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会述要

2008年12月7日、8日,“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隆重召开.大会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办,重庆市图书馆、档案馆、地方史研究会和《红岩春秋》杂志社协办.大会开幕式由周晓风教授主持,专家大会发言由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任靳明全和《文学评论》杂志副主编王保生主持.

张中良、冯宪光、刘增杰、张泉、李怡、周勇、张汉良、野田昭彦(日本)、杉本达夫(日本)、内田知行(日本)、权宁俊(韩国)等来自海峡两岸和日本、韩国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及相关领导出席了大会或提交了重要论文.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卢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教授、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岩佐昌教授等发来了贺信.内田知行教授还受日本《朝日新闻》大阪分社委托,向重庆人民转交了抗日期间日本所拍摄的重庆大轰炸文史照片.8日下午,与会专家参观考察了重庆市图书馆抗战文献研究中心和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

本次大会分“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发展”、“抗战文献与语言研究”、“抗战文学理论研究”、“抗战文史与传统文化”、“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学”等五个专题,对抗战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文学与文献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表示,作为抗战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应担负相关社会责任,此次研讨会将推进重庆及全国抗战文史资料的全面发掘,促进重庆及全国抗战文学和抗战文献的综合研究,对反法西斯历史名城重庆的现代化做出有益的学术贡献.参与了中国大后方历史文化建设工程的设计和实际操作的朱高建先生(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对他所在办公室承担的六项工作作了说明,希望与学术界建立更广泛而深入的联系.

重庆师范大学校长周泽扬指出,战时首都重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和南方局的所在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政治舞台.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代语境下,重庆的文化与文学也成为当时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中心.近年来,重庆市正依据丰富的抗战文献资料、抗战遗址和抗战文物资源,加强对抗战文史资料的全面系统研究,打造全国“抗战文学与文献”学术研究中心.2006年建立的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已经取得了《重庆抗战文学论稿》(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靳明全主编)等系列成果.

本次研讨会中,在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研究方面最具学术震撼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中良《关于正面战场文学问题》的发言.张先生对正面战场文学问题索有研究,他指出,正面战场文学是文学史上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在我们学术界及其他各方面,禁区虽然已经打开了,但是还有相当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会有更大的宽容度,使我们真正全面地对待正面战场的所有问题.正面战场文学作品或及时反映前线的战况,或讴歌抗战将士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牺牲精神,或揭露和批评国军的军阀作风、指挥和政略失误等问题.我们亟需编辑一部《正面战场文学总集》.认为抗战文学有战争没文学的流行观点是不对的.像艾青《他死在第二次》、穆旦《森林之魅》等许多作品都有很深的哲学思考和很高的审美表现,是我们20世纪中国诗歌的精品.他设想的正面战场文学的范畴,包括国民政府与边区对正面战场英烈的表彰与纪念、正面战场的文学工作、作家参与正面战场的情况、关于正面战场题材的作品、中国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之间的关系、中国正面战场文学和日本战争文学的比较、正面战场的田野调查和文物研究以及审美风格研究等方面.

来自台湾的张汉良教授(台湾大学、辅仁大学)则用亲身经历讲述抗战结束后重庆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很多人从抗战首都重庆随国民党迁到台湾,也将重庆文化带到台湾生根发芽.在台湾继续研究抗战文学与重庆文化的影响,有助于加深两岸人民的感情.抗战文学是一个层面复杂的特殊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涉及到主题学、文类学,对于台湾文学的种种复杂现象,需要加以详细论证和澄清.

岛田美和(大阪大学外聘讲师)《抗战时期的都市文艺人和塞外边陲――抗战电影<塞上风云>》考察了上海左派文艺人阳翰笙抗战文艺作品《塞上风云》的改编过程,清楚地了解了抗战时期都市文艺人和边疆文艺人的文化接触状况,以及文艺在西北地区开发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汉族都市文艺人的“少数民族观”和“边疆”观等的变化过程.

郝明工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指出,随着抗战时期区域文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区域分化势必作出相应调整,因此有必要从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区域分化与主导特征的相关研究出发,来给予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应有的历史评价.他在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分为抗战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基础之上,将抗战区文学分为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文学,将沦陷区文学的主要区域分为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沦陷区文学.郝教授对抗战文学的这种描述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兴趣.

潘洵教授(西南大学)也提出,“大后方”该如何认定大后方文学研究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他认为大后方与国统区是不断变化的,可以参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口迁徙等将大后方分成大的大后方和小的大后方.

黄万华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分析了战时多中心区域文学和现代文学开放性体系的形成.他认为,1937年开始的全面抗战打破了五四新文学以20年代的北京和30年代的上海为中心的“本土”自足体系,形成了以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和作家创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构筑的文化中心,如延安地区;在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跟作家创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文化中心,如重庆、成都等地,主要依靠内迁的学院文化、学术力量而形成的中心,如昆明、桂林等地以及在战前文化积累上重新构建的中心,如北平、上海.“文化(文学)多中心格局的存在,表明五四到30年代那种单一中心自足机制已被打破,战时中国文学在播散衍生中形成着‘多价文学成规’,这对充分开掘各种文化资源,尤其是地域文化资源以丰富文学自身显然大有益处”,“实际上提供了汉语文学创作、传播机制的一种雏形”,并“第一次同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了强劲的呼应”.


刘增杰教授(河南大学)认为,因为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况,区域研究固然很重要,仍需推进,但今天我们应该做一些相对整合性、宏观性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今已有250种左右,但其中抗战文学史不超过20部,而且多是地区性的.宏观性的抗战文学史只有1947年蓝海即田仲济先生主编的《中国抗战文学史》及1984年其弟子朱德发参与修订的版本.刘教授提出倡议,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大气魄、新气象,大家联手,争取尽早推出新版本的《中国抗战文学史》.在抗战文学理论研究方面,靳明全教授在《论对应日本战时文化政策的中国战国策派“三大母题”》的发言中,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还原了中国战国策派“三大母题”真正面目.左翼文人将“恐怖”、“狂欢”、“虔恪”三大母题视为战国策派文艺观,并将之斥为反理性的法西斯主义文艺观,划人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反动文艺思潮.靳教授认为,如把林同济提出的“恐怖”、“狂欢”、“虔恪”三大母题置于对应日本战时文化政策的立场,半个世纪前的左翼文人具有代表性的批判观点显得颇为偏激,不得要领.他 强调,表现“三大母题”的文艺作品是抗战文艺,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抗战精神,不能因为中国战国策派个别文艺作品去推翻“三大母题”的特定含义.恰恰相反,应该运用“三大母题”所特具的抗战精神之内含去重新审视战国策派所有的文艺作品.

李怡教授(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张福贵、秦弓、郝明工等提到“民国文学史”的可能性或在“民国”框架下探讨文学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在中国现代文学考察中引入特殊国家形态的必要性.他指出,“只有将历史的朝代分野自觉地纳入我们观察的视野,文学史所拥有的时空意义才会分明地凸显出来”,“离开了民国的特殊生存环境,我们是无法深入解释中国抗战文学与大后方文学之特殊意义的.”

四川大学冯宪光教授的文化生态学视角给人很大启迪.他认为仅仅探讨的文化理论还不够,也应该研究国民党文人的文学理论,同时党的政策与党的文化人思想不能重叠,他以曾任国民党长的张道藩为例,认为张也是著名戏剧家,其富有个性色彩的文学理论与与新文学主流有诸多契合点.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朱丕智先生指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应当坚持文学历史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方法,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达到文学自身的历史和历史整体性下的文学的统一.其具体内涵是文学本位立场、民族文学立场、社会文学立场三者的辩证融合.

段从学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对国统区文学“民族形式”之争的起源和进程进行了清理,纠正了直接从延安理论以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框架之内探讨这一论争的缺失.他认为这场实际上是文协在抗战初期发动和组织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发生在通俗读物编刊社和“五四”新文学同人之间的论争,其关键在于重新确定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通俗读物编刊社有意识地“误读”和援引延安理论以及新文学同人内部的分歧导致了论争的复杂性和含混性.

王学振副研究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认为,就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在抗战时期是主潮;就意识形态而言,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则在抗战文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倡导民族文学用力最甚的,是曾经作为战国策主将之一的陈铨.但在抗战的特殊时代里,民族文学事实上已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创造民族文学是他们一致的追求.从宽泛的意义来讲,抗战文学就是民族主义的文学,这并未对抗战文学形成丝毫的贬损.

熊飞宇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则对抗战之前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再反思,认为正是民族复兴意识与民族忧患意识的共同促发,才有了1930-1935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一时之盛.对国民党而言,这既是文化统制的表现,也是文化建设的努力.这种政府赞助、社会响应、文士附从的“党治文化”模式影响深远.

高桥一聪(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博士课程)在题为《国民党从抗战期到迁台后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工作和文艺政策》的发言中认为,国民党对中国大陆文艺政策保持高度关心,掌握了具有相当准确度的大陆情报;50年代,执行国民党高度文艺统制政策的组织――中国文艺协会所进行的活动直接反映了其研究资料中对大陆情势的认识和预测,但他们的研究不能讲出客观性,而且没有反证可能性.

关于抗战文献与语言研究,重庆市文联名誉主席吕进教授强调进一步搜集整理抗战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断拓宽视野,应对不同研究对象采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重庆市社科联毛洪勋副主席希望与会专家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不断深化对重庆抗战文学和文献的研究,充分利用重庆宝贵的抗战文史资源,进一步弘扬红岩精神,把重庆的抗战文学和文献提升到新的高度.

刘增杰教授指出,抗战文艺报刊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因为一切阐释都来自于原生态报刊中.对于文学史家来说,阅读并理解大众传媒,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阅读是对细节的感受与体验,有时不被重视的细节竟能成为解读历史过程的关键.研究观念要进一步调整,要确立抗战文艺研究的统一观,把不同地区的文艺看作是同构共生、相互扭结的整体,轻视或丢掉抗战文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法反映抗战文艺的全貌.要注意运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实际结合的问题,防止学术研究的泡沫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在借鉴西方理论如公共领域与想象共同体时,固然可以给读者带来灵感,但我们如不洞悉其理论框架产生的背景与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研究就都只能是离题万里的借题发挥.

张海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大陆地区近年来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作了回顾和总结.综合研究方面,张教授高度评价了孙乃编的三卷本《中日关系史》,肯定著者引用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作的全方位梳理,也概要介绍了胡德坤、韩永利合著《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王振德著《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主要是日本侵华史)方面,他着中评析了关捷的《旅顺大屠杀研究》、朱成山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李秉刚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以及我国第一部系统地揭露与研究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的史书――谢忠厚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等学术成果.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泉先生发言的题目是《整合中国殖民地文学的材料基础和方法前提――沦陷区史料学现状及有待加强的方面》.他在概述沦陷区文学史料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由于史料问题而造成的观念和观点上的模糊或失误,证明了加强沦陷区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意义,并对于如何进一步进行相关史料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

日本著名学者杉本达夫先生(早稻田大学)从大量数据资料中整理了抗战时期文艺家的经济环境,关注了大后方作家生活保障运动.文章指出,面对物价飞涨,作家生活朝不保夕,重庆文协总会掀起作家生活保障运动来唤起社会舆论,具体方策是首先高喊要求提高稿费和要求保障版权.站在方面的孔罗荪还对国民党政府严厉论出版自由的政策提出,要求保障作家的公民权,给予作家更多收入的同时也给予给多的自由,以便在环境中参加民族文化的创造.

唐润明先生向大家介绍了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战历史档案.他表示,“陪都档案”是重庆市档案馆抗战档案的主体,也是该馆主要特色和优势,数量多达40余万卷,尤以政治、经济、防空、社会、外交、市政等方面最为系统和完整.读者还可从重庆档案信息网检索重要档案文件目录.所以,重庆市档案馆是搜集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的各种研究资料的最好去处.

日本西村成雄教授和资深记者永井靖二对《朝日新闻》大阪总社的“富士仓库资料”中有关日中战争时期的照片作了说明.自2006年7月以来,朝日新闻进行了以“照片讲述的战争”为题的系列连载.2007年8月10日以“对都市的轰炸”为题,专门刊登了国家间的总体战使非人道的,不加区别的狂轰烂炸逐步升级的情形.大阪总社为纪念创社130周年,2009年1月还将挑选1万张重要照片作为数字档案对外公布.

林克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副教授)在《“重庆之蛙”与陪都风骨》中试图通过对国民党广播电台诞生发展和八年陪都岁月抗日宣传活动的回顾,分析当时国共两党携手抗日在广播宣传中所体现出的陪都风骨和民族精神.

杨洪承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文协”的社群形态与抗战文学文化研究的视阈》认为,“文协”不能简单理解为统一战线政治话语下的文人集团或现代文学史归理的文学社团流派,作为文学与文化整合的社群组织,更贴近其战时文艺环境的原生态,拓展了我们考察抗战文学的文化视阈,也给我们重新认知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有许多重要启示.

姚扣根教授(上海戏剧学院)叙述了抗战时期的金融概况,并以张恨水《纸醉金迷&# 12299;等作品说明各种势力在上海金融风波中对主导权的争夺,第一次提出关注抗战文学中的金融题材的作品.靳明全教授建议把姚先生提到的金融题材纳入重庆大后方文学研究工程中去.

浜口裕子教授(日本拓殖大学政经学部)《松冈洋右与重庆的和平工作》一文对1939年中日双方政府围绕“战与和”问题进行的斗争进行了史料梳理.

日本一桥大学崔学松考察了中日战争中的世界语运动与抗日救国宣传运动.他将世界语与革命之关联的生成情景定为30年代在上海、延安、重庆,试图揭示中日战争时期的世界语运动实践如何影响了反战求和平的宣传运动的进程,并具体地把握了世界语运动的大众化、国际化问题.

朴敬玉(日本一桥大学博士课程)《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势力的扩展与农业开发――以汉人与朝鲜移民关系为中心》围绕辛亥革命以后,日本帝国势力积极干涉的水田开发问题分析了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开发中,由于日本势力的扩张而产生的汉人与朝鲜移民关系的转换.

内田知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抗战时期重庆市的人口变迁》从户口和人口总数、户口类别、职业类别、籍贯类别及局分局管辖人口和户口等角度详细论述了抗战时期重庆市的人口变迁情况.,

蔌原充教授(日本钏路公立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民间航空运输的意义》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航空公司运输各种军需品、物质、士兵、工业材料,为中国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国外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起了中国空中生命线的作用.陈传芝(四川宜宾学院副教授)《抗战中商务的文化生存》在抗战时期,商务在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围剿和文化洗劫中,艰难地突围.这种图书出版中维持商业生存的文化突围,大大加速了商务人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同时也加剧了商务、出版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因为民族救亡、文化的理想与使命同商业的调和程度极高,战时商务获得了精神与文化的历史意义.

周晓风教授(重庆师范大学)作了题为《抗战诗歌再认识》的学术发言,他探讨了抗战时期诗歌创作及相关问题,认为新诗在抗战时期的发展趋于成熟.战争促进了艺术家对生命、人性、社会等方面的哲学思考,臧克家、穆旦、艾青等重要诗人都在战争的洗礼中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

张武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大学文学院)从战时最受作家青睐的重庆“雾”意象切入抗战文学,认识到雾既有保障生命安全、促进现代文学尤其是戏剧文学的积极作用,有时也因其对人的压抑,常常上升到与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象征关联.对雾意象做全方位分析,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文学与重庆政治中心地位并把握地域文化复杂关系.

在抗战文史与传统文化方面,田中刚(大阪大学非常勤讲师)研究了中日战争语境下的成吉思汗祭示.抗战时期出现了“成吉思汗热”,内蒙古的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和“蒙疆政权”、国民政府、中国以及各种势力,纷纷进行成吉思汗祭示.国民政府把成吉思汗祭示称为“国家的祭示”,而延安的把它称为“传统的文化”.

丸田孝志《太行太岳根据地的追悼仪式及民俗利用》说明的追悼仪式,积极利用了农民的家族意识与其民俗,在贫雇农中实现了群众普遍抱有的对祭祀的要求,并且希望借此培养群众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进行政治动员.

在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学方面,最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是岩佐昌障(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关于张天翼小说(华威先生>日文版翻译的几个问题》.作者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和忠于史料、忠于原文的态度考证了《改造》杂志和《华威先生》日文版初译者增田涉先生的立场和本意,他明确指出《改造》绝不是充当所谓日本帝国主义喉舌的杂志,增田涉“译者后记”也应该没有“诋毁”或“肆意攻击、诬蔑”中国“抗日工作者和中国人民,以鼓动日本侵略者‘士气”’的意图.相反,增田涉是一位著名的日本中国文学专家,也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他诚挚地呼吁后来学者还这一文学史实一个清白,更正不确切的记述.

韩国学者权宁俊(日本县立新舄女子短期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中国之军事外交政策》从多方面探讨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对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军事外交政策与合作关系,认为在重大局势上中国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军事外交政策给予了配合、支援和指导,同时临政成员也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战斗.

刘晓琴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论文《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却都热爱中国、热爱正义和真理、敢说真话的新闻记者典范范长江和史沫特莱抗战时期的通讯作了比较研究.唐廷碧副教授(四川理工学院)述评了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华主要文学活动,探讨了其反战代表作《三兄弟》的文本价值和实践的文艺观.

综上,本次“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了近年来抗战文学与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极富前瞻性和开拓性;它必将对抗战文学与文献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起到巨大的学术推动力.

(周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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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4-7-23 浏览量:95880 点赞量:2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