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京派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会综述

2009年11月7日,中国现代京派文学研究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学术刊物的专家及日本、韩国、摩尔多瓦等国家的学者50余人参加了本次盛会.开幕式由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凌宇先生主持,湖南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张国骥教授、文学院院长谭桂林教授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会议围绕着下列四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 何谓“京派文学”与会者就京派的命名权问题,京派这一名称的内涵和外延,京派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研究走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首先指出,京派与五四时期的创造社、湖畔诗社等比较起来,说到底不是一个完整的流派,缺乏共同的文学观念、文学活动、文学主张,所以京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属于典型的文学流派.对于京派从内涵和外延上的界定,只是相对的,不应该把京派的范围扩大了.例如当下学界把冯至等西南联大诗人放到京派研究中,就值得思考.另外,温儒敏还提出了三个富有反思意味的问题供大家思考,即京派是否就能代表北方文坛京派是小说流派还是综合流派诗歌中的卞之琳、戏剧中的曹禺是不是京派因此,他认为京派研究应该注意当时的历史文化场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该廓清一些含混不清的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杨洪承教授也谈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研究存在的“命名的困惑”,首先他以“京派”、“七月派”为例,指出这种“地理性的”、“学缘性的”的命名在学界中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矛盾.其次,他指出所有的流派都曾陷入政治、文化、思想、文学论争的漩涡之中.再次,他以沈从文为个案,指出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流派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追求.他认为,文学流派是以文学的审美本身的生命追求为主要目的,与具有明显的旗号、阵地、规范性的社团有着不同之处.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社群的特征,他提出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其丰富性和复杂性,注意人(个人与群体)与事、思想观念、运动思潮、历史起伏等的混杂关系,也要意识到其不确定性就是它的常态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下,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是充分占有史料,以此寻绎他们运作载体的线索和辨析其时空动态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其存在之由,变更之故.


暨南大学宋剑华教授针对京派文学的命名权及精英与通俗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他说,京派是京派文化的象征吗京派文化存在吗究竟是谁掌握了命名的权力,谁制造了规则最本质的北京作家老舍为什么被排除在京派之外沈从文是精英作家还是通俗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究竟是精英还是通俗通俗作家就不崇高吗谁为通俗命名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教授针对宋剑华的发言,首先谈到了京派的命名权问题,他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编撰经历回顾了“京派”这一名称的历史生成过程,同时,他还从自由派别、人事关系、大作家是可以不入派三个方面回答了之所以在编撰文学史的过程中没有把老舍放置在京派之中的原因.另外,他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把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放置在同一研究视野之下,指出京派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京派文学研究和海派文学研究相比,整体上呈现弱化特征.而在京派内部研究中,沈从文研究实力强大,京派其他作家作品研究则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他认为本次会议可以说是国内学界召开的第一次京派研究的学术会议,希望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他也以一个学界前辈的睿智和灼见;认为京派其实是极具生命力的文学流派,对“现实文学敲警钟”的,还是京派文学,它的重要性要高于左翼和海派.

老舍是否可以放在京派之中针对这个问题,扬州大学徐德明教授认为老舍当属京派.他说.把老舍引入京派维度,思考老舍的英美经验与京派的关联问题,老合30年代的文学中的人性因素,老舍与海派、左派的距离问题等等,不仅有利于深化老舍研究,也更能扩展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苏州大学汤哲声教授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把老舍放在“京派文学”中,可以说是一个异类.因为老舍的文学创作观与“京派文学”不相符合.他认为老舍的文学观与启蒙主义的现代文学的主流观念有别,也与民国通俗小说的道德愉悦创作观念不同,具有鲜明的雅俗合流特征,是运用了大量的欧美文学的技巧写中国传统的故事.这样的创作观念不仅体现在老合的小说创作中,同样也体现在话剧和文艺曲艺创作中,虽然一直不受到重视,但对于当代文学影响深远.

二 京派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指出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种相当长的历史眼光审视京派文学的时代性和超越性问题.他认为,京派文学在30年代与左翼的矛盾,以及在1949年以后遭遇寂寞甚至被批判的命运,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80年代以后,京派文学名声鹊起,受到名家追捧,也是应历史的要求,清除左倾思想的必然结果.21世纪的今天,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京派文学虽遭遇了新的挑战,但它的超时代的一面却因此显现出来.这种超越性表现在它守望着文学的理想,专志于人性的探索和美的创造,能够把人引导到一个较高的精神境界上去.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在谈到京派文学的发展历史时,把研究目光延展到抗战以后的京派“终结”和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他谈到,京派成员在战后初期依然活跃.甚至形成京派可能再度崛起的态势,平滓地区重新聚合起原京派重要成员,并接纳了原京津沦陷区包括沈启无、朱英诞、南星等在内的作家,原京派主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复刊,京派倾向的报刊阵地影响广泛.而沈从文、废名等在二战胜利的希望中加速了在抗战后期就开始了的文学突破.但是,京派作家的文学立场一直遭到左翼作家的批判,他们试图在40年代以后调整自己的文学立场,但是都未能完全成功.1948年以后京派作家从各个刊物退出,回到乡下,耕耘自己的园地.因此,他认为,京派文学的“终结”是一个逐步发生的过程,可以分为战前、战时、战后三个历史阶段来研究京派文学.他还谈到,京派在大陆尽管“终结”,但是它对于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京派的延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原聚集在京派文学作家中的北方青年作家群,一部分为从国统区出国学习,在海外重建中国文化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原西南联大的学生.

对60年京派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与展望,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韩国外国语大学李永求教授以沈从文为中心,向中国学者介绍了京派作家在韩国的研究概况.他指出,老舍及其作品最受关注,其次是沈从文、周作人,汪曾祺、废名和朱光潜等人的研究,研究多集中在小说作品上,主题大部分围绕文学观、美学意识等展开.湖南师范大学周仁政教授谈到了自己力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视野中来观照京派和京派文学,并以此构建京派文学史的学术思考.他认为,京派的文学史定位根源于其文化史的定位,这本质上与其现代性诉求有关.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主要是以知识分子的非政治化凸现自己的文化理想的,即在文化上以自主性取代依从性,以自我的本质化取代政治的目的化,在文学上以人性取代道德性,用一种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执意从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底蕴中挖掘具有“人类性”特征的文化价值内涵.另外,他还谈到,京派是典型的非政治化的文化生存.京派的选择是审美主义,这一选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四 221;时期的蔡元培、胡适、创造社的文学观念,也可以看到新月派、周作人的影响痕迹.他认为,京派文学的审美选择最基本的是文学表现形态和文学观念上的情感本体论美学色彩,这是在拒绝政治文化观念影响和西方现实主义传统之后产生的现代诗性表达.京派文学的现代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审美理想主义的文化乌托邦,二是对文化历史的理性主义态度,三是京派文化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生存家园.西南大学王本朝教授也谈到了如何看待和评价京派文学的现代审美主义的问题.他认为京派是理想化的文学样式,纳入预想的审美状态研究,而没有还原到30年代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他指出应该把京派的现代审美主义放到30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之中去考察,即在研究京派文学的过程中关注其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政治是构成30年代文化生态的重要一维,30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的重要场域,京派文学以审美主义批判并超越了现代政治和经济,表达了反抗现代社会的怀旧和感伤,隐含在“感伤”背后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对现代社会的理想化叙事和审美虚构.京派的审美主义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精神幻象,也是一种“政治”诗学,它以想象性的对抗方式建构了新文学与现代社会和个人的同一性与复杂性.华中师范大学许祖华教授谈到京派研究的鲁迅背景问题.他指出这一研究路向存在三种倾向,一是将鲁迅为代表的创作主流与京派创作对立,在认可京派创作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甚或贬损为人生并要改造人生的文学;二是有意或无意之间将鲁迅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意识的五四新文化放在了京派文化理想的对立面,忽视了文化存在的历史与时代维度,三是在研究中忽视了鲁迅与京派对于自由精神追寻的不同路径和相异特征.这种观点从京派作家的生存背景上探讨京派文学研究的历史缺失,对警惕京派文学研究中已经出现的任意拔高倾向也是具有启示性的.

三 京派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京派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别样的风景和独特的审美形态、文化意蕴及创作个性,60年来围绕京派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是丰富而多样.湖南师范大学王攸欣教授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朱光潜的学术人格.他细致梳理了朱光潜的学术发展道路,辨析了朱光潜与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史观、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及新儒学、5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及西方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朱光潜的学术人格是独特的,朱光潜一生以积极人世而非出世的精神,感应时代文化思潮,在学术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努力介入主导学术话语,却尽力保持着与权力话语或远或近的距离,着力表现出在主流学术话语框架内的独立思考,由此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相当程度的主流学术话语的认可.南京师范大学贺仲明教授谈到废名在传统中间寻找异路所具有的方法学意义.他认为废名在传统中寻找资源思想和创作实践,但又不是单纯地回到传统,而是有意识的借用传统,其方法和思路都是创造性的.废名的反恩和探索,不仅体现了与周作人、朱光潜等部分京派作家的联系,也体现了新文学本土化的集中要求.这两个发言都特别注意到了研究对象在融化传统与西方、古代与当下的学术思想资源方面所采取的方法,较之一般性地讨论京派作家与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无疑向前推进了一步.

日本九州产业大学吴红华教授梳理了周作人的读书笔记,找出了三十多处周作人对李卓吾的评价,并通过详细分析这些具体的评价内容,考察了李卓吾的滑稽文学、书简体文学对周作人的随笔散文的文体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周作人建构文学史的影响,进而探讨一直以来众说纷纭的北平沦陷时期周作人提出的“原始儒家”思想、以及“的自然化”、“道义的事功化”的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涵.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从具体的文学文化生态人手,结合翔实的历史史料,分析和探讨了林语堂,梁实秋与“学衡派”之间疏离的原因以及其中蕴涵的人性观念冲突.福建师范大学吕若涵教授以30年代小品文论争为中心,谈到了30年代小品文的“颓废”特征与现代性的问题,认为30年代小品文不仅传承了晚明小品文的文化艺术传统,同时又有所超越,使之具有现代性特征.因此,他指出京派散文“扩大”了现代散文的范围,“丰富和提高”了现代散文的表现技巧.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鸿莉从庚子事变之后、“五四”之前北京白话报最重要的报刊文体“演说”中最有意味的一类“节令演说”为研究对象,谈到了“节令”在北京文学想象和表达中的流转迁移过程和文学意义.这些成果都与作者自己积累多年的研究资源联系在一起,因而立论深入,资料翔实.

四 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武汉大学博士后张森认为沈从文研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她分别从沈从文有关史料的收集整理、文化学角度的沈从文研究、沈从文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沈从文文学的审美艺术特征、沈从文与其他艺术的关联以及沈从文的思想价值等六个方面介绍了90年代以后的沈从文研究状况.曲阜师范大学张全之教授指出,新时期沈从文研究的最初任务是还原沈从文的本来面目,80年代后期,沈从文研究呈现出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的研究状态,研究者从文本修辞学和语言学、叙事学与美学、比较文学等角度对沈从文作品进行解读.目前,沈从文研究正走向深入,其一表现在研究的理论深度不断地深化,从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沈从文的成长背景与其文化一心理结构,其二是从单纯的经典文本细读到资料的全面收集整理,从侧重于艺术形式分析转型到重视其思想内涵的探究与把握.

如果说张森和张全之的报告是从时间发展的维度上总结了沈从文研究的发展,那么,陕西师范大学赵学勇教授和日本明海大学小岛久代教授则是从空间的维度谈到了沈从文研究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赵学勇在浩繁庞杂的沈从文研究中,富有创见地提炼出1979―2009年沈从文研究的几个关 键 词.他谈到,沈从文研究者所着力挖掘的是沈从文生命主体与文学精神的几个关 键 词,一是“牧歌情调”,这一维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赵园对“湘西世界”、凌宇对“抒情小说”的梳理和析解、刘洪涛把“牧歌”作为“诗化中国的一种想象”图式来探视而逐渐走向深入.二是“生命观”,沈从文的“生命观”的核心载体是人性,凌宇、吴立昌、赵学勇等人把沈从文置于广阔的中西方文化视野中来分析和判断沈从文的人性观,显现了这一路径的广度和深度.三是“现代性”.“现代性”成为近年来“沈研”的一个重要理论参照及价值坐标,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刘洪涛、吴晓东从沈从文作品的“民族国家想象”的象征寓言性进行解读,逄增玉,杨联芬对其“反现代性”的阐释,赵学勇在比较研究中寻求沈从文小说的现代性生成.四是“文体”的研究.凌宇从抒情文体及其模式、王晓明探讨了沈从文的叙事策略、刘洪涛、裴舂芳分析了沈从文的“反复叙事”,都是这一研究维度的代表成果.小岛久代教授以一个长期致力于沈从文研究的专家身份谈到了日本近期的沈从文研究状况.她指出日本的沈从文研究学者可以分为三个世代.她首先简要介绍了第二个世代的研究情况,比如城谷武男和她本人的研究成果,还有他们合力出资创办į 40;沈从文研究专门杂志《湘西》,但她着重谈到的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60岁以下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从关于北京时代的沈从文研究、实地调查研究、比较研究及叙事学研究、民族问题研究、青岛时代研究、女性的立场研究等六个方面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日本第三世代的沈从文研究状况,为与会代表展示了日本学界研究沈从文的问题意识和方法特色.

对沈从文具体作品的多角度探讨,是会议研讨的重要内容.首先得到关注的是沈从文的叙事方式,东北师范大学张文东教授谈到了沈从文的Ⅸ边城》与中国传统小说的“传奇”叙事之间的关联,指出《边城》与中国小说中的“无奇不传,无传不奇”以及“游戏成文聊寓言”的传奇叙事在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上有着一致之处,即以这种“世情传奇”的样式,深刻“寓言”着他试图以“最后的浪漫”来保留“神性”在人间的人生与文学理想.西安交通大学杨琳教授谈到了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叙事策略,她认为沈从文“讲”故事和“谈”生活的叙事角度,凸显出全知叙事,限制叙事或纯客观叙事等多种叙事角度糅合的特征,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结构突破了写实小说和情节小说固有的戏剧性结构,有意淡化了故事情节,形成了散漫自如的叙事结构.连云港师专席建彬博士提出了沈从文小说中的“诗化”问题.他说,沈从文小说的诗化更多涉及到身体的性别维度,不仅弥合了城、乡之间的人性差别,而且将女性创造性的转化为主体,女性成为过程中的诗意主导力量,从而激发了现代小说身体美学的经典意义空间,沟通了人性发展的现代性内涵.其次,文化学角度仍然是研究者最看好的切入点.西南大学李永东博士从租界文化语境的角度探讨了沈从文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他认为沈从文是从上海走出来的京派作家,沈从文在北京生活了六年,其间作品对故乡人与事的回忆,情节结构单纯,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体系.1928年沈从文移居上海法租界后,其创作有了明显的改变,开始由乡情民俗的单纯展示转向乡村都市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开始从民族精神重建的文化立场来讲述乡村和都市故事,并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文化批判立场,获得了现代性的文化品格.摩尔多瓦青年学者、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依内莎则从一个文化他者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于《边城》的直观感受,解读了《边城》的苗乡风俗、人物性格、自然环境“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中体现的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独特性.

还有的学者对沈从文作品的主题意蕴进行了新的解读,华南师范大学袁国兴教授谈到了沈从文作品中存在的“好人悲剧”和“类宗教”意识.他认为沈从文把美好的人性推到极至,具有特别的人文情感关怀.沈从文作品的好人悲剧,情感境界与《红楼梦》相通,倾向于宗教,但努力方向和企图逃出困境的方式却远离宗教.日本名古屋外国语大学黄媛玲教授谈到了自己对于《篁君日记》的认识以及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解读.她认为,《篁君日记》是一部反讽小说.《篁君日记》中的篁君其行为体现了新道德论.也表现了沈从文对于“自由恋爱论”的反驳.另外,她还指出,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里,可以发现沈从文是如何处理“性”的问题的,由此了解沈从文对“性”的看法.南昌大学李洪华副教授则谈到鲁迅和沈从文二人的爱情文本一“两地书.对于爱的不同言说方式,也分析了这种言说方式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精神品格.

最后,湖南师范大学凌宇教授在闭幕式上做了本次会议的学术总结,他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专家的热情参会和代表的踊跃发言,更在于会议在思想的碰撞中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譬如关于京派命名的问题等等,我们没有必要对每一个作家进行硬性归类,没有必要紧紧抓住作家的身份问题不放松,我们的研究应该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还原其本来的历史面目,由此获得更为全面丰富的理性认知.另外,他还指出,在京派文学研究中需要注重细部研究的方法,注重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鲁迅的《野草》和沈从文的《烛虚》可以说是现代文学散文诗的“双壁”,两者可以进行比照解读.他充满信心地指出,京派文学研究依然具有广阔的理论空间,是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学术生长点,一个值得挖掘的富矿,而京派文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可以期待一次又一次地开下去.

(龚敏律 整理)

类似论文

“中国文学与文化认同”国际学术会综述

2006年8月15日-18日由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学科主办的“中国文学与文化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中山陵风景区召开 这次。
更新日期:2024-11-21 浏览量:145552 点赞量:31768

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会综述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6&。
更新日期:2024-7-23 浏览量:95888 点赞量:21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