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国学大师之死》
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梁启超死时只有57岁,正值壮年.
导致梁启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病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由于始终无法找出病原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此时他的心情还是很轻松的,而且对协和充满了信心.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协和真好,可惜在德国医院耽搁口子,不然只怕现在已经全好了等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
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7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袁守和、李仲揆的信中提到病情“颇有增剧之像,不得已拟试服中药矣”.为他开药的是著名的中医唐天如.唐天如曾在吴佩孚幕中做过秘书处处长,此时归隐香港,此番听说梁启超得了尿毒症,特地北上去看他,并为治疗.
9月初清华开学后,梁启超便搬入清华园住.自从服了唐天如开的中药后,病况很有进步,极为高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你二叔叔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说颜色比他的还好,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明前龙井了.”
1927年4月初,割掉肾子一周年,梁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
这一月,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忽然逝世,身后很是萧条,梁于是汇去几百元,才将之草草成殓.想起两人师生一场,并肩战斗,伤感异常.又念“全国一天一天趋到纷乱,举目无一可以戡定大乱之人”,因之“极感苦痛”.
6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清华学生来吊者皆痛哭失声,梁启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给令娴的信里说：“我一个月来旧病复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馀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太受刺激.”
12月23日,范静生因大便失血过多辞世.范静生是梁启超的爱徒,师徒这一年来在医院里常碰面,彼此都谆劝保养,但静生凡事看不开,加以体瘁事忙,没有养好,这使梁启超受到重大刺激,因而小便不通29小时.
1928年一、二月间,梁启超再到协和检查身体,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治疗专注重补血.6月间,梁启超摆脱了清华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读书玩耍,不管外边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但是此间和此后,发生了两次比较严重的小便阻塞：第一次是在6月27日,阻塞约50余小时；第二次是在8月23日梁思成与林徽音新婚夫妇自海外归来时,悲喜交加,又堵塞了20多个小时.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编至辛稼轩52岁,入夜痔疮复发,次日午后才起来,仍侧坐执笔.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但怕流血过多,不宜割治,于是每日服泻油.在医院的几天里,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归途得了感冒还不自知,仍继续写作,至12日终因无法起笔而辍写了,从此卧床不起.
由于在协和足足灌了十天的泻油,食欲全无,回天津后想吃些异味,炒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至连日发烧.于是请来日本医生田川氏诊治,未见有效,发烧不退,体力也日渐衰弱.
11月27日,梁启超自言想入协和医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协和.协和医院重施检查数日,发现胃部摄影似有肺痨,左胁微肿,取痰化验,无痨菌而“末乃厉”(monelli)菌极多.于是又从左胁肿处取出脓血化验,结果相同,将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动物内部溃烂出血.“末乃厉”菌是人体所常有的,不足以致病,而且杀此菌的药极简单,用碘质便可.但医生以体质过弱,不便用药为由,勉强试着用药.
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动甚剧,医生认为是药菌剧斗,太伤元气,不敢下药.至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溘然长逝.
自称可以活到八十岁的梁启超就这样告别了人世.他的死有生活习惯不良、常年糟蹋身体的过错,有多种病痛的折磨,有亲人故友辞世的刺激,也有不甘心“过老太爷生活”、不遵医嘱好好修养的缘故.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对西医的“盲目”信任.
事情还得追溯到1926年的3月,当时协和医生检查后确定病源在右肾,于是动手术将右肾割除,但是割完之后尿血并未停止.术后不久,著名文人陈西滢抛出惊人之语,在《现论》(5月9日)上撰文质疑协和医生：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陈西滢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他的文章一经刊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当时附和陈西滢的人非常多,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在《晨报副刊》 (5月29日)上,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对西医也颇有微词：“平实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只能谓之为束手.”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却承认“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
写道：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等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等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等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化,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足见在导致梁启超死亡的诸多病因中,还应该再加上一条――为西医所误.至于梁启超是如何为西医所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从知晓,直到1994年费慰梅撰写的梁思成夫妇传记《中国建筑之魂》出版,才有了关于68年前协和医生那次致命失误的解释：
四十年后,1971年,思成从自 ;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私下讲出.据他们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好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相熟的人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以后,他就不再是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可能也很重要：1928年11月,即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九个月,也就是梁死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关于这一前往南京的调动,布尔曼(HowardL．Boorman)编撰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中如此解释道：“刘博士认为,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利用余生三十三年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