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内在差异性和张力

内容提要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是由多种成分和力量汇合而成的文学运动,从“革命文学”的倡导到“两个口号”的论争,始终激荡着内在的差异与张力.一方面,主要受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影响的一批“革命作家”在白色恐怖中高扬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国文学中的传播,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以鲁迅为代表的通过自身的探索走向革命文学的作家则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他们对于革命与革命文学的生硬理解,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绝对化的偏激倾向,乃至“才子流氓的毒”,给予了有效的抵制与批判,从而承传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推动了左翼文学思潮波澜壮阔地发展.

谈到“中国左翼文学”,无疑我们面对的是一批“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语)的概念: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狭义)、解放区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新中国文学等等.不过所有这些相互交叉或差异的概念都可以追溯到以革命文学的倡导开始到以两个口号的论争结束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即狭义的“左翼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坛正式高扬起“左翼”的旗帜,而且作为源头,孕育了左翼文学以后发展的多种基因与历史趋势.因而本文主要以这种狭义的左翼文学思潮作为基本范畴展开思考与讨论.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成仿吾1928年倡导革命文学的一篇论文的题目,确实勾画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从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演进的历史轨迹.不过虽然无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旗帜是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正式张扬起来的,实际上这种转折早在五四时期便已经开始了它的萌动.1919年1月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欧洲和会,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希望,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政治的相互勾结中导致了中华民族新的生存危机,从而促使了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把目光转向承诺废除对华殖民条约和在华特权的社会主义俄国,推动了中国的成立和社会改造运动的日益高涨.1923年前后,部分人,如瞿秋白、邓中夏、肖楚女等便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学的主张,要求“以文学为工具”,来为民族独立和革命服务.作为中国选派的首批留苏学生之一的蒋光慈,1924年回国后也发表了强烈呼唤革命文学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并与沈泽民等组建了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主要阵地的“春雷社”.而五卅运动的爆发,进一步引发了深入城乡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浪潮,并在争取“直接民权”的口号下,完成了国民大革命的政治动员.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大批作家,如郭沫若、沈雁冰、成仿吾,乃至闻一多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郭沫若、沈雁冰等还发表了革命文学的论文,如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1926)中一方面提出了时代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号召文艺青年到“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鲁迅也于1926年“三一八”事变后,由北京奔赴南方,并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等著名演讲.实际上正是在20年代中期“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与北洋军阀政府和“正人君子”流的帮闲文人的实际斗争中,促进了他思想的发展.“上等人”与“下等人”、“聪明人”与“傻子”、“阔人”与“穷人”、“治者”与“被治者”、“官魂”与“匪魂”与“民魂”,不断以鲜明对照的方式涌现在他笔下.“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义无反顾地站在“下者、弱者、幼者”的平民本位的立场上,对压制、奴役平民的“上等人”“聪明人”“阔人”“治者”“官魂”给以了勇猛顽强的与批判@,并推动他走向更加切实的现实斗争.他来到南方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期望“同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所以诚如钱杏所说五四运动便开始酝酿着一股集体主义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为做社会改革的伟业”已成为进步青年的时代选择.而“遇到‘五卅’这一时期,便如伟大的火山突兀的爆发起来”,有了“一大转变”和“绝大的进步”,“举国的青年有了民族的觉醒,有了阶级的觉醒,有了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同时有了很强烈的革命要求”;而“潜伏的革命文学的呼喊”也“伸起头来”,“得到了许多的进展”.

不过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全面清党反共之后,当这些作家又重新云集上海,由创造社和太阳社正式揭起了革命文学的旗帜的同时,却展开了对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家的猛烈批判.刚从日本回国的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攻击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成仿吾则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把鲁迅定位“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标语是趣味”,“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郭沫若则干脆来了一个跳: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而既然“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那么“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就是二重反革命”.并进而得出结论:鲁迅是一个“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为什么他们会对同样倾向于革命文学的鲁迅等作家展开如此激烈的批判呢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批判及其论争,推进了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揭示出它内部的差异性及其由这种差异性所建立起来的文学张力与复杂性.

左右对鲁迅等新文学作家批判的主导力量是成仿吾专门从日本请回国来的创造社的一批“革命青年”.一方面,他们袭用日本福本和夫左倾狂热的“分离结合”方式,以盲目清算/批判几乎所有新文学作家来展开自己的斗争,即他们片面理解的“奥伏赫变”.另一方面,他们这种“奥伏赫变”/斗争(“除掉”)又是建立在他们的对社会历史形势的判断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因而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取代,他们倡导的“革命文学”也就应该否定和取代五四“文学革命”的新 文学(所以成仿吾论文的题目就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资本与封建之争”,“赛德二先生,是资本主义意识的代表”.因而他们对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及其文学加以了猛烈的攻击,乃至要“用十万辆无烟炸开”它的“乌烟瘴气’(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郭沫若将鲁迅定性为“二重反革命”).因而他们在高扬起普罗文学旗帜的同时,否弃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启蒙的核心价值(自由、与科学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诞
生在西方近代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吸取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等一切优良传统和思想.它的三个来源便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历史基地上,才产生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革命的主张,成为无产阶级进行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武器.它揭露、批判、抨击资产阶级的虚伪实质,也仍然是以接受和消化了资本带来的整个文明的进步(其中就包括等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各方面)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宣言》也才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深刻的基本命题”.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风雨的教训之后,这是格外令人沉痛的.

而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失误,不仅仅在于他们对鲁迅作品的误读,而且在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认识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创造社和太阳社群体中相对还讲究一点文学分析的钱杏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就是《死去了的阿Q时代》,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绝没有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所以“早就该把阿Q埋葬起来”.这一“革命化”的农民想象虽然或许有大革命时期湖南农动的根据,但是显然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把农民大大理想化、浪漫化了.问题还在于钱杏仅仅着眼于农民的政治反抗(其实这种单一的反抗是完全有可能被扭曲为“阿Q式革命”的),而忽略了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人格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性建构.而后一方面,即人的现代化,经过了几十年的坎坷历史已经被证明是现代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即使后来的左翼书写,也不断地在关注这一课题(当然有许多是潜在的).如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虽然以塑造“翻身农民”著称,但也以一个农民的质朴敏锐地揭示出一些翻身农民在外界的腐蚀下迅速变质的问题,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邪不压正》中的小昌.虽然作家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书写他们的变异,但从他们贪图小恩小惠和以权谋私的情况看,正客观地揭示出对农民意识的改造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这种农民意识一旦和权力结合,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这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持久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以至革命领袖也不得不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涉及到这一课题.而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所依据的原型恰恰是一个悲剧人物(即真实的人物遭遇),这是在当时被公认为最光明的地区中的一个真实的事件.而鲁迅却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国民性有深刻的了解,始终要改造这落后的国民性.当初(1926年)鲁迅答复郑振铎对阿Q的批评时就曾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的确,如果没有真正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现代人格的建构,建立在封建专制基础上的,以主奴根性为核心的国民性和“暴民乱治”的“游民意识”必然会渗透到革命中,扭曲和异化革命.所以鲁迅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历史不幸被鲁迅所言中.在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战中,鲁迅再次引述报刊上关于湖南长沙万民空巷去“观望”人的尸体,“交通为之断绝”的报道,提醒那些“闭了眼睛”的“革命知识阶级”:“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如果没有国民性格的根本改革,这种历史的循环还将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鲁迅曾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一.

当然,如何正确地认识当时的革命形势,特别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问题,构成了当时革命文学,乃至中国革命的一个焦点问题.不仅仅成仿吾等“革命知识分子”责难他“散布黑暗,阻碍革命”,而且就是对他有比较深刻理解的瞿秋白也责备他有“怀疑群众的倾向”.“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价值”.实际上,对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大革命的急风暴雨的时代,鲁迅是充满了历史的期待的.例如在写作于1927年12月的《<尘影>题辞》中写到,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写作的《“醉眼”中的朦胧》又再次写到“现在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显得着重”,“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前面“现在已是大时代”无疑是针对国际革命形势来讲的,也就是象当年有人考察苏联所看到的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等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样一种理想无疑正是鲁迅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也正是这样一种理想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左翼文学.但是具体到中国语境,这样一个大时代毕竟又还没有到来.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直到大革命时代,仍然还是“无声的中国”.另一方面,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并没有真正唤醒民众的觉悟,实现社会的现代性变革.鲁迅来到革命的策源地广东不久就发现:R 20;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为什么“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呢这是因为鲁迅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没有经过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洗礼,这场革命很可能又变成一种阿Q式革命.在上海和南京克复之后的4月10日,鲁迅更尖锐地指出:随着革命的胜利和投机革命的人的加入,“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在大革命以后的1928年鲁
迅又引用《申报》所载总理墓行将工竣流传在南京的“太平歌诀”说:“这三首中的无论那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的确从辛亥革命人们炒吃徐锡林的心肝,蘸秋瑾的人血馒头吃,到“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沉重的黑暗,是他用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不过面对黑暗,鲁迅并没有消极与颓废,而是执着地顽强抗战,去消除黑暗.在鲁迅看来,“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所以在他参加左翼文学运动,高扬起对国民党法西斯专制政权反抗与战斗的旗帜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对“国民性”的改造与批判.并且对十里洋场中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结合所新生的畸形社会文化心态也给以了锐利而辛辣的批判,构成了他后期杂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鲁迅也没有去片面地迎合媚悦大众,因为“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正是从这一基点上鲁迅捍卫与坚持了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传统,并且或是以与民众中“潜伏着和扩展着”的“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搏斗,或是继承“鲁迅杂文传统”等命题,延续在后来的左翼书写中.

实际上,成仿吾们的“机械的地运用”不仅仅来源于他们对中国现实国情的错误判断,还与他们身上的某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的劣根性有关,鲁迅先生称之为“才子十流氓的毒”.鲁迅先生这一概括虽然比较尖刻,但的确十分准确和深刻.创造社群体张扬革命文学的旗帜,除了对反动统治的反抗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抢滩夺险的争夺话语权.他们依据的是这样一种历史的逻辑:“等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是不断地革命着前进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一变,革命文学的内容便因之而一变”.“在第一个时代是革命的,第二个时代又成为非革命的,在第一个时代是革命文学,在第二个时代又成为反革命的文学了.”“前一个时代有革命文学出现,而后一个时代又有革革命文学出现,更后一个时代又有革革革命文学出现了.如此进展以至于现世等.”这里一方面反映出立身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进程中的历史的焦虑,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们追风逐异,自恃“最新”,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睥睨天下,横扫一切的才子气和流氓气.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在苏联“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和日本福本和夫路线的影响下,对革命作了生硬的理解,提出:“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若有不愿意者,则“踢他们出去”.甚至宣布“不能和我们联合战线的就是我们底敌人!”必须“先把这些敌人打倒!”“摆着一种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因而鲁迅说:“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按:今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从这些革命者的形象里我们似乎已经又看到了阿Q那黄黄的小辫,并增添了几分上海滩洋场投机的气息(所以阿Q并没有死去,甚至就活在我们的“革命知识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中).而“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是对人的解放,是对人生存与发展的维护.误解了这一点,也就误解了革命.其实创造社群体倡导革命,一个隐秘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话语权乃至统治权的争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获得大众”.这群“革命知识阶级”实际上把革命看作争取(他们个人)“最后的胜利”和“殊勋”的手段.的确,无论是他们对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还是对一般文学家的横扫,都是“要‘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代表的‘事务”.正是这一原因,他们对革命作了非常生硬的理解.实际上他们的这种革命不过是和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一样,“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等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所以他们实质上把“革命”(造反)作为了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而这种投机性恰恰造成了革命的巨大伤害,他们的急进革命只是一种姿态,“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时刻作出凶恶状的“狼”本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因为他们的‘热度’关系,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果然,当“左联”成立后“左翼文学”由转向被压迫的境地,当年应者云集的“革命文学”阵营便趋于分化,原先掩盖在崇高“盛况”之下的私心与怯懦暴露无遗.――“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出他今年的见识又进了一步.”所以鲁迅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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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的投机性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它完全有可能打着革命的旗号制造新的专制、新的压迫和新的黑暗.对于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游民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的王学泰先生在最近接受采访时指出:“李逵抡着的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好像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建立无序的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并在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另类皇权’是指行为者的具体身份地位上虽然疏离于皇权,但是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终极理想上却始终以皇权为范本,以往我们对于这些就很少思考,还把它作为革命精神传扬,实际上它给革命与建设带来许多破坏.”的确,如果“只借革命以营私”,就会对于不顺从他们“领导”的人,或者异己者给以残酷打击,无情的斗争.鲁迅在参加左联之后不久,便再一次感受到被围剿和被愚弄的感觉.所以他在给朋友的回信中提出了“横站”这一姿态.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特别是随着周扬等人把持了左联的领导权之后极力排挤架空鲁迅,更加强化了鲁迅的这种阴暗的感觉.19M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他便不无悲愤地谈到:“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他们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随后在他与朋友的书信中,鲁迅不断重复着“寂寞”、“悲愤”、“痛苦”等语词,并不断出现
“鞭子”的意象.他称周扬等人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的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等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们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又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实际上这种“奴隶”感觉正是路线在革命的旗号下所推行的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独立个性和主体自由的任意剥夺.而这正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的一个顽固肿瘤.正如深知鲁迅的日本学人增田涉说:鲁迅对于“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奴隶地位的自觉,就是跟他的‘人’的自觉相联结的”.所以鲁迅对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如果说在193年以前,鲁迅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还把这种内心痛苦压抑在心间的话;那么当1936年,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又不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同时另外重组“文艺家协会”,提倡“国防文学”,并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的时候,在重病中的鲁迅终于拍案而起,愤怒地揭露了他们一伙“左得可怕”的本来面目.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一方面鲜明地表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揭露这些“自称‘指导家”,“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不过“只借革命以营私”.“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等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不但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些所谓“前进作家”不过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来谋取自己私利的人物,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一种新的现代形式中制造着新的奴役与压迫,维护着权势者的利益,做“文坛皇帝”,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这种极“左”痼疾的思想渊源及其严重的危害.

可以说鲁迅正是在与这些所谓的“前进作家”的斗争中发现了这种极“左”痼疾将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更可怕的危害.因而即使在他生命垂危的重病中仍然没有放弃与他们的斗争.在去世前一个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这里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遗憾的是疾病终于使他难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只是在他的临终遗嘱中以――“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表达了对这些极“左”痼疾的永远的愤怒.

从以上的分歧与论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是由多种成分和力量汇合而成的文学运动,其中以蒋光慈、郭沫若、成仿吾和后期创造社少壮派诸君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主要受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包括日本左翼文学运动和苏俄文学运动)影响,一方面,率先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在白色恐怖中凝聚起以阶级解放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战线,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国文学中的传播;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革命与革命文学作了生硬的理解,不仅简单地将文学等同于思想宣传的工具,消解了文学的审美特性,而且在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革命文学的“同路人”、如何面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等问题上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一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绝对化的偏激倾向,流露出非常明显的“才子+流氓的毒”与“游民性”,乃至在“革命”的旗号下,制造出新的专制与奴役.在创作上则体现出“革命罗曼蒂克”的狂叫与主观幻想.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一批通过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艰苦探索而走向革命文学的作家,更多地承传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并且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有深入切实的了解,因而对于以上“革命知识阶级”的 ;偏颇与失误进行了有效的纠正与补充.例如当倾向提出文学就是宣传,而完全否定文艺自身的艺术个性的时候,鲁迅则明确地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等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对文学区别与其它宣传形式的艺术特征加以了坚决的捍卫.又如在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上,鲁迅一方面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都“带着阶级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文学人性本身的合理存在,批评了左翼阵营某些言论,指出:“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阶级性.如果用阶级性代替、抹杀文学的“个性”及其它特征,就是对“唯物史观”“糟糕透顶”的歪曲.在回答Y、T(沙汀、艾芜)关于写作“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题材的苦恼问题的回信中,鲁迅明确指出“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同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二月》,殷夫的“红色鼓动诗”,都显示出不同于“革命罗曼蒂克”的另一种特色.――正是以上种种的努力,再加上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身的辩证与深入,推动着左翼文学思潮逐渐从歇斯底里的狂跳和呼喊中清醒过来,推出了鲁迅锋利的战斗杂文,茅盾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子夜》,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和“东北作家群”等一批独具个性的作家与作品,推动着左翼文学坚实的发展.不过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的“薄海民”意识与习气是很难彻底清除的,例如在全国解放前夕,郭沫若不仅在《斥反动文艺》中把沈从文列为“桃红色的代表”、把朱光潜列为“蓝色的代表”、把萧乾列为“黑色的代表”,宣称要对一切反动文艺“给以全面的打击”,“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甚至还在一次题为《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演讲中说,“要消灭他们,不光是文艺方面的问题,还得靠政治上的努力”.无疑这是早在30年代就已显现的那种简单粗暴武断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左得可怕”(鲁迅语)的极“左”情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膨胀,从而给许多作家心理罩上了一重难以抹去的阴影,并预示着今后文学发展道路的历史迷雾与曲折,这是我们今天反思左翼文学运动应该特别警惕的地方.

[作者单位:绍兴理工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范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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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24-11-9 浏览量:18950 点赞量:5039

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会综述

由汕头大学文学院、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月9日至10日在汕头大学举行 来。
更新日期:2024-2-18 浏览量:32524 点赞量:8215

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摘 要: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从来不是本土的一种文艺思潮,而是外来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碰。
更新日期:2024-2-23 浏览量:33139 点赞量:8340

左翼文学思潮的形成

摘 要 :左翼文学思潮崛起于20年代末,在中国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经过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
更新日期:2024-10-12 浏览量:128766 点赞量:27353

20世纪8090年代的学术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学术思潮在西方思潮的催生和本土人心思变的心理驱动下风起云涌,一波紧逼一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李泽厚一句&。
更新日期:2024-10-1 浏览量:19931 点赞量:6191

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了悠久灿烂的文化,文学作品在中国丰富的。
更新日期:2024-7-5 浏览量:15244 点赞量:4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