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间,全国有1.28亿人报名参加高考,5386万人被录取.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6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6道题,抄下来,就算100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60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的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说不太正常.记得我住在花园村时,跑到家后面农地看一个农家的葬礼.那简单地说就是埋棺材,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当时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是这个下场,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虚无和恐惧所征服.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业来让世界记得我.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知：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刚刚“觉醒”的我意识到,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喜欢的就是文史.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3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是个“混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3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一个教师.我远远望去,人家一个个全像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我发现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答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来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生,甘心情愿地为他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知道考得408分.妈妈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个位置.主管人员翻了一下档案,然后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400分的只有15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408.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400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对于报考什么学校,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被车撞死等
（赵红摘自2008年9月23日
《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