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课堂上连一丝声音都没有,袁昌英在讲《奥赛罗》.她穿着浅蓝色的西装套裙,胸前别着一对白兰花,颤抖着举起双手,朗诵男主人公的独白；忽然又倒退几步,扮演起女主人公的忧伤和恐惧,银边眼镜里“闪烁迷朦的泪光”.
武汉大学的外国文学讲堂上,袁昌英这样讲了30年,《爱美》的作者想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美.
还未讲课,穿着已经美得印在许多人心里.她原本就眉目清秀,皮肤白皙,“一对玲珑的大眼,配着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笑时嫣然动人”.她又在意打扮,头发总是梳得一根不乱,衣服平平正正,找不到一丝褶皱.
待到开讲,口讲指画,精神奕奕,仿佛演讲一般.有人甚至只为听她说话,专程来蹭课听.她喜欢用“最美”的字眼来夸奖学生所写的作业,有人为了不错过她的表扬,一次课都不敢落下.
这正符合人们曾在她演讲中听到的话：“大学是培养气节、树植高尚人格的绝好场所,不过执行的时候,似乎不必采用固定的形式,而尽可以仿效古人所谓‘潜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暗示方法.”
从莎士比亚、希腊悲剧,到法文和英语翻译,袁昌英独讲7门课,成为武汉大学外文系的一块招牌.她教法语,用的是美国教材,既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来听讲的学生,有作家谢冰莹,也有后来的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还有的学生,后来则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和法官.
从课上到课下,都流传着这位爱美之人对美的追逐.当年留学时,她一见到西方女性“碧眼金发、皮肤红白柔嫩”,仿佛可爱的洋娃娃,居然放出“一阵阵热泪”；意犹未尽,又写进文章里：“能够产生这种可爱生物的地球,实在值得敬爱与留恋.”
剑桥大学毕业的这位小姐,带着几分英国上流社会的淑女气派.每当看到好友不修边幅,她常上下打量,皱起眉头开始唠叨,不是说领口的纽扣没扣拢,就是嫌衣服的材料太差.在她看来,穿着不精致去上课,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
因为爱美,她在友人眼里便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模样.她爱穿白裙子,当时的文学院院长调侃她说,武汉大学没有医院,白衣天使倒先飞起来了.
而朋友们也乐于流传她一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如,在战乱岁月里,她不得不辞退佣人,亲自下厨.据说,写出过“我愿和你吻死在白焰灸骨的太阳光”的她,第一次用秤时,把秤砣放在秤盘内,把要称的食物放在秤杆上.
还有一则故事是,为了学会做菜,袁大小姐特地准备了小本子,记下做菜方法.其中一条是“烹鸭”,步骤如下：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等
不过,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英国硕士学位的女性,爱美显然不是她生活的全部.袁昌英的书房里满满摆着书,艰深曲折的句子,她只要匆忙看过一遍,就能清楚明白地向别人解释出来.每读一本书,就要摘录厚厚的卡片.为了研究欧洲文学和戏剧,已经结婚生子的这位女学者,仍然孤身一人,跑到法国去读书.
她身兼数职,除了教书,还写文章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编选法国文学,写作西洋音乐史等.而她闲暇创作的散文,则被选进当时的中学教材里,许多年后,一些花甲老人,仍然记得学过她的文章.
这种苦学精神一直持续下来.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汉大学外文系被撤销,她又奉命调到了中文系.这时候,外国文学的重点转向苏联,她又开始苦学俄文,翻译苏联作品,并忙着把诗词译成英文.尽管教授评级时,她被定为四级,但她仍然开朗豁达,“字典里没有愁字”.
这是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们悲惨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学生们仍然可以在山道上,偶尔看见她和丈夫相携而行的身影.有人曾看到,丈夫系着她亲手织的漂亮围巾,在白毛线上,特意绣着朵别致的康乃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