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3-0002-10
过去,比较文学的重点是将似乎有直接流传关系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来源与影响的研究.这种流传上的直接联系包含了比较,并被用来证明比较的合理性.但后来,比较文学放弃了来源与影响研究,而进入领域更为广阔的互文研究.范围是扩大了,但缺乏充分的界说.比较文学之所以与其他文学研究模式不同,是因为它不像英语系、法语系、西班牙语系、意大利语系、汉语系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处于自身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民族文学,天然就是文学研究合适的研究对象.哪些研究对象最为恰切――题材文学分期还是主题比较文学不能像民族文学系那样回避这样的问题,因此,比较文学常成为文学理论的场所,而民族文学系则对产生于它们自身文化范畴之外的形形色色文学理论,常常是抵制、抗拒,或者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比较文学喜欢探讨理论问题,还喜欢卓有见识地输入并探讨“外国”理论话语.比较文学也因此而卓然独特.关于文学研究的性质和方法之类的问题,别的文学系不会去问津,比较文学却是其探讨之所,对之论辩商讨,甚至成为教学和研究上的关注焦点.
如果以上两点都不再是比较文学的显著特色,那是因为过去那些区分比较文学学者的概念,现在已广为人知.甚至当年致力于例外论和整体化的美国文学研究(美国学学者当时不得不秉持关于美国文学的特质和特异性之理论),现在也将自己放置在复数形式的“比较美洲文学”的重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取得了胜利.当然,从体制上来说,比较文学学者毫无胜利感.他们缺乏胜利喜悦感,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文学科在理工大学或一流大学里的整体状况,还很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比较文学系或比较文学课程还没有从其方法论上的成功获得助益.其一,这门学科原来卓然独特之处,现在却被广为吸纳,导致其丧失了独特性,而出现了学科身份危机.其二,比较文学课程的规模依然狭小,甚至地位不保.我们因此不得不对那些非常聪明、对比较文学感兴趣的研究生说：“欢迎来学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民族文学并不是文学研究的逻辑依据,但我们得警告你们：虽然你们是学比较文学的,却需要表现得像是民族文学系的学生一样,以便将来你们在民族文学系求职时具有竞争力.”尽管比较文学取得了胜利,并且很多其他领域的学者也成了比较文学家,但教职,就像现在这样,还是在民族语言文学系.
倘若从学术而不是从体制角度看,我们应该对这种结果感到高兴才是.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的胜利,与那些庆祝无由的胜利有些类似.理论胜利了,因为时至今日理论无处不在――你只要参加招聘委员会的面试,从博士候选人提出的问题,他们所引证的参考书目,就知道他们受理论影响有多深,而此时正值人们著书立说、宣称取消理论之际.女权主义―据说已经偃旗息鼓了――也可以说在学术界取得了胜利,因为女权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所致力争取的大部分东西,不消说,现在已大行其道了.女学生对女权主义所追求的平等,全然接受.她们或许不接受“女权主义”标签,但对女权主义目标则体认、接受.像理论或比较文学的胜利一样,这是个求之不得的结果,尽管人们仍希望类似的胜利能带来更多快乐的理由,毕竟,去认同虽胜犹败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章程附则规定,每10年准备一份标准报告――现在已被理解为学科状况的报告.1993年题为“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的报告,是一个集体合作的文件(尽管大部分出自查理伯恩海默手笔),后来加上了16篇回应和表明立场的文章,以《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书名出版.
由苏渊熙主编的2004年报告避免了表面上的一致：主体部分由苏渊熙单独署名,其后是9篇讨论学科问题的论文以及数篇回应文章.这份ACLA报告,尽管各人观点迥异、过于分散,风格和态度上谈不上一致,但都几乎没有一点乐观基调.除了对学科或比较文学领域现状的思考部分外,将其与1993年报告作些对比,颇有建设性意义.那份“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的报告提出了两项行动方针,每一项都阐说了充分理由.一是,它敦促比较文学放弃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而转向全球一这是完全合理的倡议,既是当代文化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欧洲文化是由与非欧洲文化之间的关系来确立的”这个观点,逐渐深入理解的表现.二是,1993年的报告建议比较文学放弃以文学为中心,而转向研究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和话语.这个路向可用一个成功个案来说明.文学研究者发现,他们的分析技巧能够阐明范围广阔的话语实践的结构和功能,而话语实践形塑了不同个体和不同文化.比较文学学者对哲学、心理分析、政治、医学及其他话语之贡献,更不用说对电影、行为操守以及通俗文化之贡献,非常有价值,没有人愿意限制文学研究人员只研究文学.如报告中所建议的那样,将文学与其他话语一视同仁,似乎是个有效的策略.
比较文学的每一次转向,其合理性都能得到证明,但是全球化和文化的两个转向,导致了这个学科范围无所不包：要研究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话语和文化产品,听起来完全不再像是一个学术领域了.假设一个人凭空创立一所大学,无疑他会建立―个庞大的比较文学系来从事全球文化研究.但是,它与其他学科相与区别的身份问题就会冒出来：人文学科中有没有与比较文学相类似的系音乐系、艺术系、文学系和哲学系以及研究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种区域研究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或者说,按这种新的划分,比较文学将囊括人文学科的一切以及大部分社会学科的内容吗
人们只要想一想这种全球化、文化研究化的新型比较文学在大学里的地位,马上就会感到奇怪：1993年的报告不像是某个系或学科的改革提案,倒像是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应该如何进行的建议书.而实际上,事情难道原本不正该如此吗难道一份比较文学的报告不应该对人文学科的未来提出构想吗比较文学作为人文学科领域里的先锋性学科,不仅接纳各种不同的民族传统及其理论著作(比如马克思、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尼采、索绪尔、弗洛伊德、迪尔海姆、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还允许批评实践和写作的各种模式实验,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在历史演变中理解民族文学传统就是唯一的研究目标.比较文学已成为批评、理论、跨学科项目的自由试验场,其研究成果成了其他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典范,因而从整体上影响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比较文学的这种成功导致了学科身份的失落.
伯恩海默报告及其相关表明立场的论文最受争议之处,就是比较文学同时转向全球和文化后,文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问题.在报告及回应文章中,我们那些为文学辩护,或者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处于比较文学中心地位的人,被查理伯恩海默视为倒退分子.为文学辩护的人被视为老顽固,认为他们莫名其妙地抵制接受这个新计划.显而易见,对伯恩海默来说,通过原文细读文学作品已是可有可无,在新构想的比较文学中,亦非必不可少的部分了.
我在回应伯恩海默报告的文章中提出,因为民族文学系越来越看重理论,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让文学和文化研究围绕着理论论争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传统的文学―历史分期问题而重组.因为这些系将更大范围的文化产品引入自己的领域――不只是电影、大众文化,而且还有性别话语、身体建构、民族和文化身份建构,实质上已变成了诸如英美研究、法国研究、德国研究、墨西哥裔研究等民族文化研究系.文化转向对民族文学系 颇有意义,因为以民族或语言界限来划分文学一直是成问题的,但这种划分对文化研究来说却很合理.也许,德语文学系转向德国文化研究,法语文学系转向法国文化研究,国家的名字代表该研究领域,在学理上更具关联性.一旦民族文学系转向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的独特作用就会彰显出来.如果比较文学很大程度上使得文学研究扩大为文化研究,那么它确实不必坚持将文化研究领域据为已有.将文学的研究视为一种跨民族现象,比较文学作为这种最广阔范围里的文学研究场所,也许它就能为自己找到新的身份.其他研究领域的后撤,有可能最终彰显比较文学独特而有价值的身份.比较文学作为总体意义上文学研究的场所,将成为诗学的家园.
这并不是说,应该劝阻比较文学系的教师做文学研究时不要与其他文化实践联系起来,或者不要去申请与文学关系不大的项目.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像通常那样,比较文学学者总是参与推进人文学科领域最令人感兴趣的方法和理论.既然文学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一种历史建构,那么,联系其他话语来研究文学,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与人文学科其他院系不同的是,比较文学应该将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用尽可能多样的方法去研究文学.
我认为,随着文学、文化研究的嬗变,产生了不同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作为跨民族现象的文学研究场所,应该接受这种可能性.我的以上观点没有得到很多人支持.至于比较文学应是什么的问题,与先前一样,依然是争论的焦点,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同意比较文学的本质是人文学科多样化选择的争斗场所一它不仅是一门存在危机的学科,而且其本质就是危机策源地.不过,让人震惊的是,1994年以来,文学遭到围困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已减弱了.文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问题是1993年报告的中心议题,而在2004年报告中,文学的地位似乎不再是饱受争议的问题了.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研究的倡议者们取得了胜利,已经不必再提这个问题了.既然这样,你可能期望“文学”研究派会抱怨文学被排挤出了比较文学,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苏渊熙言及作为“文学之比较”(parisonswithliterature)的比较文学时,其前提是以文学为中心的,也就是说,虽然比较文学参与文本的多样化阅读,但它是“文学地阅读”.
也许有人会说,与文学无关的比较文学项目,其合法性已得到确立,文学的中心地位问题也不像先前那样备受争议――只要像钟摆一样,还会摆回来就行.2004年报告得出了这个结论,在我看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现在人文学科对美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而“美学”曾一度是个让人讨厌的字眼.比较文学领域的求职范围广泛,吸引了很多从事后殖民研究的博士候选人来求职,我调查后感到很震惊：有些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博士论文,根本无需涉及文学,里面也有几章论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小说家(Anglophonenovelists)――论证这些作家(如拉什迪、阿契贝、沃尔科特、库切,等等)的新一代超经典已然形成.文学在今天比较文学中的地位似乎很牢固,即使文学作品经常是被症候式解读.
事实上,如果说2004年报告中观点迥异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议题的话,这个议题不是关于应由文学研究还是应由文化研究占主导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应该如何处理“世界文学”的问题.我之所以强调这个术语,是因为这不是我们是否应该研究世界上所有文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国比较文学系建构“世界文学”的危险.这在世界文学课程中已经表现得非常具体了(我猜想其他国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会大不相同).
世界文学问题更突显了可比性问题.在这种新的全球化空间,将各种文本归置在一起,其理由何在世界文学课程将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经典归置在一起,似乎是以优秀概念作为可比性的前提.优秀概念,至少让我想起比尔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TheUniversityinRuins)中对“一流大学”(UniversityofExcellence)模式作的精彩分析.康德为我们提供了按唯一的管理理念――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现代大学模式.洪堡以及德国的理想主义者们用文化概念置换了理性概念,将大学的重点放在双重任务上：研究与教学、民族自我认识的产生与灌输.而现在,以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个体、有民族文化涵养的公民为己任的文化大学模式(theUniversityofCulture),在西方已衰落了.现如今,雷丁斯写道：
我们每个人绝不会真的把自己想像成大学故事里的主角,成为整个大机器日夜不停生产出的有文化修养的楷模.等过去关于大学的宏大叙事,都是集中在对某个人文和理性的主题的阐发,此类宏大叙事在今天是难得一见了.
同样,我们过去还曾设想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是培养出文化修养博大精深的人才――像库齐乌斯或奥尔巴赫那样精通欧洲各国文学的人,而现在,这个学科范围太大,研究方法又多种多样,不可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我们所能想像的最优秀比较文学家,就是兴趣广泛、知识面广而成就卓著,在他们各自研究领域独擅胜场.因此,文化大学模式让位给了‘一流大学”模式.
我对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与作为“一流大学”比较标准的“一流”(excellence)之间的联系,甚感兴趣.雷丁斯指出,“一流”这个词的关键问题,是它没有内涵(无需对一流的内涵取得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点像是交易.正因为“一流”没有内涵,所以可用来解说可比性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正如雷丁斯所阐述的,“正是由于缺乏参照,所以‘一流’可以作为迥然相异习语的可译性原则.”一流的概念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几乎没有共同性的各种事物,比如结构或功能,输入或输出,等等.然而,这只是其官僚主义用途的一个方面.它还可以用来回避对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究竟该如何做进行实质性论证.每个人的任务就是追求一流,尽管对何为一流没有界说.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与以一流标准建立起来的可比性之间有何联系以一流标准建立起来的可比性,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1)它好像有内涵,但实际上却没有；(2)它给予群体相当的自由(只要你做得出色,并不在乎你做什么).这种自由对官僚主义办事效率来说极为重要；但是,(3)说到底,它是种机制,目的是减少或避免以这种标准衡量不成功的行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怎样与之进行比较呢
意义的互文性质,即意义存在于文本或话语之间的差异的事实,使得文学研究在本质和前提上具有比较性质.但这也产生了一个情况,即可比性取决于某个文化系统、某个支持比较的场域.一个文本的意义,取决于它与同一文化空间中其他文本的关系,比如说西欧文化空间――这也就是比较文学关注的重点为什么总是集中于西方和欧洲的部分原因.一个人对话语理解得越深,他将西方与非西方文本进行比较就越难,因为文本意义和特性都取决于其在某个话语系统中的地位.话语系统不同,文本可比性的推断如果不是显得虚妄,就至少是误导.当下大部分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得以进行,主要是运用后殖民理论研究某个共同后殖民语境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此共同语境中,可比性得以生成.
那么,哪种可比性能够引导比较文学从一门以欧洲为中心的学科转向更富全球性的学科这是个难题.一方面,正如纳达利 梅勒斯所主张的,证明某个学科存在合理性之类的比较,首先要确立一种标准或规范,这种标准或规范能赋予合乎其要求的作品以价值意义,而将不符合其要求的作品排除在外,这样,比较一可比性原则――不是为文化价值开拓新的可能性,而通常是对这门学科加以限制以使其具有整体性.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避免依从于某些特定标准,又可能会落入非传统实践的危险.雷丁斯阐释一流概念时对此描述过.在非传统实践中,标准是虚空的,没有任何参照.这样它无需提出具体的要求,但最终,它产生的是一个官僚机制,而不是规范和管理的知性机制.由此看来,世界文学的危险,的确在于它只选择“被认为”一流的作品,而不考虑可能影响这种选择过程中的特殊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乔治WS特罗(GeeW.S.Trow)的杰作《在无语境的语境之中》(IntheContextofNoContext)值得研读,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处境.“有一个名叫理查德道森的人主持一档名为‘家庭大战’(FamilyFeud)的节目.他叫参加者来猜猜一百个人猜测一般美国妇女身高的结果.猜别人之所猜,猜别人所猜测的平均身高是多少.”“这个时刻”,特罗称之为美国现代性历史上人所未察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分水岭.“世界文学”就是教师们猜测别人所认为的经典之结果吗
比较的问题在于,它很有可能产生一个标准或理想模式,而按此标准或模式比较的文本,又会作为新的模式.当代比较文学家急切地想避免用具有某种文化本质属性的标准,去衡量另一种文化的文本而得出的含糊结论.然而,我们越是试图运用没有明确内涵的可比性,我们越面临着陷入一流大学那样处境的危险,即明显不关心内涵――你的部门做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只要做得是一流就行――其结果只是官僚主义管理的托辞,而非基于学术和知性原则上的管理.
建立在具体的学术规范或类型、主题、历史的模式上的可比性,其优点在于这些规范或模式诉诸于调查和论证.这是官僚主义虚空的规范所没有的.因此,尽力阐明那些作为比较前提的假设和规范,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这些假设和规范就不会成为含义模糊的术语.这里可举埃里克奥尔巴赫的“出发点”(Ansatzpunkt)概念作为范例：一个明确的出发点,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外在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把尹’,或者是一定程度上能使批评家将各种不同文化对象放在一起的制高点(vantagepoint).奥尔巴赫写道：“一个好的出发点的特征,一是其具体性和明确性,二是其具有离心辐射的潜能.”这个出发点可能是一个主题,一个比喻,一个细节,一个结构问题,或者是一个界定明确的文化功能.我们可以假设以联系原则为前提的跨文化比较,这种联系原则的人为性和偶然性,将防止它们成为-+标准或理想模式.比如,比较姓氏以B开头的作家作品,或比较那些在参考文献中排列的序号能被13整除的作品.老实说,奥尔巴赫不太可能会考虑这类事情,并且,这也不是从根本上或原则上解决可比性问题的办法.更有种可能,就是试图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确立比较的视角：一个人如果不去设想比较文学视角的全球性视野,就可能强调价值.比如,强调有非洲背景的欧洲文学作品之比较价值,因为这些作品与非洲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化产品有联系.这种出发点虽然强加了标准或准则,但总比担心比较文学会变得令人讨厌要好.在我看来,危险在于比较学者对他们的比较会提出含义模糊的规范和标准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可能会导致虚空感；而对付这种虚空感,其难度不亚于对付行政官员用来组织和重组美国大学的“一流”观念.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4年报告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德扎拉-卡迪尔(D1elalKadir)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抽象建构”(abstractedconstructofworldliterature)概念.“世界文学的抽象建构’在教学上的优点和困难,引发了报告作者们与回应者的激烈论争.反对的意见当然是认为,世界文学是从一个霸权的角度建构出来的.霸权力量按其所设立的条件认可代表作品,并按此条件去编写和进行比较.反对意见还认为,霸权力量的视角体现了一种麦当劳化倾向,即正在全球化的美国将各种文化殖民化,用一点本土风味来再现它们.卡迪尔指出“将世界上的文学作为新殖民掠夺和帝国统摄对象的危险”.卡蒂特鲁姆普纳(KatieTrumpener)介绍了耶鲁大学的世界文学课程情况.很明显,耶鲁大学对世界文学课程思考周密,并投入了很多专业力量.特鲁姆普纳认为,在一个设计周密的课程中,关注诸如“暴力根源和道德冲突、世仇、大屠杀、恐怖、,以及文学在意识形态转变、发生分裂和统一的历史危机关头所起的类似神学的角色”等问题,就可以避免全球文本的受主题驱动以及美学和文化上平庸的视角.就主要叙事问题来说,我们还可以关注主题、人生短暂性、叙述技巧、叙述意识和叙述视角问题,这样可以防止世界文学课程变成对民族主题意蕴的帝国主义式的采样.
我们还可进一步说,世界文学不只是比较文学系一个重要的建构,尽管我们的角色是向学生讲授某种世界文学.帕斯卡尔卡沙诺娃的Larepubliquemondialedeslettres最近翻译了过来,英译名为TheWorldRepublicD,Letters(《文学的世界》),将世界文学系统描述为一套话语实践,一套权力／知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品,通过评论、翻译、评奖、电影改编,组成一个系统,变革常常从系统的边缘发生,而认同却来自各种各样的中心(在她看来,特别是巴黎这样的中心)的认同..因此,我们比较文学学者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批评自己在将世界各国的文学同质化为世界文学方面,做得不够好,并且采取的是帝国主义视角；事先应该想到,这种过程在文学的世界里已经开始,且为时甚早.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像卡沙诺娃那样,将自己看成是从批评的角度进入文学的世界系统.从事“世界文学”批评,可能比建构世界文学更合适些.我本人从不赞成世界文学的建构和教学,但我确实发现卡蒂特鲁姆普纳最后提出的“地缘政治视角”很有意思：“在某些方面,世界文学依然是个令人心生畏惧、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项目.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谁做如果现在不做,何时做”
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做如果美国失去了明智考察世界文化财富的权力和机会,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可怕,我们就更有理由努力保证新一代美国学生对外国文化产品的复杂性有所了解.这是个教学计划,而非研究计划,尽管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集中在关于世界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危险、益处等理论问题上.但是,如果美国的比较文学领域看起来好像会部分地由世界文学的问题所界定,那么,比较文学也应该由吸引人们到这个领域的特征所 界定.我设想这个特征不是“世界文学”.
这个领域吸引师生的地方,我认为,要么是多语种经验,要么是世界主义观念.一些早年有多语种、多元文化生活经历的人,现在成了比较文学家,因为别的选择都妨碍发挥他们已有的潜力.没有多语种生活经验而成为比较文学家的美国学者,一方面是源于其避免美国狭隘主义之愿望,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种语言、文化,尤其是对欧洲语言、文化之兴趣.他种语言、文化,与我们自身的语言、文化相联系,与跨民族文学或文化研究中的理论问题相牵涉.
对世界上某种文学发生兴趣是可能的,将其作为可能性、形式、主题和话语实践的样库,也是有可能的.我认为,尤其是在今天,比较文学是将文学研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一套可能性形式的最合适的领域,因而它是诗学.但是,对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以及所有的文化都发生兴趣,则不太可能.因此,比较研究的课题,很大可能依然还是出于特殊兴趣.这些课题,一方面是由个人性的知识、担当、语言所激发,另一方面,是由人们反思自己对多种文本的兴趣时引出的一般理论问题而激发.比较文学总是寻求扩大研究范围,只要与别的项目相区别,更明确地界定感兴趣的特殊项目就行.这种将原来非本领域的东西整合过来的倾向,也许构成了这个领域独特历史的主要内容.既倾向比较作横向联系,同时又追求形而上思辨,正是这门学科最独特之处.这也正如苏渊熙在2004年报告中所指出的,比较文学因而成了重新思考知识秩序的试验基地.这种重新思考,应该看成是比较文学的胜利,尽管很少会让比较文学有胜利感.我们的胜利,似乎注定是没有胜利的胜利.
(原文“WhitherComparativeLiterature”,刊登于ComparativeCriticalStudies3,1-2,pp.85-97,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