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白修德去河南
1939年4月10日,24岁的西奥多H.怀特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推荐下,带着一台旧打字机,怀揣6封举荐信,来到中国当时的陪都重庆,并取中国名字“白修德”,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新闻生涯.
哈佛大学毕业的白修德初到陪都重庆,便成为国民政府中美国顾问团的一员,主管“中国新闻委员会”的通讯报道.训练有素的白修德对新闻的嗅觉非常灵敏,很快便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他刚到重庆的时候,对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报道,都是溢美之词,他曾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生活》杂志上热情地歌颂是“一位正直的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正阔步走向觉醒”.但是白修德在重庆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了问题：重庆表面上富丽堂皇,暗地里匪盗横行,物价飞涨,底层人民饥寒交迫,鲜有活路.
白修德带着这些问题,去采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财政部长先生,请您说一下中国的通货膨胀情况.”
孔祥熙不耐烦地回答：“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没有交易,哪有你们所说的通货膨胀?”
听到孔部长这样的回答,白修德非常失望,他自认为是《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应该坚持新闻记者的操守,但实际上却处处受制于人,是一个受人操纵的舆论工具.
白修德正在踌躇是否辞职回国、另谋发展的时候,忽然传来当时极有影响力的《大公报》被勒令停刊3日的消息,引起他极大的关注.
《大公报》是国内一家历史悠久的民营大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抗战以后,迁往重庆.可是这张报纸忽然引起的震怒,原因很简单：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了记者张高峰撰写的一篇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该通讯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写道：河南遭遇大旱灾,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上万逃亡陕西等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等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息地饿毙街头等
《豫灾实录》在《大公报》刊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各界强烈反响.2月2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又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更对河南灾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宣传作用.灾情披露后,社会一片哗然,坚信者有之,嘲笑国民政府无能者有之,但却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因为从抗战开始,河南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这样的粮源兵源重地,自然物阜民丰,怎么可能闹饥荒?
不相信河南有如此大的灾情还有一个原因：1941年,河南也曾经风传大面积受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此事还特地到重庆面见,他说：“现在河南闹旱灾,百姓们的粮食有些短缺等”
对各地政府谎报灾情,借此缓免征实（编者注：1941年7月,国民政府因通货膨胀开始征收粮食而不收）深恶痛绝,他将桌子一拍,狠狠地训斥李培基：“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有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等”
李培基吓得满头是汗,惶恐失措地离开了重庆.果然,这一年河南省被摊派的军粮足额完成,并无半点拖欠.自认为明察秋毫,故此看到《大公报》上的报道,当即勃然大怒,并责令该报停刊3日,以示惩戒.
《大公报》3天后复刊,但对河南灾情的报道并没有停止.虽然民国政府否认河南遭灾,但重庆城中,河南受灾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白修德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觉得这里面定有蹊跷,便决定亲自去河南实地调查,给予最真实的报道.
重庆到河南,夹着一个湖北,远隔千里.当时,武汉已经被日军占领,所以白修德便乘坐飞机来到了陕西宝鸡,然后沿着陇海线东进,穿过西安城,最后来到陕西和河南交界的潼关.
潼关始建于东汉末年,是陕西省的东大门.面对潮水般的河南难民,陕军军阀在地势险要的潼关城外设置了重重关卡和木栅.陕西当政者认为,陕西虽然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个不缺粮谷的省份,但任由难民蜂拥而至,陕西也势必会变成重灾区.
陕军士兵在潼关外设卡,重点是检查难民条,没有难民条的难民不许进入陕西境地.难民条是河南各地政府发给难民们的逃难凭证,就是一条可以系在胳膊上的白布,上面写着“难民”两字,下面还盖有当地政府的一个红戳.
几千名没有难民条的难民全被陕军黑洞洞的口阻挡在潼关城外的木栅前.有的还推着独轮车,车上坐着虚弱的老人和衣不蔽体的妇女,妇女的怀中,还抱着嗷嗷待哺的小孩.这些难民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一个个面黄肌瘦,饥饿的眼睛巴巴地望着陕军,多么渴望陕军能够通融一下.他们也想不明白,木栅前的陕军为何不让他们进潼关寻一条活路?难道难民的命贱得一文不值了吗?
白修德来到潼关城外,看着木栅前拥挤不堪的难民,终于知道河南遭灾并非谣传.他正琢磨如何通过紧闭的木栅,进入河南地界时,只见直通潼关城的铁路上“吭哧,吭哧”地驶来一辆疲惫的火车,火车的车厢和车顶上,坐满了黑压压的逃荒难民.
火车停在潼关城外后,难民们蜂拥跳下火车,像遇到救星似的奔向潼关城,可是他们大多也没有难民条.陕军不肯开栅,让他们原路返回,顿时,他们绝望至极.不知道哪个难民大喊一声：“冲过木栅,就有活路!”疯狂的难民们立刻变成了一股可怕的怒潮,无数双手伸了出来,只听“轰”的一声,木栅被推翻在地,难民们呼号着冲向潼关城门,白修德急忙躲到了路边.正在这时,守栅陕军的声爆豆一样响了起来.
重灾肆虐中原
陕军打死了几十名难民后,惊恐万状的闯栅灾民就被驱散了.白修德看着地上的鲜血和尸体,急忙取出莱卡相机,按动快门,“咔嚓、咔嚓”地记录了这一幕惨剧.白修德正拍得起劲,两名拿的陕军冲过来,一个用黑洞洞的口顶住了白修德,另一个上前一把抢下他手中的相机.白修德气愤地叫道：“我是美国人,我是摄影记者等”
那两名陕军也很生气地叫道：“你和我们长官说去吧!”他们把白修德押到城外的军营.负责把守潼关城木栅的孙营长知道白修德的身份后,并没为难白修德,反而在自己的帐篷里,特意为白修德摆上一桌丰盛的宴席.
白修德一说自己的相机被士兵抢了,孙营长一拍桌子,叫道：“抢记者的相机,这还了得!我一定要狠狠地办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孙营长找来那两名抢相机的手下,将其一顿臭骂,然后呵斥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把相机还给白记者!”
白修德虽然拿到了相机,可是相机里的胶卷却不翼而飞了.孙营长不愧老奸巨猾,他早已秘密命人拿出胶卷,埋掉尸体,并清除了木栅上的血迹,等他送白修德离关过栅的时候,木栅前已经恢复了平静.
孙营长为了表示歉意,特地为白修德准备了一台小型手动机车,安放在铁路上,并派4名陕军,轮换帮白修德按手动机车的压杆,送他去河南.那辆运送难民到潼关的火车因为超载,出了故障,需要大修,故此瘫痪在铁路上.白修德经过这辆火车的时候,一股臭烘烘的气味熏得他直捂鼻子.
难民乘坐火车逃荒到潼关,即使是从距离潼关最近的洛阳上车,也得两天时间才能到达,火车上的难民已经挤成了人肉罐头,如果离座,转身便没有了位置,所以大小便都只得在车上解决.白修德捂着鼻子继续往前走,当他走到第七八节车厢的接缝处时,突然看到一具绑在车厢连接处的男尸,惊得大叫了一声.
这个逃难的难民害怕中途过于困顿不能坐稳抓牢而从火车上滚落下去,他就找了一根绳子,将自己绑在了车厢的连接处,可是却因病而死在了火车上.看着这具半风干的死尸,白修德正要用相机拍照,孙营长皱着眉头说：“白记者,大灾之年,死个把人不算什么大ߚ 7;儿吧?”
白修德知道即使拍了照,相片也一定拿不走,他悲愤地嚷道：“但我们活着的人,总得让他死得体面一些!”
孙营长挥手招呼士兵,在路基旁就近挖了个浅坑,将这具死尸草草地埋了.白修德坐上了手动机车,孙营长带着三分嘲笑的语气说：“白记者,河南腹地,灾情严重,你可要多多保重!”
河南逃荒的难民一批批推着车,挑着担,沿着铁路旁的小路,往潼关方向涌去,而白修德却逆着人流,向河南腹地挺近.白修德并不知道,河南这片充满危险的重灾区,正张着饥饿的大口,等着他的到来.
手动机车沿着陇海铁路直奔洛阳方向,半天之后,他们行驶到灵宝县城的函谷关火车涵洞.这座涵洞的洞口紧靠黄河,距离黄河对岸的日军炮台只有几十米远,突然,对岸的日军竟“轰轰”地连连开炮,弹片横飞,白修德赶紧趴在手动机车上,那4名陕军拼命猛按着压杆,而铁路边幸亏修筑了一道3米多厚的防护墙,他们借着石墙的掩护,飞速地驶离了函谷关的隧道口,才脱离了险境.
手动机车出了灵宝县城后,前面的铁路已经被日军的飞机炸断了,白修德下了机车,独自一人直奔洛阳.灾民们沿着土路,逶迤成一条逃荒洪流,逃荒中的父亲把襁褓中的孩子包好挂在脖子上,年轻一些的汉子背着年迈的老人,面黄肌瘦的小脚老太步履蹒跚.路两旁的树都是白花花的,全被剥光了皮.路边上,不时有孩子对着大人的尸体高声哭喊,但逃荒的人谁也没有停下来,因为这种凄惨的情景,对他们来说,早已司空见惯.
白修德终于来到了洛阳,所带的干粮已经用尽,他饿得头晕眼花,硬撑着来到洛阳城郊的天主教会,见到了待在河南超过10年的托马斯梅根主教.梅根主教赶紧给他端来一碗粥,粥还泛着怪味.白修德全然不顾,大口大口地喝着.梅根非常抱歉地说：“白,真是对不起,教堂的粮食都已经接济给了灾民,只有这粥了.”
白修德一连喝了3碗,他感激地说：“梅根大主教,我们还有一口粥喝,比起那些吃树皮草根的难民,我们岂不是生活在天堂吗?”
白修德喝完了粥,拿出采访本,问梅根大主教：“您能给我说一下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情况吗?”
梅根大主教在胸口画了个十字,非常沉痛地说：“如果说这场大饥荒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
1938年,为了阻挡日军对中原的进攻,曾经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河南肥沃的土地转眼间成了一片泽国,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1941年,一场大旱灾又袭卷了河南大地.1942年,河南全省秋粮完全绝收,随后又一场铺天盖地的蝗灾袭来,蝗虫过境后,河南大地连一点绿色都没有留下.
1941年,河南的灾情就已相当严峻,后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虽然向报告了河南灾情,但是受到了的严厉训斥.李培基回到河南后,一边消极地坐等灾情好转,一边不顾民众死活,抓紧催收捐税和军粮.1941年的捐税和军粮虽然足额完成,但河南百姓已被搜刮一空了.
河南地方官僚机构为了各自的私利,一层层掩盖灾荒的真相,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
梅根大主教悲愤地说：“更可怕的是,这个政府非但不救灾、不作为,反而还变本加厉地盘剥灾民!”
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时,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为水灾,“旱”是干旱,“蝗”为蝗灾,最后一个“汤”字,就是指横征暴敛的“中原王”汤恩伯.汤恩伯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除了河南省政府下派的军粮和捐税外,汤恩伯还对河南百姓额外加收“汤”捐,本来就已经穷困潦倒的河南百姓,又被这臭名昭著的“汤”捐逼得卖儿卖女,卖房卖地,卖掉了手里仅有的活命资源,沦落到了赤贫的状态.
当晚,白修德在洛阳天主教教堂住下.第二天一早,梅根主教给白修德牵来一匹马,白修德骑马进入了洛阳城.洛阳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古城,可是现在这座古城的居民大多已经离家逃荒,街头上的店铺早已关门,荒草丛生,路旁不时地出现一些死尸和待毙的灾民.最让白修德揪心的是,他看到一个母亲饿死在街头,可是她怀里的婴儿还在拼命地着母亲干瘪的.
白修德下了马,他不时摇一摇倒在街上的人,看他们是否还活着.他尽可能把那些尚有呼吸的妇女、儿童和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到一个由美国基金支持的“美中救济营”,试图让他们存活下来.可是河南一省,受灾的人数高达3000万,他一个人再怎么努力,也都是杯水车薪.
面见
白修德为了了解河南最严重的灾区情况,他骑马离开了哀鸿遍野的洛阳,直奔重灾区郑州.一路上,十室九空.那些饿狗摇晃着尾巴,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最后竟吃起了自己饿死的主人.
悲惨的现实,可怕的灾情,让白修德的身心极度痛苦和疲乏.这天傍晚,白修德来到了巩义县,远处野狼的嚎叫更让人心中倍感凄凉.他拉着马走进一座破败的土地庙,将马系在庙院中一棵被扒光了树皮的老榆树上,吃了几口干巴巴的炒面后,便倒在破旧的香案上沉沉地睡去.可是半夜一觉醒来,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马竟然不见了,他大叫着冲出半掩着的庙门,无头苍蝇似的寻找自己的坐骑,可是在漆黑的夜里,他一连寻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找到马的影子.就在东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白修德忽然闻到一股诱人的肉香,他顺着香味来到一片低矮的村庄.这个村子叫叶庄,肉香就从村头一家农户屋内飘了出来.
白修德凑过去,隔着门缝一看,只见破旧的院子里有一摊血,地上还扑散着一张马皮,马皮旁边放着一颗马脑袋,这不正是他的坐骑吗?
白修德本想冲进院子,抓住盗马贼,然后报官,但转念一想,又觉得那样做太冲动,还是找村公所的人来处置比较妥当.他退后几步,牢记了这家的位置,然后撒腿向村中跑去.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白修德打听到村公所的位置,并听一个村民说,今天巩义县法庭的庭长要来村公所审孙老太太吃人的案子.他惊得瞪大了眼睛,坚决不相信地说：“人吃人,这太可怕了!怎么可能?”
白修德来到了村公所,不大一会,巩义县法庭的赵庭长坐在马车上,在6名持法警的保护下,来到了这里.
孙老太太已经被村公所的所长抓了起来,这个食人的妇女被带到赵庭长面前时,白修德更不能相信了,孙老太慈眉善目,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没有一点凶恶的样子.
赵庭长听村公所的人员汇报完案情,便问孙老太：“是你杀了孙女小琴,然后将她吃掉了吗?”
孙老太神情木然地说：“小琴死了,我饿,才吃了她的肉!”
白修德听到这里,只觉得胃内翻滚,他“哇”的一声,竟将胃内的胆汁都吐了出来.他想,现在河南的灾情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即使赵庭长将那几个盗马贼逮捕归案,那匹马也不能复生,还不如让那几百斤马肉,救活一些人.
白修德跌跌撞撞地从叶村出来,徒步走了一二十里后,终于在公路上遇到一辆军车,他用怀表贿赂了司机,然后上了汽车,直奔郑州而去.
郑州是这场大饥荒的中心城市,战前的郑州原有12万人口,眼下已经锐减到大约3万人,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200人左右.饿死的人,正如王芸生社评中说的那样,“暴骨失肉”；还活着的人就像一副骷髅架,鼻孔与眼睛发黑,身上披着麻袋片,在大街上游荡.他们吃的是花生壳、榆树皮,甚至去郊外,挖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来吃等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一个人还换不回4斗粮食等白修德用他的莱卡相机,忠实地记录了这场大饥荒的惨象.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绕过国民政府新闻署的检查,将自己写的关于河南这场大饥荒的报道《等待收成》通过电报局,直接发往了美国《时代》周刊.这篇文章刊登后,国民政府救灾不力的消息立刻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勃然大怒,她认为报道失真,要求《时代》周刊į 40;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庆幸的是,宋美龄的要求被《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拒绝了.
白修德离开郑州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白修德记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煎鱼,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此外,还有两道汤、3个馅饼,馅饼上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白修德辗转回到重庆,可是他面见的请求却被拒绝了.白修德没有办法,只得找到寓居在重庆的宋庆龄.经过宋庆龄的安排,5天后,终于同意和白修德见面.
宋庆龄安排好约见后,亲手递给白修德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向他报告,就像你对我说的那样.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第5天上午10点钟,白修德终于在重庆的总统办公室中,见到了面容消瘦的,他恳切地说：“总统先生,现在河南发生了大饥荒,面对高额的税负,已经有很多人饿死了!”
“我已经下令免除了灾区的税收!”神情不悦地回道.
白修德加重了语气：“现在的河南,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人吃人的事情绝不会在中国发生!”坚决地否认.
白修德早料到,如果自己不拿出确凿的证据,绝对不会转变看法,他战抖着手将那张野狗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呈给,看后,大腿开始神经质地抽搐.随后,拿出本子和笔,开始认真地记录.最后,他向白修德说：“你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做得都好的调查员!”
尾声
白修德面见后,面对社会各界的压力,终于对河南救灾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这两人到了河南,匆匆转了一圈,在当地官员的配合下,将“缩水”的灾情报告交给了.国民政府拨了两亿元法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但是当时河南物价暴涨,两亿元法币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粮食,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但就是这可怜的一点救命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押下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直拖到1943年夏天,他们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
1943年夏季,麦子终于成熟,饥荒渐渐过去.此时,河南省已经饿死了约300万人；而当时的统计,死者仅为1602人.
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编者注：即豫湘桂战役）,作最后的挣扎.在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地带积怨已深的农民举着、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甚至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等装备.
在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可他们却没有拿出一丁点粮食来赈济受灾的百姓.一个官员说：“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即使河南的土地没有丢失,但是失去的民心又怎么能找回呢?国民党最后溃败台湾,也许在那时,便种下了殃殃苦果.
（责编：孙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