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由漳州师范学院、《文艺报》社、《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共同筹划组织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9―11日在福建漳州东南花都的“策士溪俱乐部”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报社杂志社的8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叙事学理论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文学叙事与文化诗学视角、叙事学的中国化及其实践、后经典叙事与经典叙事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云南大学的谭君强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的傅修延教授、浙江大学的金健人教授、漳州师范学院的祖国颂教授在大会开幕式后作了主题发言；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刘绍信教授、西南师范大学的许德金教授、天津外国语学院郑铁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董小英副研究员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大会在紧张、热烈、和谐、友好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议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会议上各位专家学者们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是替代还是互补.针对这一问题申丹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的主题报告,简要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论述了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特征,并阐明了后经典叙事与经典叙事之间共进互补关系.他指出,国内研究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女性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曲线相救”,并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
后经典叙事学呈现出越来越旺的发展势头,是不是经典叙事学真的濒临死亡了呢?申丹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有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又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作为技术支撑.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由此可见后经典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因此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或超越,而是互补共存,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叙事学是否要走向文化叙事学.传统叙事学脱胎于结构主义诗学,聚焦文本之内叙事结构与叙述话语的形式分析,割裂与文本之外世界的联系,有着明显的不足.那么叙事学要不要走向文化叙事学?
祖国颂教授提出“走向文化叙事学”的构想,认为文化叙事学意在把叙事表现文化事实与文化事实具有叙事功能相结合,把叙事文本与文化现实相结合,把叙事行为与叙事读解相结合,从而把叙事从一种语言行为还原为广泛的文化现象.文化叙事学不只关注叙事对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表现,还特别关注特殊的文化事实所具有的叙事功能及其所产生的特殊叙事效果,注重发现叙事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把叙事行为与叙事读解行为融为一体.
刘庆璋教授分析了叙事学的局限性,认为叙事学是文艺理论的支脉,它从结构主义中分化而来,既有很强的学理性,也有其明显的缺陷,它将文学研究推到科学主义的极端,欠缺了文学的精神归依――人文主义精神.如果忽视创作者和审美者的美学取向,割断文本与人――作者、读者及其生活现实和文化语境的联系,显然背离了最不宜于整齐划一、最需要独创性的文学美学特征.而文化叙事学既能较好地继承和发扬叙事理论的优良传统,又能较好地弥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不足.因此叙事学应该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发展,走向文化叙事学.
谭君强认为作为文学研究的叙述学,从大的范围来说,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在叙述学处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时候,为了确保其在众多学科中的独特定位以及其研究的独立性,从而将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作特殊的限定,以使其在众多理论潮流中独树一帜的话,那么,在叙述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叙述语法、叙述结构、话语分析等众多模式已经得到充分展现的情况下,叙述学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画地为牢,使自己继续在原地打转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叙述学与不同学科之间所产生的交叉研究,叙述学对文化领域这一更为宽广的范围的渗入,无疑会使它获得新的无限生机.
申丹也强调,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局限于文本之内,搞到一定程度,研究的东西越来越少,老是在同一框架里转很难再有所作为,它必须寻找空间向外拓展.
叙事学突破文本与结构主义形式的樊篱,与文化层面和鲜活的世界相联系,是它发展的必然趋势.
叙事学如何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传统叙事学主要研究语言文学叙事,而文学叙事离不开它的审美价值,可结构主义叙事学恰恰忽略了它的存在.把叙事学引向审美层面,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
李晓宁、刘绍信、刘庆璋等人认为新叙事理论虽然不再停留于纯形式分析,进入了文化分析的层次,而且其研究对象也从文学文本扩大到了文化文本.但是新叙事理论仍忽视了文学叙事的审美意义.失去了美学魅力,就没有了文学；离开了审美研究就难以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仅就叙事文学文本的结构形态、叙述语法来说,为什么它要有那种结构形态和叙述方式,其美学旨趣和美学效果何在,也是文学作为文学、文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如仅停于对之做纯客观的、描述性的、规范化的、甚至是公式化的概括,不将思路向美学方面深化,作为文学叙事学,显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谭君强、陈美林、胡金望等也主张把叙事学引向审美层面,认为叙事理论与文化诗学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一关联的一个重要层面在于进行审美文化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运用现行叙事理论中已有的基本理论模式和方法,对叙事作品进行分析,不仅不回避对叙述文本的审美价值判断,而且还有意探索叙述文本中所存在的这种审美价值,以及透过形式意义之外诸如心理的、意识的、思想的、社会的等文化上的意义.它可以从“形式层面”、“社会历史层面”、“精神心理层面”、“文化积淀层面”对对象进行审美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和研究.
由此看来,把叙事学与文学审美结合起来研究叙事作品也是叙事学发展的趋势.
如何解决叙事学泛化问题.叙事学与文化相联,关注文学的审美层面,会不会出现什么都讲叙事学就什么都不再是叙事学的泛化现象?因为泛化本身就是一种消解与解构.文化叙事、日常口头叙事、电影叙事、历史叙事、自传叙事、心理咨询叙事、女性叙事等都不一而足地挂上“叙事”的头衔,这是一种叙事的泛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叙事学理论品质的消失.董小英、夏忠宪、张开焱、胡明贵等认为,文化叙事学应坚持它原来的艺术品质,不能背离叙事理论的叙述语态、故事语法、文本结 构等基本规约性.文化诗学应运用叙事学合理的内核,做到形式分析和文化分析相结合,既注重形式分析,又探索形式背后隐含的文化深意.要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和概念来分析作品,同时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注重跨学科研究,有意识地从其它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立足于叙事学内在的规约性,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概念去分析作品,同时注重作者、读者、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审美价值,拓宽叙事学研究的领域,已成为代表们的共识.
叙事学如何本土化、如何进行文本实践.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国内,国内文艺理论产生了“失语症”.叙事学引入我国后,我们不能忽视自己的叙事传统.叙事学只有与中国文化结合才能生根,我们才能有自己的东西与国际叙事学者对话.傅修延、曾镇南、郑铁生等主张国内叙事学研究应多挖掘中国叙事学传统,多关注当代文学作品,多研究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使叙事学和中国古今小说创作联系起来,以寻找自己的学术生长点,使中国叙事学成为世界叙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叙事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在国内已走过了近20个年头,取得了丰硕的成绩,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从文类来看,已从小说延伸到散文、诗歌、史话、童话、电影、电视等等；从研究对象来看从研究语言发展到研究图像、绘画、雕塑、媒体等；从运用领域来看,出现了用叙事学来研究翻译、卡通、文化等新领域.但也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许德金指出的那样,国内每年发表的叙事学论文虽然很多,但大多是书评、述评、综合评论等文本解读类文章,理论研究性文章很少.这次研讨会就叙事学一些热点而又现实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阐释、澄清了一些学理概念,提出并明确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对我国叙事学的未来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