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2-0009-12
“民族文学的意义现在已经不大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应促进其发展进程.”众所周知,这是歌德1827年对艾克曼(Eekermann)所说的话.20年后的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越来越不可能了,于是从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世界文学.”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正是歌德和马克思的构想.不是“比较”文学,而是世界文学,因为歌德所阅读的是中国小说.其时正值交流的时代,或者说是《宣言)所称的资产阶级时代,“各国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把话说得直截了当些吧：比较文学没有实现这些思想的初衷.比较文学还只是一门范围狭小的学术事业,基本上局限于西欧,主要是在莱茵河流域开展(研究法国文学的德国语文学者).仅此而已.
我个人的学养也是如此,因为科研工作总是有诸多局限性.但局限性有了变化,我认为是应回到过去那个雄心勃勃的世界文学的时候了.毕竟.我们现在的文学,毫无疑问已然是一种全球性的系统.问题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么去做.研究世界文学意欲何为如何进行我研究1790―1930年间的西欧叙述文学,就感到自己,除了英、法文学,其他全然是外行.遑论世界文学呢
当然,也许有许多人书读得比我多,读得比我好,然而,我们这里谈论的是数以百计的语言和文学.“多”读,似乎还不是解决办法,特别是我们开始重新发现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Cohen)所说的“伟大的未读作品”(greatunread).“我研究西欧叙事文学”云云,并不确切,我实际上只是研究其中的部分经典作品,数量甚至不超过已出版文学作品的百分之一.再者,有的人读得多.问题是,为人所知的19世纪英国小说就有3万部,还有4万、5万、6万部不为人知,更未曾读过,将来也没人会去读.此外还有法国、中国、阿根廷、美国的小说等多读总是件好事情,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同时解决世界文学和未读作品问题,也许太难了.但我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正因为这个任务太艰巨了,我们才会明白,世界文学不能看成是文学,而是更大.我们现在业已做的,已超越于此.应该是不同的.应有不同的分类.马克斯韦伯(MaxWeber)曾指出：“界定不同学科的范围.不是‘事物’间的‘实际’关联,而是问题的概念上关联.一门新的‘学科’的出现,总是因出现了新的问题以及其伴随的新方法.”②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因为还没有人通过大量阅读文本中而找到一种方法.这不是理论形成的途径.理论需要超越,需要假设――从假想开始.
世界文学：同为一体但不平等
我从经济史的世界体系学派借用这个原初的假设,即国际资本主义是一种体系,既是一体化的,但同时又是不平等的：有中心,有边缘(以及中间地带).它们在变动不居的关系中连结在一起.同为一体,但不平等.一体化文学(即歌德与马克思所称的单数“世界文学”),或更理想的,一种(由互相关联的文学组成的)世界文学体系.但是这一体系与歌德和马克思所期望的不相一致,因为它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罗伯托施瓦兹(Rob－ertoSchwarz)在其一篇非常精彩的题为《向巴西引进小说》的文章中写道：“像其他领域一样,巴西文学也难免有外债.外来的东西,不是作品中可有可无的成分,而是构成了作品综合性的特征.”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在反思希伯来文学时指出：“干涉(interference)是文学间的一种关系,借此,来源文学可能成为目标文学中直接或间接的借贷来源(小说的引进,即直接或间接的借贷,亦即外债――看看经济学的隐喻是如何悄然运用到文学史上的).文学干涉没有对称性.目标文学常受到来源文学的干涉,但来源文学对此全然不知.”
这就是“同为一体但不平等”的含义：一种文化(如M.I.桑托斯(MontserratIglesiasSantos)所界说的,通常是边缘文化)的命运,被(处于中心)的文化所侵入并改变,而“处于中心的文化对边缘文化全然不知”.国际力量的这种不均衡,是司空见惯的情形――我下文还将进一步论及施瓦兹所言的作为复杂文学特征的“外债”问题.现在,我来阐述一下采取社会历史阐释模式的结果,以及将此运用于文学史的问题.
远离阅读
马克布洛赫(MarcBloch)撰写比较社会史时,曾杜撰了一个可爱的“口号”,按他的话说就是：“经年分析,为的是一朝综合.”如果你读了布罗代尔(Braudel)或华勒斯坦(Wallerstein)的著作,就能立刻领会布洛赫的意思.华勒斯坦的“一朝综合”,只有三分之一页,或四分之一页,也可能是半页的篇幅,其余的则都是引文(《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引文达1400条).别人多年的分析,华勒斯坦在一页之中,就将它们综合成为一个体系.
现在,如果我们认真研究这个模式,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文学的研究也得为文学领域创造出这“一页”――也就是说,总结出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文学史将会变得与现在的迥然不同：它将是“二手的”：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拼凑起来,而全然没有直接的文本阅读.世界文学依然,实际上甚至比以前更为雄心勃勃,但这种雄心与离文本的距离成正比：雄心越大,离文本的距离就越远.
美国是个注重文本细读的国家,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观点会非常流行.但是从新批评和解构主义的批评实践看,文本细读的症结在于,细读的经典范围必然很狭小.现在这可能已是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心照不宣的事情了,但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即：除非你觉得极少数文本确实重要,否则你不会花费那么多气力去研读.否则,就不可思议了.如果你想看看经典之外的作品(世界文学就是如此,否则就荒唐了！),而文本细读不会顾及非经典作品.它无意如此,而是正相反.实际上,这是一种神学的训练――极为庄正、严肃地对待那些为数甚少的文本――而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与魔鬼订个小小协约：我们知道如何阅读文本,现在我们学习如何不去读文本.远离阅读.我要重申的是：距离,是认知的条件.有了距离,你就可以关注那些比文本小得多或大得多的单位：手法、主题、修辞――或是体裁和系统.但是,在这个非常小或者非常大的单位之间,如果文本本身消失了,那么,我们有理由说：少即多.这又是其中一例.如果我们想从整体上理解系统,就必须接受失去某些东西.我们总是为理论知识付出代价：现实有无限的丰富性,概念是抽象而贫乏的.但正因其“贫乏”,才有可能驾驭而解读众多作品.这也就是“少”实际上就是“多”的道理.
西欧小说：常规还是例外
我来举个例子,以说明远离阅读与世界文学的关联.只是个事例,而不是模式,并且也只是我所熟悉 领域中的事例(其他的领域,情况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几年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在介绍柄谷行人(KojinKaratani)的《现代日本文学之起源》时,指出.在现代日本小说的兴起过程中,“日本社会生活素材与西方小说结构的抽象形式模式,并不总能完美地结合起来.”就此问题,他提到了三好正男(MasaoMiyoshi)的《沉默的共犯》以及米纳克什慕哈吉(MeenakshiMukhedcc)的《写实主义和现实》(一部研究早期印度小说的著作).确实,这些书常常要追溯西方形式与日本或印度现实相遇合时出现的复杂的“问题”(穆哈吉之语).
如今,在印度和日本这两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都出现了同样的模式――这着实让人好奇.而更令我感到好奇的是,罗伯托施瓦兹独立发现了巴西也有极为相似的模式.因此,我终于开始用这些论据,来反思市场与形式之间的关系.继而,我还没真正弄清我在做什么,就开始把詹姆逊的见解看成似乎是――人们应该对于这样的说法保持警惕,但是这些又是无法用语言解释的――文学演变的规律：在属于边缘文学系统的文化里(意思是包括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几乎所有文化),现代小说最初的兴起都不是自身发展的过程,而是西方形式的影响(通常是法国或英国的影响)与本土内容相妥协的结果.
由最初的一个假想进而衍生出一小串规律,①这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那还只是个假想而已,一个必须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加以验证的假想.所以,我决定从文学史上一页页追踪现代小说(大致是从1750年至1950年)播散的轨迹.如加斯珀莱迪(GaspereRi)和葛西萝(Goscflo)论述18世纪后期东欧小说,②托奇(Toschi)和马蒂一洛佩(Martf-L6pez)论述19世纪早期南欧小说,③弗兰科(Franco)、桑默(Som,mer)论述中世纪拉丁美洲小说,④弗雷登(Fneden)论述19世纪60年代意第绪语小说,⑤莫萨(Moosa)、赛义德(said)和艾伦(Allen)论述19世纪70年代的阿拉伯小说,艾文(Evin)、帕拉(Parla)论述同一年代的土耳其小说,安德森(Anderson)论述菲律宾作家的<社会之癌》(1887),赵毅衡、王德威论晚清小说,奥贝奇纳(Obiechina)、伊雷莱(Irele)和夸逊(Quayson)论20世纪20―50年代的西非小说(当然还加上有柄谷行人、三好正男、穆哈吉,埃文,佐哈尔和施瓦兹的著作).范围遍及四大洲,时间跨越二百年,涉及二十多种文学批评专著.作者都有这样的共识,即一种文化现代小说的兴起,总是外来形式与本土内容相妥协的结果.詹姆逊的“规律”经受了检验――尽管是第一次.事实上不止于此：它完全颠覆了普遍公认的历史解释：因为,如果外来形式与本土内容之间的妥协是如此普遍的话,那么,如何解释那些独立发展出来但又常被视为小说兴起的规律之现象(例如西班牙、法国,特别是英国小说的兴起)――当然,这些国家小说的兴起根本就不是常规,而是例外.它们最早出现,但根本不典型.小说兴起最“典型”的,要数克拉西茨基(Krasicki),利扎尔(Rizal),马兰(Maran),而不是笛福(Defoe).
历史实验
看看超越世界文学阅读之美：它们与民族史编篡正相反.它们以试验的形式进行.先界定一个分析单位(比如这里的“形式妥协”),然后追踪其在各种环境中的变形――理想的话,一直做到将所有的文学史构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试验,构成如彼得,梅达华(PeterMedawar)所称的“在可能性与真实性之间,一个关于事实和想象的对话”.这是我在研究过程中,阅读历史学家同行的著作时发现的对这种研究所作的精辟之语.很清楚,西方形式与本土内容相遇,普遍会出现结构性的妥协――如同那个詹姆逊的规律所预示的那样.同样,妥协本身,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某些时代,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的亚洲,这种妥协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如同三好正男言及日本情况时说的“不可能的议程”(impossibleprogram).而在另一些时代,情况又有不同.在现代小说兴起浪潮的起始和尾声,比如说波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处于起始阶段,而西非处于结束阶段,文学史家所描述的小说,本身就存在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不相容因素的冲突而产生的.
我先前未曾料到会产生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起初我感到非常吃惊,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些问题也许是最有价值的发现,因为它表明世界文学确实是一个体系,但是一个内部纷繁多样的体系.体系是一整体,但不是整一.英法文学是中心,它试图使这个体系变得整齐划一,但它不可能完全抹去实际的差异.(顺便说一句,这里可以看出,世界文学研究是怎样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世界范围内争夺象征霸权的研究.)体系是一整体,但不是整一.反观文学史,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如果1750年后小说的普遍兴起,是西欧模式与本土现实妥协的结果,那么,不同地方的本土现实是不同的,正如西方的影响也是不均衡的.回到我所举的例子,西方文学在1800年前后对南欧的影响,要比在1940年左右对西非的影响更强烈.各种力量在不断变化,而互动过程中的妥协也在不断变化.这恰好开辟了一个精彩的比较形态学研究领域(系统研究形式在不同时空中如何变化,这也是比较文学要保留“比较”一词的唯一原因).但是比较形态学是个复杂的议题.需要专文讨论.
作为社会关系表征的形式
让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妥协”(promise)一词.我所说的“妥协”,与詹姆逊介绍柄谷行人时用语的含义略有不同.在他看来,关系在本质上是二元的：“西方小说结构的抽象形式”对“日本社会经验的素材”,总体说来,就是形式与内容.而在我看来,更像是三角关系：外来形式、本土内容以及本土形式.说得更简单明了些吧：外国情节、本土人物.以及本土叙述声音,而就是因为这第三个方面,使得这些小说看起来最不稳定.按赵毅衡评价晚清叙述者的话来说,就是“最为苦恼”(mostuneasy).这样就言之成理了：叙述者掌控着评论、解释和评价,一旦外国“形式模式”(或者就此而言,出现的外来成分)使得人物举止怪异(像内海文三(Bunzo),伊巴拉(lbarra),或布拉斯库巴斯(BraisCubas)一样),那么评论也跟着苦恼起来――絮絮叨叨、言不及义、漫无目标.
埃文佐哈尔称之为“干涉”(Interferences)：强势文学使得其他文学的日子不好过――把结构变得困难.施瓦兹说：“原始历史状态的某部分重新以某种社会学的形式出现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就成了特定社会关系的表征.”斯言信哉.以我们的例子来看,历史状况在形式中以一种“裂痕”的形式重现.断裂线贯穿故事和话语、世界和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由外在的力量所主导,朝一个奇怪的方向发展.这种世界观试图让其变得有意义,但又总是失去平衡.像利扎尔(Rizal)的声音(在天主教情节剧与启蒙时期讽刺剧之间萦回),或者是二叶亭四迷的声音(淹没在内海文三的“俄罗斯人”举止与小说中刻画的日本观众之间),或者是像赵毅衡所说的那种过度膨胀的叙述者,完全失去了对情节的控制,但仍试图竭力驾驭.这就是施瓦兹所说的构成了文本“复杂特征”的“外债”：外来因素甚至“干涉”了小说的说话方式.这种同为一体但又不乎等的文学体系,不是一个外部网络,不是存在于文本的外部,而是有机地融入了形式之中.
树、波浪与文化历史
形式是社会关系的表征.所以形式分析是以其隐晦的方式对力量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比较形态学是个吸引人的领域：研究形式如何千变万化,就会发现象征力量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现.)的确,社会学形式主义一直是我运用的阐释方 法.并且我认为它尤其适合于世界文学研究等但不幸的是,由于我的能力有限,我不得不到此为止.一旦弄清楚实验的关键性变化是由于叙述者的声音,那么,我对这个真正的形式分析就束手无策了,因为形式分析要具备语言能力,而这是我做梦都无法实现的(仅就论证来说,需具备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汉语和葡萄牙语能力).也许无论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因不可避免的巨大劳动分工,世界文学研究总是要依赖民族文学专家.不可避免,不只由于实际原因,还有理论原因.这是个大议题,我姑且勾勒一下其范围.
历史学家分析世界(或大范围的)文化时,总是会使用两个基本的认知比喻：树和浪.“树”,即沿用达尔文发明的系谱树形图,作为比较语言学的工具：不同语系各自开枝散叶――雅利安－希腊－伊塔洛－凯尔特语(Aryan-Greco-Italo-Celtic)发展出斯拉夫－日耳曼语(slo-Germanic),从日耳曼语(Germanic)发展出波罗的海－斯拉夫语(Balto-Slic),又从斯拉夫语发展出立陶宛语(Lithuanian).比较语言学借助这种树形结构,解决了可能是原初世界文化体系的巨大难题：印欧语系,这个有印度播延至爱尔兰的语系(而且可能不只是语言,也包括共同的文化形式库.但是此处证据很不可靠).另一个比喻是“浪”,也用于历史语言学中(比如施密特用“波浪假设”,来解释不同语言中的某些叠合现象),但它也同样运用于很多别的领域,比如说技术传播研究,或是由加瓦里－斯弗扎(Calli－Sforza)和阿莫曼(AmmeImfln)(一位是遗传学家,一位是考古学家)提出的令人着迷的“波浪式发展”跨学科理论.这一理论解释了农业是如何从中东肥沃的新月地带传播到西北亚,而后又传遍整个欧洲的.
这里,树和波浪都是比喻――除此以外,它们毫无共同之处,树,解释了如何从总体到多样的过程.比如,一棵树有许多分枝：从印欧语发展到数十种其他语言.而波浪则恰好相反：它关注整一性.而忽视了最初的多样性：好莱坞的电影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市场(或者说英语吞并了一个又一个语种).树需要地理上的间断性(以便各自向外延展,语言必须首先在空间上分散,就如同动物物种).而波浪不喜有阻隔,而致力于地理上的连续性(从波浪的观点看,理想的世界最好是个封闭的水域).树和枝桠是民族国家所依赖的,波浪是市场所需要的.以此类推.这两个比喻之间没有共同之处,但它们都有效.文化历史是由树和波浪构成的――农业发展的波浪推进了印欧语系的树形衍生,而后又被语言和文化接触的新浪所席卷等正因世界文化在这两种机制间不停摇摆,其结果就不可避免的是综合性的东西.这即为詹姆逊所说的规律：妥协.这个规律直觉地捕捉到了这两种机制的交集,这也就是它能有效阐释的原因.想想现代小说,当然是一种波浪(我事实上已几次称之为波浪了).但是冲人本土传统的波浪,总是会被本土传统所改变,并赋予新的意义.
这就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劳动分工的前提：民族文学让人看到树.而世界文学让人看到波浪.劳动分工和挑战,这两个比喻都在起作用,但这并不意味它们都能产生相同的效果.文化历史的产物总是综合性的.但是在它们的形成中,哪种机制占据主导地位是内部机制,还是外部机制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是树还是波浪现在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幸亏没有定论,因为比较学者需要这种分歧.他们面对民族文学总是过于胆怯,同时也过于策略：好像一个人把英国、美国、德国文学作品放在一个房间,而把同类的其他国家文学作品放在隔壁房间,比较文学学者在这里研究第二类文学,而尽量不打扰第一类文学.不应这样！世界是同样的,文学也是同样的,我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而已.一个人成为比较文学学者,只因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因为他坚信那种角度更好,解释力更强,概念上更精致,并避免了丑陋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等等.关键一点：研究世界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系存在)的理由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从一个民族文学角度提出批评,可以作为对其他民族文学,尤其是地方文学的一种永恒的智慧挑战.如果比较文学不是为了这个,则毫无意义.斯丹达尔在写他心爱人物时说：“不要欺骗你自己,对你来说,没有中间道路.”对我们来说,亦是如此.
(原文“ConJecturesonWorldLiterature,”刊登于NewLeftReview1,January-February2000,pp,5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