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个藏书家到哪里、如何购买书籍在许多宋、元、明藏书家那里这个问题难有满意的答案.从12世纪的郑樵到18世纪的孙从添,他们更愿意强调买书的各种障碍,尤其是在晚明.至少从清以前的零散史料来看,选择似乎很少.试想一下没有经验的普通读者试图自己决定去找什么样的书所面临的困难.他们手头会有几种有数的珍贵的入门书可用.至少从11世纪中期开始书商编纂的图书目录就已存在,但直到明末,我们很难知道它们是否被频繁使用,以及以何种方式使用、被谁使用.其他书籍目录,特别是那些正史中的目录,有助于学者们发现书籍.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史本身直到16世纪末还很难找到.理论上,私家藏书目录会有所帮助,但就算它们出版了,一般也是在编纂好了很久之后.在目前所知宋代编纂的33种私家目录中,只有4种留存下来,并且都不是在宋代出版的.再者,明代编纂的私家藏书目录不下167种,但只有48种留存至今,而且只有极少印于明代.最完备的宋代私家目录直到1610年才首次印刷,已经是在它编成3个半世纪之后.同样,最完备的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其主要价值在于明本的――是以不完整的抄本形式少量流传的,直到帝制中国完结后的1913年才首次印刷.但是,即便这些目录比较容易获得,这些目录以及更短一些的书目里除了书名、作者和卷数外,很少有别的内容.结果,它们只对在充斥残本和伪本的市场上淘书的人有点用处.
书贩、租书铺
这样对中国读者来说得到书籍的途径最有可能来自商业:书贩、租书铺,以及书摊和书店,它们各自都有很长的历史.对于书贩们的活动,很遗憾我们所知甚少,我们对他们与书坊或书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知道得更少.有一条13世纪的史料,是关于驾船往来于江南杭州、湖州和秀州等地城乡的书贩的.书贩们在卖了几个月的书后――这些书主要以女性读者为对象,回来时包袱里的书仍是满满的,利润极少:“舟不减轻,橐不增重,蠹饱而人饥.”到元代,这种“书船”常常出自江南湖州府.除了船舶生产、藏书家和图书出版,该府还以拥有大量书商闻名,这些书商用船将书发往整个江南地区的藏书之家,此外该府还以工匠闻名,这些工匠不仅在湖州,也在其他地方从事书籍生产.
可以想见,一些定期到同一个地方做生意的书贩会为一些老顾客开设短期的租书铺.他们在大城镇安顿下来后,这些租书铺可能会成为书摊和书铺经营的一种业务.关于租书铺的第一条文字材料,说到约1370年在苏州府附郭县常熟开设的一个书摊,以低廉的向各种年龄的顾客出租新旧书籍.这种租书铺可能在很多个世纪以前已经出现,有可能早至后汉(22~220),那时在洛阳出现了现存第一条关于集市书摊的记载.据说这些书摊在15世纪早期已很普遍.如果像海南岛琼州府治那样封闭落后的地方也自诩在明初有一个向读者租书的集市书摊,那么在远为接近书籍生产中心的更繁荣的中国东南城镇,也肯定会存在同样的服务.
然而对于文人读者来说,这些书摊很少能提供什么有趣的读物.这些书摊的书是些面向非文人读者的简单通俗读物,倾向于出租语言浅显易懂的蒙学读物、道德说教故事、小说、历史演义,以及在15世纪被称为“俚俗驳杂之说”、到17世纪被斥为“淫词艳说”的消遣文字.换言之,与这些租书铺的书联系更为密切的,是当地的口头文化和通俗文化,而非文人文化或都市书面文化.
要研究这些书摊的具体活动很难.但是,19世纪3份相对晚些的报告,两份来自华南,一份来自华北,证实了我们的印象:它们为成人读者提供的书籍与学术毫不沾边.1800年前后,在福建省福州城,租书铺上的“淫词艳曲”绝大多数是平话手抄本,尤其得到女性租书者的喜爱.读者不论男女,最多可以借阅25天,按天付费.超过借期按天罚款,并没收押金(具体数额不详).租书者不能把书给别人看或转借他人,但有人怀疑这些规矩常常遭到破坏,原因是这些禁止条款被明明白白地列在封底.收费可能并不很低,可能是因为在租期――通常是15到25天――里读者可以亲手或请人抄录副本,或许还能将这些副本转卖给他人.这样,租书对出租者和借阅者来说都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
稍后,到1830年代中期,广东省广州城的租书铺所服务的是另一性别的顾客,经营的是种类截然不同的书籍(然而书的性质并无多大差别).在一名西方传教士看来,至少有一些(似乎还是大部分)顾客是男性,他们所读的主要是小说,有时是“坏的”小说.租书铺有些是固定的,有些是流动的,租的书很便宜,租期很短.在一个书贩的2000多册书中,85%是出租给顾客的,其中一些顾客是“仆役和工厂(比如西方人在那里开的公司)的苦力”.据说该市还有其他很多租书铺,他们可能同样是为城市人口中的下层群体服务的.
另一个对租书铺的活动有相对详细记载的地方是19世纪末的北京,在那里租书铺通常位于普通的街道,是馒头铺的一项副业.租书的范围仅仅比福州略宽一些――鼓词和公案小说集――这对一个有抱负的学者来说又是没什么用处的.像福州一样,这些北京的租书铺也面临读者偷书和毁书的困扰,为此他们在书上印上下列警示,其粗俗难耐为福州的铺子所不及.
本斋出赁抄本公案.言明一天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作本,一月不换,按天加钱.如有赁去将书哄孩,撕去书皮,撕去书编,撕纸使用,胡写、胡画、胡改字者,是男盗女娼,之子,君子莫怪.
书铺、书摊
至少从宋始,对文人学者们更有用处的,是书铺.最晚始于汉代,中国的读者可以去书摊――如果不是书铺的话――借阅书籍.乍一看,专一做书籍买卖的铺子似乎并不多,许多书铺兼做其他买卖,如文具及葬礼和祭祀祖先用的纸钱.把书籍印售作为经常和主要业务的书店很可能到6世纪才在华北和华南出现.11世纪后半叶,在成都和建阳,以及宋代都城开封和杭州,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这类书店.在开封和杭州,一些书摊位于寺庙内(1009年一个杭州寺庙甚至印了著名的诋佛人士韩愈的作品).在南宋杭州,据悉城内外超过20家书铺曾印售过书籍.其他地方也存在很多书铺,这可由印本的书名页上经常把它们列为出版者推断出来.据认为这些店铺拥有或可以使用书版,可以刷印,然后就像书铺里的书一样出售.
然而,按照井上进的观点,一个宋代或元代藏书家如果仅靠书铺来累积藏书,很难形成相当规模,比如10000卷的.相反,像15世纪初的杨士奇和16世纪末的胡应麟一样,他会经常通过从其他藏书家或其子嗣那里购买或抄写得到书籍,或者像李日华那样,从上门的书商(1609至1616年间有超过50个这样的商人拜访了李)那里买书.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2世纪的伟大藏书家郑樵曾列举了获取书籍(应指比较罕见的书)的八种方式,其中并没有提到书铺.
但是,当看到主要从事卖书的店铺只是在16世纪初才第一次在江南大多数城市变得普遍起来时,可能仍会令人感到奇怪.特别是松江,看上去发展非常缓慢.1234年,当知府王雍发现府学的藏书实际上丧失殆尽之后,他令人从苏州一个大姓那里买了诸如《十三经注疏》之类的书,可能是因为没有在松江看到有卖的.16世纪初,松江藏书家陆深(1477~1544)如想看到大量的书就不得不跑到南京和北京去(即使到那时也只买得起残缺、便宜的书).到153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田产很少的松江医生,在松江府从书 贩和书铺那里得到了17000卷书(要知道仅仅在两代人以前,士大夫叶盛的22300卷藏书是江南最大的一宗藏书).
到16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类似的变化在长江中下游的各个府治和北京是很明显的.书铺集中的坊区在苏州、杭州、南京、北京和小一些的城市,如开封、南昌(在江西省)和武昌发展起来.根据一项最近的统计,到1600年前后,南京至少有93家商业出版机构,苏州有37家,杭州有24家,在以后的40年中,直到明末,至少在苏州这个数字增长了将近3倍.其中的每一个出版机构,同时也是他们所印书籍的销售点.而且,不晚于1630年代,经营从大的私人藏书那里买来的书的“古书铺”,在苏州、杭州及浙江其他一些城市,甚至在江西南昌出现.
四大书籍发行中心
要描述16世纪晚期这一繁荣的出版市场的构成,没有比胡应麟的观察更具启发意义的了.胡生在浙江南部内陆一个小康的士大夫之家,10岁时就是个神童,当父亲把他带到北京的书铺时,他就染上了爱书的癖好.16岁时,他首次游历江南的城市,以后又去过多次.从18到23岁他和父亲在北京生活了5年.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他节衣缩食,四处借钱,典当衣物,甚至动用妻子的银簪子,都是为了到运河和长江沿岸的城镇买书.到30岁时,他的个人藏书达到约20000卷,主要是在北京获得的,比他在江南家乡买的还要多.如果加上他家以前的藏书和他后来所购置的浙江大宗藏书,最后总共超过42000卷.虽然这些藏书主要由相对便宜的福建本子组成,其规模仍足以使胡在令人惊讶的年轻年纪跻身于明代藏书家前列,领先于浙江许多学术世家.丰富的诗文,也使他自己的作品中充满了比喻和典故,因而在江南的士人潮流引领者――尤其是王世贞和他的弟弟王世懋――那里赢得了不少敬慕者和支持者.颇具影响力的王氏兄弟愉快地充当了胡在江南文人圈子中的支持者.
胡曾取得举人资格,但从未入仕.他似乎从未干过什么营生,而是依靠父亲的薪水和家族的田产过活.与官员藏书家相反,在胡所搜集的书中,从官员那里获赠的书,及从旧藏家那里抄来的书相对来说很少.购买甚至计赚,看来是他比较喜欢的途径.17世纪初福建的藏书家谢肇称,“求书之法等莫精乎胡元瑞”.这种技巧在他对16世纪图书市场的描述中表露得最为明显.诚然,他的知识可能不如他自称的那样广泛和准确,因为他待在南方书籍生产和发行中心苏州和南京的时间很短,他很少到扬州、武昌和湖州去,根本没去过福建和徽州.特别是他可能严重低估了闽北的生产水平,因为他从未去过那儿,他主要只对以像他这样的精英为读者对象的书籍生产和发行感兴趣.但是,他对江南主要中心城市繁荣的图书市场的描述,不仅是我们关于晚明中国书业组织和运作方式的最佳指南,也可以说是明代统治下华北和华中任何一种商品市场的最富信息量的报告.
胡告诉我们,16世纪晚期有4个城市远远超越所有其他城市成为书籍发行中心,它们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北京,作为主要的皇家都城,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书商,尤其是在科举考试期间.北京1530年代即有书铺开张,一开始就领先于江南的多数城市.但是,到16世纪最后25年,北京的领导地位衰退了,因为它向消费者提供的书籍仅及苏州的一半.而且,作为出版中心,北京仍是一潭死水.宫廷和政府印刷在继续,但高昂的纸张成本使印刷比浙江贵3倍.北京的民间出版到18世纪才真正繁荣起来.
在江南,到16世纪下半叶,情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杭州仍然是“东南的枢纽”.杭州的书铺从南宋的总共二十多个,发展到“大约三十个”.这些书店集中分布在杭州的四个主要十字路口,以及经过选择的临时地点,以迎合旅游者、科举士子和寺庙(佛教印刷品会把消费者吸引到昭庆寺,在那里卖书的都是和尚)进香者的季节性需求.但是,对胡应麟这样狂热的藏书家来说,杭州的古书市场只是偶尔令他眼前一亮,而在杭州新近的出版物中,出版者常使用易于刊刻的杨木,还没有从该世纪早些时候所记载的刊刻质量的谷底中完全恢复过来.而且,其市场被从苏州、南京和福建运来的书籍压倒性地占据了.
高质量印刷品的生产和发行中心,无可争议地转移到苏州、南京和常州.这类印刷品数量不断增长.胡估计苏州和南京各自印刷的书籍,比位于华北陕西省的西安和3个江南城市嘉兴、湖州和扬州加起来要多5到10倍.根据一项初步的估算,16世纪的苏州城有超过650个刻工和约37个书坊,主要位于阊门和吴县衙门附近.其刊刻、印刷和装订质量只有南京可与之匹敌.数量不断增长的印本(包括南京的)吸引了来自整个帝国的书商,类书尤受青睐.事实上,按照胡的计算,苏州和南京两地的书业加起来相当于当时福建所生产书籍的两倍.这个计算可能存在问题.
但是,用胡的话说,这两个城市“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一个来自福建的出版者可能会在南京取得书版并开设书铺,福建的刻工有时会在苏州找到活计.但是,南京和苏州的书铺里架上的书据说只有不到3%――这个数字绝对是太低估了――来自其他地方.尽管苏州的书版刊刻成本仅及北京的60%或皇室的20%,这两个出版中心的刊刻成本也还是很高的.它比杭州高出40%,是福建的两倍.结果,苏州和南京的印本,尽管有时依赖来自福建的刻工刊刻,越往南去市场份额越小,但在扬子江流域的其他地区和北京却特别受欢迎.在著名的南京生活记述者周亮工(1612~1672)看来,这两个城市的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清初.到清初出现了两种层次的书铺:小书铺常丛集于城市中集市区的主要路口(如苏州的虎丘和阊门、南京的三山街、杭州的虎林),批发点有时位于寺庙(如南京的承恩寺)场院之中,在那里大书商把书卖给从外省来的游客和商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1月版
责任编辑:张晗
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