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国学虽是中国的学问,但国学研究必须是世界性的.若西域研究这门本来就颇具世界性的学问,能有幸作为国学的一部分而得到重视,区区私愿,即得而偿矣!
于海外游学十五年后,下决心回国就职.日前受媒体采访,让我谈自己的学历和对国学、以及我从事的西域研究的看法.本来人微言轻,且还不到要回顾的年纪,但被人突然于这个特殊的时刻问起,禁不住想一吐为快.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一生所经历的事情中哪一件事对你的学术选择有重大意义?我想与我同时代的学人或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对专业的选择并非一开始就与个人爱好有关.当年我上历史系就只因各科考分中历史最高.大学毕业考研时决定报考蒙元史专业,亦不是因为当时对这个专业已有充分的认识和爱好,而是因为当时南大的蒙元史研究全国一流,导师韩儒林先生是当时系内最权威的学者.但我并没有成为韩先生的弟子,获告被录取之后为元史研究室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校园内张贴韩先生的讣告.我的导师是陈得芝先生,在他指导下我在南大元史室学习、工作了将近七个年头.回想起来,当年在南大读本科时,许多青春时光是白白流逝的.尽管有很高的学习热情和无穷的精力,可没有人告诉我课外应该读什么书,如何读书.所以大学四年并没有为下一步的专业训练做好充分的准备.两年前一位从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海龟”的老同学对我说,他回国服务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学校太重研究生培养,而不重视本科生教学.老师们对不住优秀的本科生.听后内心为之震颤,亦对这位据称孜孜不倦于本科生教学的老同学产生由衷的敬意.
我在南大读研究生的经历对我以后所走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尽管我并没有完全留在本专业内.蒙元史研究是当时中国历史学界一个很特殊的领域.该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中人才济济.在海外闯荡十五年之后,我依然觉得像蔡美彪、亦邻真、陈得芝等蒙元史学者绝对世界一流.海外学术同行见过不少,但从未见到过一位才情、学问可与亦邻真先生媲美的学者.作为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个专门史,蒙元史研究十分强调学习外语和吸收海外学术成果.记得韩儒林先生曾在迎新致辞时说：学习历史要有两根拐杖,一根是古汉语,一根是外语,离开这两根拐杖就没法走路.十余年前读到刘再复先生在海外写的一篇题为《身无彩凤双飞翼》的小文章,主题是说：人做学问须具中学、西学双翼,他那一代学人没有这副翅膀,飞不起来；其中人品好的勉强能走路,人品次的则作小爬虫.刘先生的“双翼说”和韩先生的“两根拐杖说”异曲同工,然当时的学者中有这种危机意识者不在多数.而韩先生的“两根拐杖说”于蒙元史学者中却影响不小.两年前在京都龙谷大学听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先生演讲,会后闲聊起他们这一代治中国古代史学者们的外语能力.王先生脱口而出,说除了张广达和陈得芝,其它人都不行.可见当时真拿得起外语这根拐杖者真是凤毛麟角.事实上,于治蒙元史、或治“西北舆地之学”的学者中间,外语能力强的不只是张、陈二位先生,于我熟悉的学者中间就还有亦邻真先生、邓锐龄先生等,他们都是精通好几门外语的优秀学者.
我在南大元史研究室头一年的经历,至今想来依然冷汗三斗.与同学相比,我的学习条件得天独厚.元史室有自己的资料室,有关蒙元史的中外文资料应有尽有.老师、师兄们每天来室内读书、讨论,合作著书,并主办自己的学术刊物,充满着蒸蒸日上的气氛.这让我大长了见识,亦自觉应该像老师和师兄们一样奋发有为.但这样优越的环境和气氛亦烘托出了我的无知.前辈的成就高不可攀,好象不曾留给我等后生可待发掘的空白.想做任何一个题目总有名家名篇在前拦路,又牵涉众多不同语言的资料和论著,令人力不从心.一年间翻翻古籍,读读洋文,心里七上八下,不知何时能找到一个前人未曾太多留意而自己又有能力研究的题目.可幸陈老师很快看出了我的惶恐,给我指了一条可在蒙元史学界独辟蹊径的生路.元代的蒙藏关系曾是蒙元史领域内一个尚待发掘的题目,藏文文献中有许多有关蒙元历史的资料.韩先生留学欧洲时学过藏文,回国后亦写过几篇有关西藏历史的论文,其中一篇还被其当年在巴黎的同窗石泰安(RalfStein)先生于《通报》上作过专门介绍,但他并没有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西藏史上.其后韩先生曾有意让陈老师专攻西藏语文,并准备派他去北京随著名的汉藏佛学家吕澄先生学习,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于此近三十年后,陈老师旧话重提,希望我能够代他去完成韩先生的这个遗愿.这对常常惶惶不可终日的我来说,好似柳暗花明,尽管当时我对西藏学一无所知.随后我来到北京民族学院随王尧先生学了一年的藏文.王先生是我遇见的最有魅力的老师.一年时间很短,我学到的藏语文知识十分有限,但却已经下定决心今后要以西藏学研究为专业.弹指间二十年过去了,当年和我一起学藏文的同窗中有成绩斐然已成西藏学大家者.要是没有王尧先生当年的循循善诱,一定没有他们今天的成就,更不会出现我这样一位来自江南水乡的西藏学家.作为当时活跃于西方藏学界的唯一一位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王先生教我们大量阅读和翻译西方藏学论著,慷慨地将他自己收集到的国内罕见的西方藏学论著提供给我们,使我们相当及时地了解西方同行的学术方法和研究动向.五年以后,我来到德国波恩大学留学,主攻中亚语言文化学.因有国内随陈、王两位老师所受训练,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国内所学和德国的蒙、藏学术有很大的隔阂.我于主修专业内的最大收获是藏语文知识、能力的大幅度提高.我在国内学历史,到了德国主修所谓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后者是对一个民族从语言、文献、历史、民俗等各个方面进行的综合性的研究,但二者基本的治学方法没有很大的区别.要说在方法上亦有所收获的话,则主要是在主修之外.波恩大学要求学生于主修之外,选择两门副修.我选比较宗教学作为副修之一,它花掉了我写毕业论文以外的所有时间,但颇有收获.
大概是因为我从事的西域研究向来十分冷清,但最近人大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先生却提出要将它作为国学研究的重点,为此记者希望我对专业的冷、热问题和西域研究与国学的关系谈点看法.国人喜谈学问之显与不显,常有人说某学是当今显学,而这样的话在海外很少听到.其实学问、专业不应有冷、热之分.好象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学问是几个素心人于荒郊野外所做的事情,不冷不行.一门学问表面的显与不显多受外在条件制约,与学问本身关系不大.韩儒林先生有一句曾被误传为范文澜先生所说的名言,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韩先生一生谈不上显赫,甚至连一部专著亦没有；我最钦佩的亦邻真先生同样如此,尽管他们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学者.最近读到张承志先生一篇怀念亦邻真先生的文章,知道世界上对先生如此心悦诚服的人不只我一人.衷心希望借张先生的声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亦邻真先生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学者的价值.学问的冷、热,一时而已.学问&# 26412;身却是千秋大事,不可不慎.常有人说,敦煌学是当今的一门显学.此话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而言,不可信其无.然就世界而言,却不可信其有.西方大学中根本就没有敦煌学这样的专业,连敦煌学这样的词汇恐怕亦只见于中文和日文.虽然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遍布世界,但他们出自不同的专业.敦煌学既没有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更谈不上是显学.与敦煌研究不同,西藏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却早已在西方学术殿堂中占一席之地,晚近更因一个精神化了的西藏成了西方世界不可或缺的“他者”而使藏学于欧美东方学界内一枝独秀.但藏学同样不是一门国际显学.西方人有他们自己的“国学”,东方学本身就是作为西学的“他者”而存在的,说到底它不过是西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今天的藏学显然比传统的印度学、蒙古学、突厥学、满学等热得多,但藏学既不能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印度学、蒙古学、突厥学和满学等却亦薪火传承,绵绵不绝.学术当有自己的传统,不应受外在条件制约而忽冷忽热.
学问不应有冷热之分,西域研究,或曰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是一门既有现实意义,又富有学术挑战性的学问,当然不应该被冷落.冯其庸先生提倡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整合到国学研究之中的确与时俱进.国人早已习惯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这样一种说法,但一提到“国学”最先想到的却还是四书五经,很少有人会想到非汉族文明的东西.国人对国学的认识与其对国家的认同不同步.事实上,西域研究,或如其开始时所称的“西北舆地之学”,恰好是在界定中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清末中国受外国侵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为了确保领土完整,不受瓜分,明确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地位,中国学者中间应时而出现了一股研究“西北舆地之学”的热潮.所以说,“西北舆地之学”从一开始就是国学的一个部分.嘉、道以后,“西北舆地之学”因缺乏新材料和新方法而渐失其活力.然此时“东方学”却于西方盛极一时,这与帝国主义不断东侵直接相关,但亦有其特定的学术缘由.当时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首的一批欧洲学者,不但从中国的西北地区劫走了大量珍贵的古文献,而且在学术上亦独辟蹊径,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即用汉语古音和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等方法,处理、解释这些多种语言的文献,令人耳目一新,其成效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当时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中有一批身怀学术救国之抱负的优秀学者,为这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吸引,故积极地投身其中.这种曾被人称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者,实际上亦古亦今、亦中亦西,它比纯粹的中学或西学更富有学术挑战性.人们常如此形象地嘲讽那些惯于在中西文化之间投机取巧的人,说他们“在伦敦讲《红楼梦》,回北平说莎士比亚”.相信当时这样做的人有不少,但有志向者更愿意选择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学问,以此与洋人在学问上一争高低,以振学术救国之雄心.我曾在留学德国时拜读了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当读到先生当年坚持不选汉学而以斯拉夫学为副修的故事时,深为自己才疏气短,竟然选择汉学为副修而无地自容.
当我在波恩为取得博士学位苦苦挣扎时,时常感叹何以当年韩先生他们这一批学者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好地掌握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韩先生一共只在欧洲住了三年,留学的本来目的是学习西洋文明史.可三年下来,他却成了一位一流的西北语言、史地专家,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的能力无与伦比.大概是时代造人,当年韩先生在巴黎的老师中有伯希和、同学中有石泰安,回到国内时西域研究正得到大力提倡.既有像陈寅恪、王国维、陈垣先生这样的大师可为表率,亦有像傅斯年、顾颉刚先生这样杰出的学术组织者的积极倡导.虽然是烽火连天的年代,但他们同心协力构筑起了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之塔.当年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间的距离远没有今天那么大.有理由目空一切的伯希和未敢藐视他的中国同行,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竟再三向没有博士学位的陈寅恪先生发出聘书.让人痛心的是,一代大师们苦心建立起来的塔很快被无情地摧毁.待中国学者再次有机会面对国际学术时,二者间的距离已被拉开.中国的蒙元史研究承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三位曾留学欧美之西域史、语学大家之流风余绪一度鹤立鸡群,但中国学术之整体水准已不复乐观.今天人人仰望陈寅恪、王国维,可谈陈寅恪者津津乐道的是《柳如是别传》,说王国维者言必称《人间词话》,殊不知前者是作者晚年失明后的自娱之作,而后者是作者踏入学术高峰期前小试锋芒之作,他们的学术抱负和最高的学术成就均不在此.据传中国学者中当年最受伯希和激赏的是王国维和陈垣,可以想见王静安先生著作中最得伯氏欣赏的决不可能是《人间词话》,而一定是见于《观堂集林》中的那些“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的作品；陈垣先生没有留下一部与《人间词话》、《柳如是别传》类似的“国学”著作,可赢得了伯希和对他甚至高过对胡适、陈寅恪两位先生的尊敬,其原因是他写出了《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样治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的经典著作.因《柳如是别传》、《人间词话》而荣登“国学大师”之榜首,陈、王两位大师若九泉有知,一定啼笑皆非.如果这两部著作可用作衡量一位学者是否“国学大师“的标准的话,那么被公认为西方汉学第一人的伯希和先生决无资格当选“汉学大师”.伯氏似从未研究过四书五经,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风花雪月显然亦不是他的最爱,他的入室弟子中有蒙古学家、西藏学家、乌拉尔――阿尔泰学家等等,但好象没有一位纯粹的汉学家.伯希和先生的头像没有被悬挂在波恩大学的汉学系内,却被悬挂在中亚系内.莫非伯希和先生就不是一位汉学家?假如陈寅恪、王国维先生没有《柳如是别传》、《人间词话》传世,不知今天他们是否还会被人称为“国学大师”?当今中国大师名号满天飞,可很多人却很不情愿称季羡林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为“国学大师”.季先生于德国主修印度学不假,但他日后治中印文化交流史,作《大唐西域记校注》、传吐火罗语,并主持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这与陈寅恪先生当年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并无不同.陈先生在海外学的是梵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等西域古文字,夫子自道其学术兴趣主要在于历史和佛教,即在于考证唐朝、吐蕃以及西夏之种种关联和梵、汉、藏文佛经对勘.于季先生留学和治学经历中我们不难见到陈先生的影子.不知国人何以对季先生这位百岁老人如此吝啬,不肯心悦诚服地称他一声“国学大师”?伯希和一生主要研究中国西域的语言和历史,可他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汉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主治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可他们众望所归地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由此看来,中西皆以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为汉学、国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今天兴国学,理应支持西域历史语言研究.
二十多年前一句以讹传讹的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曾激励了不少有志之士,令今日中国学者于敦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荣新江先生最近提出了敦煌研究的一个理想境界,即“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 界”,这充分显示出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的自信和豁达.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即使在敦煌研究领域内,中国依然不能算是世界上的龙头老大.对敦煌汉文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荣新江先生更优秀的学者了.然而对“敦煌胡语研究”,亦即对敦煌发现的非汉语文献的研究,中国学者除了耿世民、王尧先生以外基本没有发言权.在西域研究领域内中国依然是空白的区域还相当不少.除了敦煌以及与其相关的丝绸之路和西域各种语言古文献的研究以外,西域研究还应当包括突厥（回鹘）、西藏、西夏、蒙古、满洲研究等,而在上述所有这些领域内中国学者都不见得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我们作不懈的努力.不可否认,从事西域研究,中国学者有着天然的优势.汉文文献是一个宝库,不管从事西域哪一种文字、哪一个民族的研究,如果不能利用汉文文献则必然是一个天然的缺陷.但对西域研究这一学科的建设,尚需要从许多基本的工作做起.首先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专业图书数据库.当年陈寅恪先生受聘清华国学院导师后再三推迟归国行期,于柏林苦等其妹妹从国内为他筹备购买《西藏文大藏经》之巨款.可惜陈氏虽为世家,但亦无力满足他的这一奢望,陈先生最终抱憾东归.中国进口第一部影印本《西藏文大藏经》是陈先生归国后数年经胡适和旅居北平的爱沙尼亚男爵、印度学家钢和泰(AlexanderStael-Holstein)两位先生促成.陈先生最终放弃做西域研究的努力,或主要是因为国内相关图书资料的不足和其个人的丢失.可幸我们今天的条件比陈先生当年要好得多,例如他当年孜孜以求的《西藏文大藏经》,现在不但有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在出版的各种版本合校本,而且我们还可以花不多的钱在美国买到全套的扫描光盘本.但如今中国学者与西方、日本学者相比,最大的劣势或仍在于图书资料的严重不足.西方、日本学者垂手可得的东西,我们往往遍求不得.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学术很难与世界学术接轨,亦没有办法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其次,西域研究一定得从语言入手,海外学人常常笑话中国有不懂藏文的藏学家、不懂蒙文的蒙古学家、不懂回鹘文的突厥学家等等.这样的现象不应该在我们的下一代中继续存在,西域古代语言人才的培养刻不容缓.再次,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曾经大师辈出,如今大师已逝,连他们当年创下的学术规矩亦失之殆尽.今日中国学者重有争世界一流的雄心,委实可喜可贺.然要争一流,先要预流.预流之后,短时间内或尚难成一流,但努力之下必会有一流的成绩出现.反之,若不预流,投入再多亦永远成不了一流.做学问入不入流,看的首先是作品符不符合学术规范.学术在不断的发展和更新,但基本的学术规范应该百年不变.唯有如此,学术才能既有各自的传统,又有国际对话的基础.晚近学界常常讨论如何建立学术规范这一至关紧要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恢复上个世纪30、40年代那些提倡历史语言研究的学者们所身体力行的学术规范,中国的学术出版物即可预流.我手头有一本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刊,是吕澄先生的《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其用纸、印刷极为简朴,但从注释、引文到标点、索引均极规范,一点不比与其差不多同时代问世的罗马东方丛书差.而这样中规中矩的学术著作在今天的藏学、佛学出版物中已成绝唱.当下常有人为个人著作是否涉嫌剽窃他人成果而与人争执,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无疑是其著作的不规范.曾有朋友的弟子被人指控学术剽窃,我友痛心疾首之余发感慨说：坊间多的是东拼西凑而成的烂文章,这比全文剽窃更加恶劣.最简单的学术规范就是要以前人的学术成果为你自己所作研究的起点,否则做它作甚?著作等身,有何用处?止可覆瓿,倒亦罢了.辛苦为之,却讨个贻笑大方,又何苦来着?国学亦好,西域研究亦罢,若不遵守最起码的学术规范,不说一流没戏,就是预流亦难.
游子倦归时,本当三缄其口.斗胆说那么多闲话,并非不知高低,有意要评点江山.初则被人问起,不得不有所响应；继而有感于今日为学之艰难,想做一流的学问当真必须学贯中西,然于我来说可谓missionimpossible.少小失学,至今对中学一知半解；游学西方虽十又五年,可对西学的认知尚不及对中学之一知半解.有心步前贤后尘,勉强作些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谋生之外,尚冀私心有所寄托.国学虽是中国的学问,但国学研究必须是世界性的.若西域研究这门本来就颇具世界性的学问,能有幸作为国学的一部分而得到重视,区区私愿,即得而偿矣!
沈卫荣,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