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三个“京派”刊物(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京派”文学的鼎盛时期,京派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林徽因的文学活动也始终与“京派”文学相伴.正如萧乾所说:“她又写、又编、又评,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京派”有三个重要的文学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三个刊物的刊头与封面都是由林徽因设计,风格清新脱俗,古朴典雅,标明了“京派”作家的文学理想,留下了林徽因作为建筑师的风采,也成为不可复制的艺术样板.《大公报》文艺副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1933年,同年8月沈从文从上海回到北平,9月就开始主编这个副刊.正如萧乾所说,沈从文的北归以及《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刊,为“京派”文学划出了一个历史的坐标,它标志着“京派”作家群开始形成,并且有了自己最重要的刊物.此时,身在北平的林徽因很快成为“京派”文学的中心人物.在这个副刊的编辑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也是这个刊物的主心骨.

《大公报》文艺副刊没有发刊词,创刊号上发表了杨振声的《乞雨》和林徽因的《惟其是脆嫩》,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刊词,表明了文艺副刊的办刊宗旨,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一个共同目标:一是要打破北方文坛的沉寂,唤醒“五四”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二是要保持文学的独立姿态,使文学写作既不受商人的影响也不被政治左右,而是以“形形色色的人物、悲剧喜剧般的人生作题”(林徽因《惟其是脆嫩》).

青年作家萧乾就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蚕》,受到林徽因的关注,她给主编沈从文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而后,沈从文和林徽因一直关注着萧乾的创作,得到鞭策的萧乾在创作上大为长进,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小说.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沈从文马上把他介绍进天津《大公报》馆作文学编辑.萧乾回忆说:“在我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徽因一直是我的啦啦队.我每次由天津到北平举行约稿恳谈茶会,她总是不落空,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她热烈支持我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奖金,还从已刊的作品中选编出一本《大公报小说选》.”1935年7月4日,萧乾又接编《大公报》最有影响的一个通俗消闲副刊《小公园》,在沈从文、林徽因等京派作家的帮助之下,萧乾对《小公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在《小公园》的改造中,林徽因起了重要的作用.萧乾捧出了《小公园》的改造蓝图之后,她和梁思成一起为它设计了新的刊头.他们冒着酷暑赶制出了一幅“壮丽典雅”的刊头画,林徽因为此专门给萧乾写信说明创作过程和图案的寓意:“现在图案是画好了,十之七八是思成的手笔,在选材及布局上,我们轮流草稿讨论.说来惭愧,小小一张东西我们竟然作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还好,并且是汉刻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用来对创作前途有点吉利.”他们的好友、《大公报艺术周刊》的主编、著名画家司徒乔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巨幅油画创作,特为《小公园》设计了另外一个湖光塔影的刊头画,清新素雅,表达了画家对这个小刊物“特别的宠爱”.

萧乾为此特致读者:“在这里,我们得向两位艺术友人道谢,因为大热的天,他们曾费许多心思为这小刊物计划‘报头’,使它能有一块漂亮的犄角.等吉利不吉利可全在大家的努力了.让我们在这精彩的‘犄角’下面铺起精彩的文章,切莫使这些宠爱变成为错爱.”由此可见,大艺术家画“小刊头”,不止是出于对这个小小副刊的关爱,而是表明了他们对文学新生力量的期待.

此后,《小公园》轮流用这两幅图案作为报头,内容也大为改观,告别了“消闲”和“散淡”的时代,走上了纯文学之路.新的《小公园》诞生后,新文学作家也陆续登场,如沈从文、知堂、曹葆华、孙毓棠、刘西渭、陈梦家、何其芳、李广田、靳以、南星、芦焚、祖春、道静、杨刚、林庚、常风、丽尼、方敬、毕奂午等人,而后它又并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最重要的阵地,展示了京派作家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反映了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也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扩大了“京派”文学的影响.《学文》

1934年5月1日,《学文》杂志创刊于清华大学,主编是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后来叶公超到国外休假,自第四期起由他的同事闻一多、余上沅和吴世昌共同编辑.《学文》是徐志摩去世三年、“新月派”成员已经流散、《新月》也停刊之后,北平文坛上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为自己营造的一方文学天地.《学文》自筹资金,叶公超晚年回忆说:“当初一起办《新月》的一伙朋友,如胡适、徐志摩、饶梦侃、闻一多等人,由于《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因种种的原因已告停办,彼此都觉得非常可惜;1933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在《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等讨论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由大家凑钱,视将来凑到的钱多少做决定.能出多少期就出多少期.当时一起办《新月》的一群朋友,都还很年轻,写作和办杂志,谈不上有任何政治作用;但是,《学文》的创刊,可以说是继《新月》之后,代表了我们对文艺的主张和希望.”(叶公超《我与〈学文〉》).由此可见,《学文》的创刊与《新月》已逝的催生,但是毕竟时光流转,《学文》的面貌与《新月》又大有不同,成为“京派”文人崛起于文坛并走向鼎盛时期的见证.

《学文》的封面由林徽因设计,素雅清新,刊名下方的装饰图取自汉代碑刻图案.人物、鸟兽、鱼和植物古朴排列,线条简洁明朗,给人留下无限的审美空间,既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又有清新的现代精神.

季羡林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他有幸在《学文》创刊号上发表了散文《年》,刊物出版之后,叶公超专门送给他三本《学文》,捧读还在油墨飘香的杂志,他第一眼就被这个与众不同的封面吸引住了,并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留存了清晰的记忆:“《学文》封面清素,里面的印刷和文章也清素淡雅,总起来是一个清素的印象,我非常满意,在这种大吵大闹的国内的刊物,《学文》仿佛鸡群之鹤,有一种清高的气概.”卞之琳是“京派”作家的重要成员,《学文》创刊号上也有他应主编叶公超之约,翻译诗人艾略特的论文《 传统与个人才能》.直到晚年,卞之琳忆起林徽因,还不忘她所设计的这个封面:“我在一九三四年亲见过她(林徽音)为刊物所作的封面设计,绘制的装饰图案就富有建筑美,不离她的专业营造学(建筑学)本色.”《学文》杂志的确不同凡响.诗歌、小说、散文、文学理论都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贡献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展现出“京派”作家文化理想中素朴雅洁的古典气质与艺术创作上不断探索的现代精神.林徽因本人的文学成就也在《学文》杂志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她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和小说《九十九度中》就大放异彩,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关注.《你是人间四月天》与她之前的诗歌相比,突破了旋律之美,变换了诗节与韵式,更趋向于自由诗体,展现了新诗更丰富的美感,呈现出现代主义诗风.小说《九十九度中》发表后更是冲击了当时的文坛,有大学教授竟然宣称读不明白.这篇小说借鉴现代派的表现技巧,以横截面的手法,选择北京炎热的夏天,将看似互不往来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生活场景连缀在一起,“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作家以平静的叙述控制住了“热情”,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展现出三十年代北京城的都市生活的多个层面.“京派”文学最重要的批评家李健吾当时就指出:“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据说朱自清在小说发表之前,看过手稿之后就曾断言:“确系佳作,其法新也.”当时的清华学生季羡林记录他的阅读体验时,也用了诗一般的语言感叹:“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写得不坏,另有一种风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季羡林《清华园日记》)《文学杂志》

1937年5月1日,“京派”又一个刊物《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主编,编辑部设在朱光潜的寓所――北平后门内慈慧殿三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林徽因是编委之一,其余还有胡适、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冯至、凌叔华、常风九人,都是北平文坛的重要作家.《文学杂志》也成为“京派”文学的重镇.

林徽因也为《文学杂志》设计了封面.《文学杂志》与《学文》的封面异曲同工,保留了一贯素洁雅致风格.没有过多装饰,“文学杂志”四字横排位于封面上方,其余是大面积留白,画面中心位置醒目地落有“双鱼抱笔”的装饰图案,整个封面由边框围起,双鱼一蓝一红,每期边框颜色也蓝红交替变换,色彩和谐,图案典雅.

“双鱼”在东西方都是吉祥的符号.据说在藏传佛教中,双鱼有多种寓意,有说代表佛的双目,象征佛眼慈视众生,有智慧之意;又说鱼行水中,畅通无阻,佛以其暗示超脱世间,自由豁达的修行者;又有说象征着复苏、永生、再生等意.林徽因以“双鱼抱笔”作为《文学杂志》的装饰图案也会寄托了她对这份杂志的祝愿与期许.

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的发刊词《我对于本刊的希望》表明了编者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刊物”:“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负什么样的使命呢?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作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公同目标;它应该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同时,它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它不仅是一种选本,不仅是回顾的而同时向前望的,应该维持长久生命,与时代同生展;它也不仅是一种“文艺情报”,应该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开一个清新而严肃的境界,替经院派与新闻派作一种康健的调剂.”所以希望这个刊物“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生发、甚至冲突斗争”及“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用八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由此引来文坛盛景.

作为“京派”的灵魂与《文学杂志》的编委,林徽因的“双鱼抱笔”应该是为这种“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编辑理想所作的形象解说.

林徽因在《文学杂志》发表了她一生唯一的剧作《梅真和他们》.朱光潜在《编辑后记》中热情地称赞这部剧作的价值:“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等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她是在“水一般的流动中”展开戏剧人生,演绎悲欢离合,让时间之水波光鳞纹,“在两点钟时间内能把人的兴趣引到一个Make一believe的世界里去爱憎喜怒一些人物”.《梅真同他们》与《文学杂志》一样,被日本人的侵略炮火中断了.1937年8月l日《文学杂志》出版第一卷第四期后,因北平沦陷而被迫停刊.林徽因的四幕剧《梅真同他们》也就只发表了三幕,成为永远的未完成之作.


1946年冬,抗战胜利之后,朱光潜回到北京大学,经过半年的筹备,1947年6月1日《文学杂志》复刊,朱光潜发表《复刊卷头语》,表明重振“京派”文学的信心.复刊后的《文学杂志》仍然沿用林徽因设计的封面,并且在抗战后的北平文坛重新引起了很大反响,朱光潜回忆当时每期行销都在两万份以上.但是1948年11月,《文学杂志》还是在出版第三卷第六期后彻底停刊,这份杂志在抗战前后两个时期共出版了三卷二十二期.

林徽因用勤奋的一生展示了一个艺术家多方面的才华.她的挚友、美国人费慰梅曾经回忆说:“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细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的确,她把作家的才情和敏锐灌注到建筑师生涯中,展示了卓然独立的成就;她也把建筑师、美术家的眼睛用在捕捉文学的灵感之中,建立了一个开阔、清新的文学世界.1955年,林徽因去世后,北京香山的墓地上写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她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她会演戏,曾与泰戈尔同台,又是著名的舞台美术设计师、工艺美术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经为曹禺剧作的演出设计过舞台布景.建国之后,为景泰蓝改造投入大量心血.她认为传统的色彩和纹样过于呆板,暗淡和繁琐,应该使景泰蓝设计保持鲜明的民族风格同时应当更具现代化,又更流畅 340;线条,丰满、和谐的色彩.天安门纪念碑前,那镌刻在花岗石碑座上的装饰花纹和碑心正下方的花圈浮雕也出自她的慧心,而她最辉煌的成就是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又是作家,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翻译等领域皆成就斐然.为“京派”刊物设计刊头和封面,只是林徽因艺术生涯中的一朵浪花,但是却鲜活地展示了这位才女不平凡的文学旅程.“京派”文学已成历史,它留下来的文学成绩仍然熠熠闪光.这三份“京派”杂志已经成为历史的坐标,留存下这份永恒的业绩.林徽因和她的这些刊头与封面设计,也就成为了一份让后人无限追怀的文化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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