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化境”说作为钱钟书翻译思想的代表理论寄寓着厚重的内涵,它既吸收了中西方哲学的合理元素,又有着深厚的佛道渊源和辩证内涵.本文尝试从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哲学、美学和比较诗学入手,探索钱钟书“化境”说产生的理论基础.
关 键 词：化境翻译理论哲学美学比较诗学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钱钟书先生学贯东西、博古通今,其翻译思想的代表理论――“化境”说,自然也是集多门学科之大成,诸如哲学、美学、比较文学、心理学、文体学、人类文化学等等,都可能影响其翻译理论的形成.正如奈达所说：“关于翻译的不同规则和标准等也可以在不同学科中进行讨论,这些学科对翻译的很多方面都提供了基本的解释.”笔者将从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哲学、美学和比较诗学入手,找出钱钟书“化境”说的理论基础.
一翻译理论
1中国的翻译理论
自从佛经被翻译成汉语之后,在中国就出现了一大批翻译活动,产生了翻译理论,这些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关于翻译研究的问题,要比我们现在面临的还要多.钱钟书对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进行了评价,并考证了翻译的历史材料,其翻译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来的.
早在1934年,钱钟书就发表了一篇名为“AChapterintheHistoryofChineseTranslation”的英语文章,这篇文章是研究严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他还在《管锥编》中指出,道安所翻译的《摩诃波若波罗蜜经抄》的序言是中国翻译的开篇之作.在对所有的文字材料研究之后,钱钟书得出一个结论：严复所提出的翻译的三个标准,即“信达雅”,早在支谦所翻译的《法句经》的序言中就已出现了.同时,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还提出了自己对于“信达雅”三者辩证关系的看法,“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他还在此文中引用了中国其他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观点来为他的理论作铺垫.
2西方的翻译理论
除了中国的翻译理论,钱钟书还阅读了许多西方翻译家、作家的作品,并在他的相关文章中予以引用.在《管锥编》和《七缀集》中,他征引了摩尔根斯特坦（ChristianMenstern）、塞万提斯、雨果、叔本华等人的话,来说明他对翻译的含义和性质的理解.例如,在《管锥编》中一篇讨论“失本”问题的文章中,他引用了塞缪尔巴特勒（SamuelButler）的话,即“误解作者,误告读者,是为译者（monlymistakestheoneandmisinformstheother）”.在《林纾的翻译》中,当他分析“讹”产生的原因时,提到了希莱尔马诃（FriedrichD.E.Schleiermacher）所说的两种翻译方法――“欧化”和“汉化”.当定义翻译的作用时,他又提到了歌德的说法,“他很不礼貌地比喻翻译家为的职业媒人”.另外,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给诗下的定义：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whatgetslostintranslation）”,以及“摩尔根斯特坦认为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而且,《管锥编》和《七缀集》中大量使用的脚注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化境”说也来源于西方翻译的理论.
二哲学
1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生在中国,与古代哲学观念和美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直接反映在思维模式和讨论翻译时使用的术语上.例如,早期佛经翻译重质轻文的倾向就深受道家尚素朴,反浮华,“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韩非,《解老篇》）,以及玄学的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影响.严复的“信达雅”更是直接来自儒家的“文章正轨”（朱志瑜,2001）.钱钟书的“化境”说脱胎于上述提到的理论中,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最突出的一个思想就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思维模式也是被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公认的.而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还包括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不必通过政治或法律来实现,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道德和情感约束就能实现的意蕴.儒家的“仁”、孟子的“人性善”、老子的“无为而治”等思想,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钱钟书在20多岁的时候就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展现出极强的思辨能力.从《管锥编》所覆盖的10本中国古代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精通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对先秦时期的孔子、老子、庄子、列子等代表的哲学思想流派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在广泛阅读这些古代典籍的基础上,钱钟书批判地继承了这些思想并把它们应用到他的学术领域之中.《管锥编》开篇一文中就使用了中国汉字“易”的三种说法――变易、不易、简易,这些都是道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思想的体现,这两种思想也可以被看作是《管锥编》所体现出来的哲学观点的主要脉络.在谈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钱钟书鼓励翻译者积极发挥创造性,以此来弥补翻译中的缺失,以达到翻译的最高艺术境界.他把“化境”看作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翻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创造力,同时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
2西方古典和现代哲学
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钱钟书在《大公报》发表了六篇文章,分别提到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idHume）,新存在主义者穆尔（G.E.Moore）、新黑格尔主义者卜赖德雷（F.H.Bradley）和罗素（B.Russell）、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士（W.James）和桑塔亚那（Santayana）,以及地道的西班牙哲学家加塞德（JoseOrteGasset）.从《管锥编》中的无数引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所代表的思辨哲学的发现和成就,钱钟书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评价.
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机械唯物论和辩证论构成了钱钟书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从中西方哲学传统的比较和鉴别中,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价值观.钱钟书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和目标,从学术和翻译艺术的研究,进而发展到对艺术中“道”的探讨.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和道家,包括后来的新儒家主义的思想精华,他才能从具体看到抽象,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在变化中看到永恒,并认识到本体和现象是不可分割的.
三美学
从古代到现代,乃至1949年之后,中国的翻译理论一直都是把传统的文艺美学作为发展的基础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钱钟书指出,严复提出来的翻译的三字标准在支谦所翻译的佛经序言中早已出现过了.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也是来源于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中国,翻译活动毫无例外地被看作是一种艺术行为,而且要有很高的美学水平.因此,翻译理论实际上是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结合.
中国古典美学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是从个人与社会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统一的理论角度来考察美和艺术的问题.孔子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的,他认为真正的美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道家的美学思想则是从“无为”角度出发,提倡保持超自然的态度就能达到美的王国.作为道教和佛教混合体的禅学,其美学思想强调人只有凭借本能和自律才能进入到精神的自由国度,即成佛.中国传统美学的关键就是如何好处理情、景、思、境、意和象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也就是心与物的关系.心和物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中国美学的最高境界.受到中国美学传统极大影响的钱钟书,吸收了它的精髓,同时,批判地接受了西方古典美学中诸如黑格尔等人的观点,从而初步形成了他的美学思想.这种思想最早出现于《谈艺录》,后在《宋诗选注》得到发展,并最终在《管锥编》中得到集中体现.钱钟书认为人和自然的完美统一就是自由,即艺术的极致.而“化境”是翻译艺术的最高理想,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必须通过不懈的主观努力,实现“不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朱志瑜在文章中曾提到,“发现翻译中的美学问题,是‘神化说’对翻译理论的最大贡献.”因此,罗新璋认为钱钟书提出的“化境”,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这一观点是十分合理和恰当的.
四比较诗学
对于比较诗学的研究是钱钟书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之一.钱钟书认为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的比较诗学（parative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季进,2002）为了比较研究,钱钟书首先从大量的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鉴赏和对比入手,对中西方的诗歌并行研究,通过对创作原则、接受心理、艺术方法、风格和艺术概念的对比,旨在找出其中隐藏着的共同的“诗心文心”,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理论判断标准.
在中国古代,作为两种主要艺术形式的诗歌和绘画被认为是同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把文学的内部因素看作“灵魂”,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索.其中最典型的理论是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缜的“神韵说”.在比较诗学方法论的指导下,钱钟书对传统诗歌中的术语如神韵、妙悟、通感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的基础上,他还广泛地研究中西文化.从1958年到1965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钱钟书写了大量的短文和评论,《通感》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介绍了中西方文学中关于这种文学现象的许多例子,他从中得出结论,尽管中国的道家和佛教诗歌中频繁出现通感,但是远没有西方文学中使用得广泛.他的另一篇文章《读拉奥孔》,对中西方美学理论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同时,它也是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思想的延伸.1964年,《林纾的翻译》出版,而钱钟书在这篇文章中概括了翻译和文学交流中的许多问题,形成了著名的“化境”理论,也完成了他长久以来的愿望,即“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从整理民族间的文学关系入手”.
钱钟书的翻译理论需要他的翻译实践的支持.翻译理论和实践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跟他的阐释学思想、他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都有密切的联系.浏览钱钟书的著作之后不难发现,他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在翻译实践上,然而他的翻译作品无论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在西中翻译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位.他翻译的数千条字词、短语、句子等珍贵资料,散布在他的文章、小说和与友人的书信中,特别是《谈艺录》、《管锥编》中,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化境”的理解.钱钟书的“化境”说打破了传统译论求“信”的模式,把文学翻译推向了艺术的极致.通过对“化境”说全面系统研究后,我们可以看出钱的创新性和前瞻性,他一贯坚持的“打通”思想,以及人类文化一体化不可避免的趋势.钱钟书给中国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指出了发展方向和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