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艺学教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材吗?

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是建国初期对我国文艺学建设影响最大的两本著作.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34年出版,1948年莫斯科教育一教学书籍出版局再版.在苏联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套书一直在出版,是影响很大的正统教材.这部著作在中国也早有中译本,是新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开拓者.季摩菲耶夫的教材是前苏联最早的具有大学教材性质的文艺理论著作,是被高等教育部批准用作大学语言文学系及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的教科书,具有权威性,由著名翻译家查良铮译成中文,1953年12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作为当时苏联屈指可数的文学理论家之一,季摩菲耶夫在前苏联文论界享有崇高声誉与地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得他的《文学原理》一书成为当时中国文论界的理论权威.

《文艺学引论》为苏联文艺理论家、基辅大学语文学系副教授毕达可夫所著.他曾作为苏联专家于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文艺理论研究生和来自全国的文学理论教师讲授“文艺学引论”课,时间为一年半.该教材是根据作者1954年至1955年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稿,由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集体翻译整理而成,1958年9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将文学理论翻译为“文艺学”,就是从毕达可夫开始.毕达可夫本人虽然在俄罗斯没有多大的名气,但在中国,由于他有许多学生,他的理论思想在中国影响面很广.

这两部文艺理论教科书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还因为它们把苏联当时的文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批评方法等,完整地输入到中国,成为法定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并且为我国各个高等学校普遍采用.这两套教材培养了整整一代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人才,并对此后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主要描述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即文学反映论.著作中主要用来分析作品的范畴是主题、思想、性格等,在这种框架里,研究文学作品就等同于研究文学社会生活,借此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文学原理》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文学概论”,主要是论文学的本质、特性及法则,对更进一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的基础.作者在教材里确定了文学的思维性、形象性、艺术性及党性;识别了文学的不同类型及其内在的原因;阐明了现代以及过去文学对于我们所具有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美学的意义.该教材特别精辟的地方在于对文学形象的规定及说明,把马、恩、列、斯经典及世界文学中伟大的作家及作品所提供的珍贵的论断结合起来作为教材的理论依据.④该部分从政治和美学意义上回答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集中讨论了“形象性”和“艺术性”.第二部分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阐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主题、结构和情节,及文学语言的特征,从作品构成的“内容”和“形式”确立了作品分析的原则.作者把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个性、结构、情节等问题,进行了扼要而精辟的叙述,对文学作品的科学的辩证的观点,也有很明确的说明.作者为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和理论的出发点,指出研究文学作品并不就是单独地研究它的思想,或个性,或语言,而是要在作品各部分的有机的关联中去这一切.作者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于作家语言的问题也提出了珍贵的意见.第三部分为“文学发展过程”,从文学风格、文学流派、创作方法及文学的类型分析,试图归纳出文学发展的规律,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经验为出发点,指出文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系列具体的、概括的形式.该教材一方面能不违背历史的具体性,一方面能在统一的原则下,帮助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更深刻、更正确地去了解、研究、批评各时代不同的作品.②教材的“引言”部分,则从学科建设角度回答了文学理论在文学科学中的地位、任务及学习方法.


“形象”、“形象性”、“典型”问题,是《文学原理》的基石.其中“形象”是逻辑论点,是阐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质之所在,是具体的同时也是综合的人生图画.形象是具体的,因此必然要通过个性描写来实现,而通过对个性的描写与塑造,就形成了作品中的典型.在“文学发展过程”这一部分里,季摩菲耶夫纳入了文学的风格、思潮、流派、创作方法、文学作品体裁等内容,也就是说,他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上述风格、创作方法等问题的.季摩菲耶夫认为,艺术性与形象性是一致的,艺术地反映生活也就是形象地反映生活.艺术性既包括了概括的正确性,描

81写的生动性,还包括人民性和党性,因而形象性也就自然地是概括性、生动性、人民性和党性的综合,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艺术形象作为文学艺术的惟一的本质特征,在不同类别的作品中有不同表现.季摩菲耶夫以形象为核心,形象导致性格,他把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作为文学分类的依据,以概括文学创作的规律,表明了其文学特征与文学分类理论的一贯性.把形象作为文学多种属性的整合,是《文学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

(二)《文艺学引论》与季摩菲耶夫的教材一样,都强调思想主题,它的体例和观点基本上来自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但在具体论述上,又带有50年代初期苏联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鲜明印记.全书包括“绪论”、“文学的一般学说”、“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的发展过程”等四部分.该书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文艺理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认识生活的一种形式.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社会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党性原则、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教育作用等政治化的内容,构成了《文艺学引论》的基本框架.它以“形象”这一概念作为其理论核心,它提出的许多概念都为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者所沿用,在结构体例和方法上,在基本的思想倾向上,极大地影响了其后中国文学体系的建设.

(三)从体例上看,《文艺学引论》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结构方式基本一致,保持了当时苏联文学概论教材编写的一种基本模式,都由文学本质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发展论组合而成.同时,这三个部分所包括的具体内容,也基本一致. 和季摩菲耶夫一样,毕达可夫也强调艺术形象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形式,典型的真正意义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概括和认识,其社会功能是教育作用和改造作用.虽然毕达可夫在关于形象的确切的定义与季摩菲耶夫的定义是一致的,但毕达可夫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文学中典型的意义和作用,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文学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他认为在艺术形象中不是简单地再现某种现实现象,而是把已认识的东西再构思、再创造,变成思想形式,作品中的性格的描写,
是艺术地认识和掌握世界的基本手段.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艺术文化,也包括文学,才有可能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发展.在关于“形象”的论述上,毕达可夫和季摩菲耶夫一样,提出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指出,“就狭义方面说,使语言具有鲜明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具体性和表现力的词句,都叫做形象”,“就广义方面说,凡典型以及艺术所具有的反映生活的特别形式,都叫做形象”,“典型和性格叫做形象”.

季摩菲耶夫和毕达可夫都强调意识形态本性论的文学理论,坚持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突出文学的社会本质与社会认识功能.《文学原理》主张文学“是依照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而或多或少地反映着生活的真理”,“文学和任何别的意识形态一样,积极地反映生活,帮助人在生活中去行动.”《文艺学引论》认为“文学也正如一般艺术一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在艺术形象的形式中反映社会生活,它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它起着很大的认识、教育和社会改造的作用”.然而较之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更强调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更强调社会主义文学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性,更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具体阐述中,逻辑上也显得严密些,体例上也更科学些.和季摩菲耶夫一样,毕达可夫也运用了一大堆有关主题、思想、问题的概念.有的概念甚至比季摩菲耶夫讲得更清楚些,但他所用的概念太多,太细,过于繁琐.毕达可夫和季摩菲耶夫关于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界说及二者关系的描述,都是以斯大林的理论为根据的.他们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进行了乐观和理想的描述,只是毕达可夫比季摩菲耶夫表现出了更强烈、更鲜明的感彩.在“文学的发展过程”部分,毕达可夫虽然和季摩菲耶夫一样,也把文学的风格、流派、创作方法作为主要内容,但他还补充了季摩菲耶夫所忽略了的文学起源理论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得著述的涉及面更趋完整.

从20世纪30年始到7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典型与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核心命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典型概念原本出自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学说正是总结人类文学创作规律而提出来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理论学说,它是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所特有的.季摩菲耶夫和毕达可夫等苏联作家一直受到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的指导,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对于典型和现实主义的论述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把形象和典型作为理论基础,使这两本教材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材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苏联乃至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所有国家,它们是最早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文学理论教材,其由“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发展论”、“批评论”构成的理论体系,对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在塑造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主人翁和英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中,典型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是高度概括性、鲜明时代性和独特个性的统一,现实主义的细节真实是典型塑造和典型理论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实主义的充分表现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两本教材中所强调的人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成熟,一直关心人,重视人,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对人的问题发表过许多独特的见解,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系统.季摩菲耶夫和毕达可夫所阐述的文艺学原理,是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直接反映.这种美学以认识论、反映论来揭示文学的本质,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且能够且必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根据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的理论,这种美学提出文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并且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至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则正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功能和价值之所在.我们说这两部教材是马克思主义教材,还因为它们从总的理论框架上坚持了文学的唯物史观,从列宁的反映论入手来探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来进行文学分析.

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材,它们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倾向和推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学术理念、框架、观点,对我国的文学理论教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部教材及时地将当时的苏联文艺界最新成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纳入教材,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斯大林和高尔基共同提出,与创作方法联系在一起、苏联文学界和文学理论教材所独有而不见诸西方文学理论著作的概念.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适用于非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在当时有两大需要:一是适应创造社会主义文学新人的需要,二是坚持文艺理论研究中反映论的认识论.曾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而这两部教材正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它们将苏联文艺界的最新成果引进中国,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文艺理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但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当时是一个新的事物,需要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这两部教材还存在论述上的不足之处.如它们都过分强调了现实主义的优长,而忽视了浪漫主义的特点和价值.虽然它们也承认积极浪漫主义是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没有突出强调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独立价值和作用,因而无法解释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丰富性,做出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简单划分而受到后人指摘.然而这两部教材至少在形象、典型、现实主义等问题上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意义.《文学原理》中有许多的论述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关于主题和思想的区分,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混淆的思路;再Ĕ 04;如关于“情节”问题的详细讨论,虽然有些重复和繁琐,但丰富了叙事学的知识,是我们自己所编写的教材中所欠缺的;在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发展论中,他的关于风格问题和创作方法问题的论述,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研究问题,总比静止地研究更接近文学本身.

从文艺学学科建设角度说,这两部教材
的文学理论体系给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社会主义思想阐述文学问题的最早的教材之一.它最大的功劳是给我们送来了文学的唯物史观,坚持了反映论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第二,它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强调了文学价值,这对于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是有启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一直是我们今天的文艺学家们思考的大问题,两位作家当年所做的工作,正是此后深入的开始,虽然当时他们还找不到任何现成的借鉴.他们的理论体系是独创的,即使从方法论上看,对于我们也是很重要的遗产.

从文学理论的发展角度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已吸纳了大量西方的文艺学精华,而对原苏联的文学理论,多有遗忘.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一切科学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如果承认文学理论的发展是全人类所有文学理论的共同发展,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忘记这一类的文学理论.因此,当我们在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转换时,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两部教材的理论体系,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我们对这两部教材应进行全面的客观地冷静地分析.当今文学理论界在对待苏联文艺理论教材问题上,总是贬多褒少,甚至是有全盘否定的倾向,把之看成是“具有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意味的文艺学”,未能做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文艺理论教材.我们应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时,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研究,既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又是迫切的现实需要,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苏联文艺理论教材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我们还应看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一个历史阶段有一个历史阶段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文学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与时俱进的.革命的时代,文学的本质当然要强调它的党性,它的工具性与阶级性,和平的时代,经济建设的时代,对文学的本质的认识自然要走向强调它的审美性,它的学理性.离开了时代的特点与文化背景空谈文学的学理性与它的审美性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因此,这就决定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理论教材,一历史阶段有一历史阶段的文艺理论教材.也只有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观,把这两部教材放在历史的环境中,动态地看待它们,才能够客观准确地、公允地评价这两部教材.如果只是用静止的眼光或只孤立地从当今审美时代出发去把握与评价这两部统编教材的话,那得出的结论肯定是失之片面的.

科学的本质是发现、是创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生命与灵魂,这两部教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它们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文艺理论界目前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对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们所面临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新意识,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竞争能力,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的形态,以适应时代和文化进步的要求,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吸收这两部教材的创新意识和方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今天回顾这两部教材,历史地认识和评价它们,会让我们在文学理论教材的不断创新中更具历史感和责任感,既有益于文论教材的建设,亦有助于克服淡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倾向.

(本文系2004年度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资助项目[Hj200425])

(作者单位:海南琼州大学中文系、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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