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站在世纪之交的门口,我们回顾以往中国文学的历史,纵观目前的中国文坛,可以肯定,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虽然走过了很长一段弯路,但到目前为止,已有相当的水平.
我们给新文学特别是近十年的文学以相当高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中国新文学可以裹足不前了.事实上,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仍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级,幻想中国文学已完成现代化并步入后现代阶段,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幻想.科学、等现代意识诚然已占领了中国作家的思维空间,但某些“五四”作家曾给予猛烈抨击的封建的道德观念和迷信思想也常常借重建中国民族文化之名进入严肃文学,甚至不经改头换面地招摇于地摊文学,目前中国文学的总体艺术水平诚然已超过“五四”和三四十年代,但新时期既没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之类的大师级作家出现,也少有《阿Q正传》、《骆驼祥子》、《雷雨》、《边城》之类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重量级作品出现,这既与时代所提供的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极不相称,也与大数量的作品的纷纷出产形成了高反差的对比.
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产生文学大家为什么当代中国文学不能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问题的提出也不自今日始.早在30年代初,丁玲主编《北斗》杂志时,就曾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征文展开讨论,鲁迅、郁达夫、茅盾、戴望舒等23位作家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创作的不振是因为缺乏力作(方光焘),有人认为是缺少真诚的批评家(邵洵美),还有人认为不是创作不振,而是读者的鉴赏力提高了(徐调孚),当然更多的人是归咎于创作的不自由、文人生活的穷困、作家不肯深入生活、作品的商品化,等等.作家们的意见是针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而言的,但其中有许多又不仅仅局限于创作.如郁达夫说:“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其他一切,都在颠倒混乱之中,文艺创作者要去做官,当兵,或从事于革命的事业,所以没有能做出好东西来.”作家要去做官或干别的什么,在当代中国依然不是少数,而自古“文章憎命达”,仕途的腾达同创作的成功似乎从来就是走的相反的两个方向.再如,邵洵美说:“我总觉得目前从事文学的,大多数缺少认真性等似乎都在那里客串唱堂会戏.能装些骚形怪状的花旦,能说些笑话的小丑,能耍些刀的武生,都可以博得柜旁一阵掌声:致使客串者自己都惊奇起自己的天才来.结果是种种的滑稽.”邵洵美不仅从作家身上找原因,也从评论家、普通读者身上找“创作不振”的原因,是不无道理的.正如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所说的:“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要想产生中国的文学大家,就得有产生这种文学大家的泥土,起码作为文学爱好者或中文系的同学,对文学得有基本的诚意与热爱.
现在我们尝试着回答前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当代中国未能出现大家巨制其一,关于文学的外部生存环境.“”中,作家命尚难保,更谈不上有创作自由.“”结束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又升起了一种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正如韩少功曾经指出的:“金钱也能生成一种专制主义,决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厚和温柔.这种专制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制舆论和习俗,给不大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大迷财者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学的外部生存环境到目前为止依然不尽如人意.其二,单纯强调文学外部环境的恶劣并不能解释一切.有时,外部环境的压力常能转化为内在的创造动力.与赫尔岑同一时代的俄国作家给世界文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就是如此.而当代中国作家,似乎总是在外在压力面前丧失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甚至于人格也变了形.茅盾在《读书杂记致胡万春》中就曾说:“那时候,我们摸索着真理,努力想求得何以如此,又应当怎样的答案”,而新一代的作家,“凡事都有党的指示,党分析一切并得结论教导你们等因为不是自己,碰了多少钉子而得的结论,所见有时就不深,所知有时就不透,因此在写作中就会出现概念化.”而到了十年代,不少作家又崇信起“读者就是上帝”来.其三,是缺乏产生伟大作家的土壤.在这一点上,每一个读者都应当有所意识,意识到“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②.就当下的中国作家来说,无论我们处于怎样的环境,当一个作家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之前,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他不能改变整个大的环境,而只能面对环境的挑战,自问个人能做些什么、又该怎样做.而我们觉得,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作家,必然面对以下选择和挑战:
是乘市场经济的东风还是为市场经济所打垮.市场经济的兴起,给中国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度,也给中国作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更大的自由度特别是外在的自由是显而易见的,不去说它,前所未有的困扰却也引起了人们浮躁的创作心态.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股市的潮涨潮落可以动摇“十年磨一剑”的决心,书市的行情也可以影响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废都》行世不久,曾见市面上给一本书所做的广告词是:“比《废都》更废,比《骚土》更骚,比《土街》更土等”.《废都》的意义是否就落在一个“废”字上,《骚土》、《土街》又是怎样的两本书,权且不论,撰写这类广告词的人熟谙市场之道是无疑的.在1995年8月份的《上海文学》上,刘心武在与邱华栋的对话录中,曾称邱华栋的小说是“直面俗世”的文学,是“新现实主义作品”:“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非常难能可贵的认同,同时又有一种青年人在当前激烈变革的社会中的焦虑感.你的焦虑感是因为城市中有那么多汽车、大饭店、别墅、豪华场所,而你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拥有或全部拥有”,邱华栋也坦然承认:“我本人也非常想拥有这些东西等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中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等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③邱华栋在这里表现出了难得的坦率,然而,期望这样的小说作者成为“铁肩担道义”的文学大师绝无可能,你不可能对一边创作、一边心里不断嘀咕着提醒着自己“赶紧捞上几把”的小说作者抱有太高的希望.可以说,过去,中国作家曾在政治压力面前纷纷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而今天,中国文坛也不乏有人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放弃了自己创作的自由.经济时代的创作自由更多地体现为作家心态的是否自由.作家的心态不自由,其创作就有可能跟着市场的季风盲目地转.我们今天虽然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有它的一定的价值在,但 不能不看到,它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远远大于对文学现代化的成功.这就意味着,今后一切有志于为中国文学做出贡献的作家,不仅得像文学研究会诸人那样,坚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而且得像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所主张的那样,认识到:“作家,不应该像农村集市上机灵的魔术师那样,只想从观众身上捞取富裕钱,而应该严肃、斟酌、认识自己的可能和限度,并以极其正直的精神对待自己的任务.”④市场经济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不首先做到这一点,就无法回应时代对作家提出的其他要求.
是做一流作家还是二三流作家.人们对目前中国文坛的一个普遍感觉,是文学大家和文学精品的匮乏.从文学杂志和作家作品的数量看,新时期远远超过了20世纪以往任何时期.可这种繁荣之下也隐伏着深刻的危机.目前中国文坛有一批有良好的艺术感觉的中青年作家,可他们往往由于缺乏坚实的生活根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缺乏一种大家之气,新时期文坛也出现过一批可读性较高的中长篇小说,可大多数小说往往还缺乏那种大家之作所具有的沉甸甸的思想含蕴和独具匠心的形式创构.有些看来很有发展潜力的作家常常创作了一两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之后便销声匿迹,有些看来抱负甚高、潜心创作的作家往往又难有提高.这就使整个新时期文学始终处于一种不断有新人新作出而文学大家和文学杰作又极为匮乏的局面.以小说创作为例,据《中华读书报》报道,近两年出产的长篇小说每年已达一千部.可是,其中真正能为读者所称叹的恐怕不足百分之一,而能流传久远的究竟会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历史的无情甚至会使一些轰动一时而并无底蕴的作品在短时间里被淘汰出局并沦为文学垃圾.很难设想没有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文学大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将是怎样的一部文学史.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一流作家和二三流作家间的差别常常是生活积累、思想学养、文学才能等综合实力的差异.深邃的思想、锐利的眼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生活、良好的艺术感觉,构成了文学大家创作的坚实基础.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王蒙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中国作家的愈来愈“非学者化”问题,注意到了作家不一定是学者但大作家都称得上是学者.鲁迅之做《古小说钩沉》与翻译《死魂灵》、《毁灭》,郭沫若之治史与研究甲骨文,是今天的大多数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可喜的是,尽管目前仍有个别作家津津乐道于从来不看别人的创作和批评家的文字,并同时淡忘了现代文坛凡卓有成就的作家本身即是学问家和批评家,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较自觉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和目前文学创作的局限并试图做出某种调整.
是选择“体验生活”还是选择“生活体验”.认识到目前文学创作的局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越来越多的作家重新意识到生活与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对文学与政治特别是一时政策过分亲热的逆反,新时期文学创作曾一度出现远离现实生活的倾向,直面人生的作品少了,向远古荒蛮之地寻求文学的题材与主题的作品多了,少部分作品甚至流于生编硬造,或用技巧的精致来遮掩生活的贫弱.矫枉有时需要过正,但矫枉过正超过一定的度时,也容易将文学创作引入歧路.从新写实小说开始,中国作家再一次将自己的目光转移到现实人生之上,主张“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⑤,而同时借鉴现代主义多种流派在艺术表现上的长处.1994年从文坛蜂拥而出的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新闻小说、新都市文学,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在于试图深入喧嚣而骚动的社会生活,恢复那曾经疏离的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强化文学对生活热点和普通百姓的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如特别强调作家的“亲历性”的“新体验小说”作家,就表示“将率先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躬身实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深切体验,等迅速逼真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幻,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⑥.重申作家创作与生活的重要联系无疑是对的.目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作家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体验是一长期的实践的过程,不是“半日跟踪”所能解决问题的⑦,此外,在强调作家体验生活的同时,更有必要强调作家的生活体验.经验了人生来做小说和为了做小说再去经验人生大不一样,强调“生活体验”与强调“体验生活”也有所不同.前者更注意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独特介入、思索和拥抱.史铁生在谈到自己创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经验时就说:“我相信,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想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底里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⑧这个问题胡风曾思考过⑨:俄罗斯当时有多少码头工人,多少船上伙,多少流浪子,为什么这之中只出了一个高尔基看来“高尔基”是各方面条件综合的一个结果.而将目前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第四代作家同第一二代作家加以比较,要想培养出“高尔基”式的文学巨匠,除了需要进一步重申文学与生活间的紧密联系外,一个迫切的工作,是要强调作家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即不仅要强调作家要成为创作家,还得要求他们成为思想家、学问家、批评家.肩负着中国文学走入21世纪的第四代作家是到了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是做“先锋派”还是做“跟跟派”.一代或一个作家提高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广泛地向古今中外文化(文学)汲取营养.自觉地借鉴外国文学的成功经验曾是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新时期作家对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借鉴也给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新奇之风.但新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始终还存在一个怎样更好地“拿来”加以甄别,然后加以消化吸收的问题.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初期的模仿是难免的,(如高行健的《车站》之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之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但初期的模仿之后,理当转入独立的创作.满足于将外国的“先锋派”文艺横移过来不是真正的“先锋派”,而是高晓声所塑造的“跟跟派”.“先锋”更应该成为一种创作姿态,即在思想意识和形式创新方面保持绝对的领先地位.跟在外国现代文艺之后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再用三五十年时间也建不û 04;中国自己的文学大厦.鲁迅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⑩在强调向外国文学借鉴的同时,也有必要强调借鉴中国古典文化(文学)的优秀遗产.这不是否定五四文学传统.“五四”作家全盘反对传统,那是出于时代的必然要求,并且,由于他们古典文化(文学)的根底十分深厚,民族传统的优秀部分仍构成他们创作的深厚基础.在这一点上,人们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误解,热衷于谈论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所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且想当然地以为鲁迅一代人之所以获得较大的文学成就,就是全盘反传统、不看中国书的结果,而事实上,鲁迅一代人,恰恰因为他们早已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在此基础上,再融合了外来的新机,才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借鉴外国的良规或中国的遗产,如果不加以发挥,不融合新机,只能做称职的或不称职的“跟跟派”,而不能为人类文化提供创造性的精神产品.
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的门坎.时代已将历史的选择推到了中国的文学家面前,提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和选择,将有助于中国文学在21世纪少走些弯路而散发出更大的光辉.历史期待着那些有思想、有学识、有毅力、有文学才能的人们！
①《无价之人》,《鞋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②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③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④《小说家的责任》,《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⑤《钟山》1989年第3期“卷首语”.
⑥《本刊实验推出“新体验小说”》,《北京文学》1994年第1期封二.
⑦陈建功一篇“新体验小说”的题目即《半日跟踪》,是根据作者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半日跟踪”写成,北京的另一作家袁一强化名严义祥(袁一强的谐音),亲自蹬了十天的客运三轮车,“体验板儿爷的酸甜苦辣”,创作了中篇小说《“祥子”的后人》,这与老舍《骆驼祥子》的创作过程迥然不同,走的似乎是“速成”的路子.
⑧《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关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新时期获奖小说创作经验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⑨胡风曾多次引用丘东平在《并不是节外生枝》(《七月》第十期,1938年2月)中所说的一段话.丘东平的原话是:“对于没有生活就没有作品的问题,人们举出来的例子总是这样说:高尔基如果没有在俄罗斯的底层里混过,高尔基就不会写出那样的作品,今日的苏联,不,今日的世界也就没有那样一个高尔基.但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人们没有提出:俄罗斯当时有多少码头工人,多少船上伙,多少流浪子,为什么在这之中只出了一个高尔基等其实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年青的)早就和生活紧紧配合着了,问题是缺少许多像磁石一般能够辩证法地去吸收的脑子.”
⑩鲁迅:《<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39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董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