,但现在我们比以前更能‘鼓励’政客制定政策.”
在苏丹南部地区历史性公投的前夜,克鲁尼来到石油争议地区阿卜耶伊,那里和洛杉矶几乎隔了半个地球.“这一次”,他说,“我倒是希望那些狗仔队能跟过来.”7天后结束,选民把苏丹变成两个独立的国家.许多观察家表示,克鲁尼在南苏丹独立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阿卜耶伊,没有一个人看过乔治克鲁尼出演的电影.大家相信他,是因为他多次前往非洲.政党各个派系都认为克鲁尼超脱于官僚体系的束缚,有足够的力量让世界听到一个小村庄的声音.
明星政治家的作用就像不受约束的外交家.过去,明星往往积极投身社会事业,如今他们则能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更实际的问题.克鲁尼手机的快拨键是苏丹反叛领袖；有人曾经拿着-47抵着克鲁尼的胸膛让他不要插手苏丹事务；即使在拍电影时,克鲁尼也不忘查看邮件,随时了解苏丹当天的局势动态.
现在,乔治克鲁尼更进一步,以个人名义出资购下一颗卫星,供大众使用（SatSentinel.）.这颗卫星负责监控苏丹南北部分界地区的军事活动,一年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把该地区评为“地球上最可能出现新屠杀和的地方”.“我并不隶属于联合国,也不隶属于美国政府,所以我不受它们的约束.我只不过在高空有一台摄像机”,克鲁尼说,“我是反政府的狗仔队.”
克鲁尼套着卡其色户外背心,穿着狩猎衫和轻便的裤子,脚踩登山靴,这一身可不像内敛的外交官.他看上去没有银幕上那么高大健硕,脸也晒黑了,留着络腮胡.今年5月,他将年满50岁,但还坚持做着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事实上,公众的关注可以拯救很多人,无论是屠杀、灾难,还是饥荒”,他说,“明星可以唤起公众的注意,也能激起各方的政治意愿去解决问题.”
“2005年,我有两部影片获奥斯卡提名,所以得做一些宣传,比如走秀般地亲一亲小孩子”,克鲁尼说,“那一段时间忙完后,我觉得自己变得虚伪了.必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好受一点.”克鲁尼的爸爸曾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克鲁尼仍然记得,爸爸看到报纸的国际新闻版块竟然铺天盖地都是明星八卦时,不禁大为震怒.所以,当克鲁尼和爸爸第一次踏上苏丹之旅时,他决定为有实质意义的外交政策戴上明星光环.
他很快意识到钱不能解决问题.为了回馈他和父亲住过的难民村,克鲁尼捐出一笔钱,为当地挖了一眼井,建立了一些棚屋和社区中心.“一年后,邻近的村民也需要水和住所,结果为了争夺那眼水井和棚屋,竟然痛下杀手”,克鲁尼的声音微微颤抖,“太可怕了.你必须继续伸出援手,但得小心翼翼,有时候光靠砸钱没法解决问题.”
克鲁尼对苏丹的关注让他受到美国政府高层决策者的青睐.他向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联合国安理会都做过报告,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朋友.克鲁尼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出生于1961年,他们一开始就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合作过.奥巴马在白宫第一次与克鲁尼会面后,任命了一名特使前往苏丹.去年10月,奥巴马与克鲁尼第二次会面后,又派遣了约翰克里参议员前往苏丹首都喀土穆.不拍电影时,克鲁尼会积极与两党的决策者携手工作,他在阿卜耶伊呆的时间比美国官员还要长.所以,白宫会倾听他的声音.
尽管克鲁尼受到过加利福尼亚州党的拉拢,但他不想走上传统的政治道路.“我不是为政治而生的.我招过妓,也吸食过毒品,这是事实.”他认为,一个聪明的竞选人在一开始就应该说：“我什么都做过.现在,我们来谈谈正经事吧.”
镜头之外,克鲁尼是个幽默和善、偏执而谦逊的人.他喜欢聊天,如果喝上点伏特加和汽水,可以滔滔不绝到深夜.但是克鲁尼起得很早,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就足够了.别人都觉得克鲁尼做事严肃认真,他自己却不以为然.
我们驾车穿过贫瘠的平原,四周星星点点散布着棚屋和红色的金合欢树,然后驶入一个士兵把守的大院.在一个茅草屋里,阿卜耶伊镇镇长邓阿洛普和丁卡-恩古克族首领库尔登热情地欢迎克鲁尼一行,并请大家坐下.“我们来就是想了解该怎样帮助你们.”克鲁尼说,然后就一直聆听其他人发言.
接着,我们驱车来到一个叫梅亚克门约的“返乡营”.那里生活着4000个家庭,过去数月里,他们离开北方,回到南方,期待着南苏丹取得独立.现在,他们露宿在荒郊野外,财产就堆放在四周.赤脚的孩子们跟在克鲁尼身后,既友好又害羞,有些还抱着看起来病怏怏的弟弟妹妹.
“他们把全部家当都打包带来了,不是因为内心恐惧,而是因为怀抱希望”,克鲁尼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我去过很多难民营,那些人几乎有一半的亲人都惨遭杀害.而这些人来这里是想成为改变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相信事情一定能成功.”
当然,我们不能说明星外交家克鲁尼就是苏丹局势转变的最大功臣.由萨尔瓦基尔领导的南苏丹候任政府保证了内部团结；奥巴马政府和联合国在去年秋天都做出了外交努力；苏丹最大的石油投资国中国也终于宣布支持公投,扭转了当地局势.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詹姆斯霍格所提醒的：“明星可以成为政治变革的催化剂,但真正推动变革的还是当权的政治大腕.”
但正是克鲁尼在公投倒计时100天时发动了一场媒体闪电战.结果,关于苏丹公投的信息出现在无数英语报刊、杂志和网站上.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9.省略公布的第一批高清图片可以清楚地证明,北苏丹在阿卜耶伊边境处派遣了5.5万名左右的士兵.无论是出于进攻还是防御考虑,喀土穆政府都无法否认其军事部署.
“有人担心自己妻儿老小的身家性命.我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出去.”克鲁尼总结作为明星政治家的机会和责任时说,“有个人想爬上山顶大声呼喊,但是他找不到扩音器,也找不到高山.于是,他会问别人谁能找到高山和扩音器,呼吁其他人来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村子.如果他找到我,问我：‘你有大音量扩音器吗?’我会说：‘有.’‘你能找到足够高的山吗?’‘是的,我能.’‘你能帮我喊出心里话吗?’我会说：‘当然可以.’”
[译自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