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文学经典与经典改写

内容提要　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对文学经典,特别是殖民文学经典的改写已成为20至21世纪西方文学中的重要现象.本文将结合18世纪殖民文学经典《鲁滨逊》和库切的改写文本《福》进行对照分析,通过分析其中的主题因素如形象、性别、话语等的改写,来探讨现代作家对殖民文学经典进行改写的运作机制,并试图分析库切在这类改写中的独特之处.

关 键 词　殖民文学　经典　改写　非洲形象　性别

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义、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对经典文学,特别是殖民文学经典的改写已成为20至21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殖民文学经典中许多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因素,如性别、话语、形象、空间等,被现代作家拿来作为经典改写的素材,并以此对原著进行颠覆,折射出现代作家对传统文学及其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的反思.本文主要围绕库切对18世纪作家笛福的经典文本《鲁滨逊》的改写文本《福》,探讨现代作家对殖民文学经典文本的改写方式,并分析库切在这种经典改写中的独特之处.

一、殖民文学经典与经典改写

文学经典改写,即利用经典文本的形象、内容、结构、体式等要素进行再创作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历史久远,虽然受到一些评论家的质疑,认为经典改写囿于旧的题材,会导致文学的创新性不足,但经过一些作家的精心创作,文学史不乏成功的案例,如许多作家对圣经故事的改写便出现了许多经典,古典主义文学时期弥尔顿的系列圣经题材作品即为其中一例.

经典改写首要的精神特征是对经典的质疑,这种质疑不仅反映在对经典的形式结构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经典存在的哲学基础上.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其中的撒旦形象已经与《圣经》中的撒旦形象有了天壤之别,成为反抗暴政的勇士.而这一形象的背后,则体现出作家本人清教徒的革命思想.而能否承受质疑也成为判断经典能否称之为经典的重要标准,因此,库切在其《何为经典》(“WhatisaClassic”)一文中写道：“经典通过顽强存活而给自己挣得经典之名.因此,拷问质疑经典,无论以一种多么敌对的态度,都是经典之历史的一部分.”显然,经典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后世对它的解读与取舍.所以,有学者认为：“经典与其说是一种文本实体,倒不如说是一种阅读方式.”

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义、生态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传统的质疑之声变得尤为激烈,这种声音发生在文学领域,即变成了对文学史及文学经典的质疑,因而,文学经典改写受到推崇,成为现代文学重要的文学现象.特别是在后殖民写作中,许多作家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改写策略,利用和改造西方经典中的一些要素,并把话语机制运用到文本再创造过程之中,使个人记忆、民族记忆与殖民历史有机融合起来,既使经典文本在当下语境获得了新的文学形态和内涵,又使再造文本成为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争取民族话语权力的重要工具.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经典改写是一个“双重化”(doubling)的过程.“双重化等指本土经验的表述与西方经典之间的转换关系.后殖民作家大都受过西方教育,都运用西方强势语言创作(或在其中掺杂一些本土方言),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借用或挪用西方经典中的形象、结构、体式等作为自己作品的结构框架或叙事要素等由于借助了西方经典已被公认的话语权力,就能将这种本土经验扩展或上升到某种普世性高度,使之具备某种跨文化的传播能力,从而使得长期被压抑的声音为世界(主要是第一世界)所听见.而这种叙事反过来又形成了对经典文本的一种改写和颠覆.”正基于此,对西方文学经典文本的改写成为后殖民写作中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

这种写作在非洲现代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在非洲一个多世纪的殖民,不仅包括物质上的经济掠夺,更可怕的是对被殖民者施以精神上的奴化与扭曲,因此,法农在其名著《黑皮肤,白面具》(BlackSkin,WhiteMasks)中写道：“殖民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把一个民族掌握在手中并抽空这个民族思想中的所有形式和内容,而是通过一种不正当的逻辑,回溯到被压迫民族的过去,并扭曲、变形和破坏它.”通过扭曲非洲的历史和文化,“欧洲力量在巩固帝国主义至高无上的自我的同时,引诱殖民地人民与其同谋以构成被殖民者自身作为他者和无声音的(从属的)主体.”按照法农的说法,殖民者企图以文化间离的手段让土著人相信殖民会带来光明,驱赶黑暗,并在这个逻辑基础上,对非洲进行文化重铸,为非洲创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使非洲相应地成为西方的一个创造物.然而事实上,殖民者给非洲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穷苦、困惑和尴尬的处境,非洲自己的文化在西方的殖民中被不断地侵蚀和消亡.非洲现代作家们认识到重建自己文化价值的必要性,正如法农所言：“从逻辑上来说,努力恢复自我和逃脱殖民控制是本土知识分子从与殖义相同的视点出发获得的惟一结论.”而其中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正视殖义在非洲的存在和恶劣的后果,摧毁殖义得以存在的非人道的假设,如阿切比在其作品《破碎的一切》(ThingsFallApart)中认为,欧洲的教士们和探险家们留给世人的是关于非洲的谎言,在西方的经典作品中被神化的那些关于非洲民族和政治的描述是带有偏见的和无知的.他提出立足非洲文化、重写非洲故事的任务,从而使非洲民族抛弃自卑的情结,重获自信.

他们一方面开展了旨在实现非洲文化复兴的运动,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了欧洲的一些作家,如莎士比亚、康拉德等,以及这些作家的相关作品.他们对这些经典欧洲作家的作品进行改写.这种改写“并非简单地通过颠覆父权等级秩序,而是通过质疑这些秩序得以存在的哲学基础,重构欧洲的‘现实’”,通过颠覆欧洲经典文本中对非洲的描述,纠正非洲在欧洲殖民时期被扭曲的错误形象,以此来肯定非洲独立的个性、文化和历史.正如席坡所言：“小说这一媒介非常适合非洲作家们的需要,去描述他们经历过的殖民现实.在他们的小说中,小说家们颠覆了使白人高人一等的物质和权力基础.”

二、形象、话语建构与经典改写

在上述背景下,许多后殖民作家,如契奴亚阿切比、威尔逊哈丽斯、玛格立特埃特伍德、库切等后殖民作家对于殖民文学经典中的一些特殊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改写,而解构欧洲经典文学中的形象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西方的小说、游记、历史中,非洲常被视为野蛮之地,非洲身份被建构成非理性和野蛮的他者,以此来维系欧洲的文明形象.正如后殖民批评家贝尔胡克斯所言：“他们建构了黑人形象,以维持和强化他们的种族优越观念、政治帝国主义和统治奴役的意志.从奴隶制开始,白人至上主义者就认为形象控制是维持种族统治体系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笛福的《鲁滨逊》中有典型体现.作为18世纪英国经典冒险小说,该作生动刻画了同名主人公利用海难中剩下的工具、及圣经,在荒岛上创造一个 新世界的开拓历程.该作在西方殖民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英语文学传统的开启者,也是18世纪西方以理性文明对野蛮民族显示其优越性的宣言性文本.其中,鲁滨逊代表了一种征服者的形象,代表着欧洲的自我,是未来、文明、理性、语言和权力的代名词；相反,星期五则成为食人族、野蛮、无意识、沉默和黑暗的象征.这似乎成为西方殖民者对后者进行掠夺的理由.在这种二元的意识形态结构中,西方殖民者自然地占据了主宰位置,而后者则成为被教化、驯服的对象.有学者指出：“英国征服者的第一个真正象征是鲁滨逊,一个被遗弃到荒岛上,利用他口袋中的一些工具,变成一个建筑师,一个木匠等他是英国殖民者的真正原型,正如星期五是一个被征服的种族的代表.”关键的一点是,在笛福的原作中,星期五被设置成一个温顺的、似乎乐于接受鲁滨逊文化改造的“他者”形象.而这种形象,很明显是西方人进行殖民统治的理想模式.

然而库切1986年出版的作品《福》却颠覆了笛福在《鲁滨逊》中对欧洲和非洲形象的建构.在作品中,鲁滨逊变成了一个沉郁寡欢之人,没有和圣经(前者是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历史中对非洲民族进行物质掠夺的工具,而后者则是对非洲民族进行精神同化的思想武器),也没有了书写的工具(这是欧洲殖民者塑造和巩固自我形象、异化被压迫民族形象的手段),没有种子(种子象征着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没有种子则意味着帝国核心价值的空洞以及作为殖民者的无能),只能徒劳地在田地周围垒砌石头.在《福》中,鲁滨逊俨然变成了一个没有开拓精神、没有信仰甚至没有身份来由的行尸走肉,这与笛福作品中的同名主人公形成截然对比.

而在笛福作品中那个忠实驯服的星期五,在库切的改写文本中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在原作中,星期五是一名有色人种,而在《福》中,他则变成了一名黑人.通过改变星期五的肤色,库切巧妙地将经典文本中的故事发生地转移到了非洲,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史.正如库切所强调的：“星期五(在笛福笔下)是个有着近乎欧洲特征的帅气的青年.在《福》中,他是一个非洲人.”

星期五的形象改写,不仅体现在肤色的变化上,更重要的是,库切把他塑造成一个因为身体缺陷(没有舌头)而导致的沉默者形象.在笛福的原作中,鲁滨逊的第一个殖民方式便是利用语言给星期五命名,并指令星期五叫他“主人”,同时利用语言对其进行意识灌输.而在《福》中,星期五没有舌头,因此不能说话,其外在的表现特征即为沉默.对此有学者认为“星期五的哑巴可以被读作在种族环境下被黑人所内化的无法表达的精神伤害”.按照法农的观点,这是被殖民化了的黑人在被剥夺了“所有的价值和个体性”后不能表达自我的一种表现.

而在库切的作品中,沉默更成为一种反抗方式,它在消解一种异质文化的侵入,并在这种沉默中用身体表达了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如在《福》中,女主人公苏珊试图教他学习语言,以图知道星期五身上的某些神秘的东西,但收益甚微,而且,苏珊逐渐发现,星期五有自己的表达方式――音乐和舞蹈,通过它们,也可以说是通过身体,星期五回归到其民族的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如库切所言：“星期五虽哑,但他不会消失,因为有其身体存在.”而当痛苦与身体联系在一起时,沉默表现出巨大的反抗力量,“遭受痛苦的身体本身就拥有一种权威：这就是它的力量”.同时,沉默对于星期五而言,也是一种叙事方式,其中隐藏着许多不能用语言进行讲述的故事.有学者认为,沉默“提供了一种颠覆、代替那种早期的过于武断的殖民叙事的非口头式的代码,而在殖民叙事中,语言在殖民权力世袭体系中,被视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而使“它越发像一个‘黑洞’,把任何一种介入这一谜团的传统叙述的可能性吞入到它的漩涡当中”.

因此,库切通过把星期五塑造成沉默者形象,使沉默成为反抗权威的重要话语机制.这一点与许多后殖民创作不同.有学者认为,在后殖民文学中,通过颠覆殖民文化中的西方统治话语,从而使被殖民者的声音得以呈现,这种方式成为后殖民文学叙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语言策略.正如埃施克劳夫特所言：“语言在建构主体性方面具有核心功能等最有效的后殖民反抗方式则是要坚持与一些帝国对其它事物进行政治控制的手段相搏,如语言、写作和不同形式的文化话语,以进入殖民‘情境’,去揭示不同文化的冲突,利用殖民文化的各个方面去产生一种变革性的文化产物.以这种方式,被殖体被‘篡改’成支配性话语,并且这种语言篡改是用作反抗实践的一般形式.”然而,库切的写作却与这种后殖民写作方式大相径庭.他不是让其笔下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反,他选择了让他们沉默,从而构建了一个反话语的沉默“场”.在库切笔下,“沉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反抗和消解权力的富有深意的标识,是一种对主体地位及其所属的拒绝.”可以说,星期五的沉默标志着库切对经典与权威的一种抵抗与拒绝,通过建构星期五这一“沉默”形象,库切以其独特的方式建构起了消解和颠覆权威的书写策略.

三、性别建构与经典改写

在殖民文学中,男性作为帝国形象和价值的体现,成为文学中的核心人物.而女性则因为性别因素而被置于边缘位置,在作品中多呈现为“家庭天使”的形象,有时甚至消失在文本之外.同时,殖义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二者合力作用下,有色人种女性不仅被置于边缘地位,而且其形象常常被负面化.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考察了19世纪的一些殖民作品后指出,黑人女性在这些作品中不仅代表性,而且代表了那种异常的无法控制的性,她们常常与堕落和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殖民语境下,白人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相比,处于非常微妙而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们在家庭中被置于边缘地位,成为男性的附庸和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殖民者中的一员,她们又在向有色人种施加着肤色带来的权威,她们“以一种帝国压迫和镇压的政治经验享受着被殖民种族和人民带来的硕果”.可以说,她们承受着“奴隶+主人”的分裂性的双重角色,使她们既有占据权力中心的冲动,又有一种被置于附庸地位的压抑.

库切把这种分裂性的女性角色应用到了他对经典文本的改写之中.在笛福的《鲁滨逊》中,并没有女性人物,这一点与18世纪的英国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时期,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时期,个人经济利益驱动着一切.“个人经济利益的首要地位的趋向,削弱了人际关系以及群体关系的重要性,对以性别为基础的关系尤其如此；因为,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性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烈的非理性因素,它是个人对合理的经济目的的追求最大的潜在威胁,因此,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被加以了特殊的控制.”.因此,作为非理性因素及个人经济利益的潜在威胁,女性形象被笛福排斥在作品之外.

而在《福》中,库切设置了一个女性人物――苏珊,她是鲁滨逊及星期五荒岛生活的见证者.在从荒岛回到伦敦后,她作为18世纪一个被社会边缘化和沉默化的女性,试图寻找一位男性作家,来述写她的故事,以此来获得名誉与财富.她把自己、鲁滨逊及星期五的 ;故事以书信的形式寄给男性作家福,希望经过他的加工得以出版.

在作品中,库切有意识地根据女性写作的特点进行文体设置,前几部分都是苏珊以书信体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形式进行叙述,这是女性写作最常见的文体形态,往往带有个体自传的性质.这些书信在形式上,便成了笛福《鲁滨逊》的前文本.从叙述声音来看,库切让一个处于边缘的女性(苏珊)取代处于权力中心的男性(鲁滨逊)成为叙事者,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把女性叙事作为打破传统叙事的策略非常接近.通过女性的叙述,表达女性自己的心声,从而争取女性应有的权力与自由.但在库切的作品中,有一点不同的是,苏珊作为叙事者是不稳定的,甚至最终是失败的.在《福》中,女主人公苏珊篡夺了原先归之于鲁滨逊的叙述权,她渴望成为她“故事的父亲”,一种话语权力的创造者,甚至苏珊把自己臆想成“丈夫”,而把福臆想成“妻子”,通过性别的置换臆想来谋求话语的主导权.她承认语言的魔力,她极力要求话语叙述的“真实性”,正如她所说：“写作是人们心声的一种表达.”因此,这种“真实性”实质上是女性自我一个代名词.在苏珊的心目中,语言就是传达人们观察到的世界客观而又洞察明晰的媒介,这也是支配西方进行历史写作的一个基本观点.

然而,纯粹的历史真实似乎是不存在的.按照海登怀特的说法,历史只不过是“被想象成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和解释”而已,这一点在作家福身上得到了体现.他需要的不是苏珊所强烈要求的“真实”,而是有刺激性的、冒险的和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苏珊的故事必须经过重新的“解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这些特征与早期的一些殖民文本非常吻合.苏珊在评价星期五的“沉默”时,将自己的“沉默”与星期五的“沉默”做了对比后认为：“星期五没有语言的要求,因此对于别人对他的塑造,没有任何抵抗,我说他是个食人族,他就是个食人族等星期五的真相是什么呢等不管对他自己而言他是什么,他在世界上所呈现的面目是我创造的,因此星期五的沉默是无用的沉默,他是沉默的孩子,一个没有出生便已夭折的孩子.”从苏珊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话语是怎样与权力一起运作的,而福对苏珊“真实性”的拒绝,实际上也是对女性谋求独立自我建构意图的拒绝,把他者压抑在不能陈述自我的困苦境地,从而使星期五与苏珊在文本中形成了类比关系.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无“史”,女性作为整体在文学史上是缺席的,因此,女性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女性在“史”中的呈现.然而,库切笔下的女性叙事者苏珊,并没实现女性主义者的期望.

在作品《福》中,苏珊认识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认识到“文学是一个男性世界的建构物”.她试图寻找一位男性作家为自己书写,以实现对男权话语的“模仿”(mimicry),试图在男权话语体系内部,以掩盖自己的性别身份为代价,来篡夺男性对话语的控制权,以一个女性故事的“真实性”来挑战父权社会的权威.但她的性别置换臆想,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其后果是造就一个与父权体系“表面一致但又非常扭曲的自我”,她的主观臆想注定是一场黄粱美梦.最终,苏珊的书写被篡改,她的声音也消匿在权力话语的运作之中,而在笛福的作品中呈现为无名的状态.因此,“库切把重点放在权力是如何通过语言而发挥作用”,通过苏珊的书信,虚拟了一个笛福作品的前文本,从而向人们展现了女性话语是在权力的运作中被转移、泯灭的过程.

应当说,苏珊在作品中是一个悖论性的人物.她试图超越男性意识形态,但又不得不借助已有的逻辑体系进行思维；她质疑现有的父权体系,然而在对星期五的行为中,又呈现出父权模式.因此,这种悖论式的存在必然导致其诉求的最终失败.然而其意义正在于她的这种失败之中.她们的最终沉默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揭示女性的个体经验在父权背景下,转化成文本时的失真现象,以及弱势者的声音如何被消匿的过程,更在于对这一过程给予再现的必要性.正如理查德伯格姆所言,在《福》中,库切“追求把不能再现的过程呈现出来”,从而使“这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最终服务于它的后殖义写作意图”.

总结

库切认为,“对于一种权力神话的回应不一定是反抗,因为如果这种神话预言了反抗,那么反抗只能加强这种神话等一种巧妙的反抗是颠覆和改写这种神话.”作品《福》,作为笛福的殖民文学经典《鲁滨逊》的改写本,通过添加和改造人物形象,运用反话语机制等手段来质疑帝国经典文本存在的逻辑基础,从而成为20经典改写中的典范之作.按照埃特里芝的观点,他认为《福》再现了“一种探索经典化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小说模式,这种模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存的一些经典,从而把在文化接受和阻拒的过程中种族、等级和性别等问题主题化”,并以现代的文学技巧对殖民经典文学中的此类问题进行了解构,因此,从艺术形式看,该作品又实现了后现代文学和后殖民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相互交叉运用.可以说,库切以颠覆经典的形式又给读者带来了另一部经典,但这部经典的生命力如何呢按照库切本人的说法,这只能交给时间来拷问了.

责任编辑：林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