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左传》保存了大量而珍贵的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行文流畅,尤其善于描写战争,外交辞令的记叙也相当生动,不仅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也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究《左传》在叙事中所体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情节的戏剧性、战争描写的生动性和语言的艺术性三个方面,尤其战争描写的故事性更体现了《左传》作为伟大文学名著的艺术魅力.
【关 键 词】《左传》；文学性；战争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346（2008）09-0126-02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称之为《左氏春秋》.《左传》是我国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名著,一直被后世视为典范,奉为圭臬.《左传》与《春秋》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并非简单地对后者的注释,而是以《春秋》为纲,充分利用当时各种文献资料加以补充、整理、编排和润色,把简短记事发展为完整散文,详载许多历史事件的本末及有关遗闻轶事,所以内容比《春秋》宏福得多,文学色彩也较浓.《左传》之所以深受历代学人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的文学性.正是它的文学笔法才使其那么生动传神,读来毫不觉得腻烦,相反趣味横生.本文拟通过对《左传》重要篇章的分析,探究其叙事中体现的文学性.
一、情节的戏剧性
《左传》描写复杂的历史事件,能够清晰地交待事件的发生发展,契合中国人讲究来龙去脉的审美心理机制.同时善于制造文章波澜,注意刻画人物性格,某些历史人物赋予传奇色彩,使得叙事中富有戏剧性,充满故事性.“《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刘熙载《艺概文概》）如《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亡,写重耳由于祸起萧墙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作者将其曲折坎坷的经历浓缩成几件典型性的事例,精炼地展现出重耳在流亡中所遭受的磨难和考验,最终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成熟干练、机智勇敢的政治家,不自觉地也为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作了铺垫.可谓是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由恩格斯在论及哈克纳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时提出）,因此《左传》带有现实主义文学的色彩.作者运用优美的文字把情节安排得跌宕起伏,首先过卫乞食,然后在齐谋桑,接着过曹、郑“皆不礼焉”之后,而到了楚地是被殷勤优待,一国接一国的不同礼遇错综起伏交叉出现,使得读者的期待视野一张一弛,时刻为作者精巧的叙事吸引.运用叙事话语毫不张扬的完成叙事动作,反而给了情节以极大的张力,文学性得以凸显,很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古代的历史记录是有分工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作为一部拒绝虚构想象而严谨实录的历史著作,做到叙事的戏剧性是很难得的.
《左传》在叙事的同时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楚灵王从其名字上就可得知他是一个被否定的昏君形象.他野心勃勃,弑君称王,在位时残暴狂妄,穷奢极欲,“楚王好细腰,全国皆饿死”.但从《襄公二十六年》到《昭公十三年》中点点滴滴的事例又可窥见他的另一种性格特点,他胸怀宽广不计前嫌,乐于纳谏,幽默风趣,最后羞惭自缢,塑造出一个丰满立体的真实人物形象.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左传》在交待情节的发生发展中,不仅仅是以常见的限知视角来叙事,还常常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不受视角的限制,即采用全知视角的叙事方式.文中全知视角叙述的情节俯拾皆是毋庸赘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知视角就不得不蕴含着文学性的想象成分.钱钟书先生说过：“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史官固然主要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尽量客观的口吻进行叙述,但也不妨揣度,因为年代久远的事回忆起来总要参杂着个人的生命体验,客观上就使得文史向小说靠拢了.我们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客观的历史实录难免相携着生动的文学辞藻.追踪其影响,司马迁《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就是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运用全知视角叙述事件的发生.与全知视角叙事手法相得益彰的是使得情节完满的首尾呼应,这也影响到后世文学创作,如《红楼梦》结尾归结“红楼梦”,现当代作品散文《荷塘月色》,诗歌有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等首尾呼应的写作方法.
二、战争描写的生动性
战争描写也是《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把战争描写分出一定篇幅来写,是为了强调作者在描写战争时浓郁的文学色彩.这里所说的战争描写不单单是战争过程的描写,另外还有对战争起因和结果的描写.对不同的战争做不同的详略安排,剪裁原则依附于主题的表达,此种取舍本身就反映了作者的感彩.对几次重大的战争,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三十年秦晋之战、成公二年齐晋之战、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等都详写了双方在作战前的各种准备和力量的酝酿,不仅交待清楚了战争胜败的原因,还把将士们的音容笑貌描写得栩栩如生,这为后来的小说如《三国演义》等奠定了传统的基础.“《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梁启超《中国历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读左之二》）.又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在战争背景的叙事中选择典型性的事例展示晋师大胜楚军的原因,使得战争的结局越来越趋向必然性.晋军上下团结,齐心协力,而楚师主帅子玉刚愎自用,君臣意见不统一.作者叙事到此还未结束,而是紧接着写了战后的余波,子玉惭愧自尽,晋文公凯旋归国,赏功罚罪,总结战争胜利经验.
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盟会频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的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行人辞令在& #12298;左传》中占有大量篇幅.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富于个性特征的辞令之美往往会给人深刻的印象.行人辞令有时候决定着即将到来的是战争还是和平,甚至决定着战争的结局.所以辞令描写在战争描写中是不能不重视的.如《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似乎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郑国派烛之武说服秦军退兵.烛之武见秦伯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之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等’秦伯说,与郑人盟.”烛之武巧妙地利用了秦晋之间的矛盾,从亡郑于秦无益,说到秦、晋历史关系,委婉曲折,面面俱到,层层逼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全部说辞只有短短的125个字,针对性强,句句打动对方,其语言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烛之武以其机敏和干练避免了一场战争,挽救了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
三、语言运用的艺术性
《左传》的语言除了带有历史实录语言的简练准确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含蓄蕴藉,形象生动.刘知几总结《左传》的语言“言尽而旨远,词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中晋军溃逃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的“掬”是捧的意思,先上船的士兵而把争攀船舷的后来者的手指头砍掉,这样砍掉的手指头就留在了舟中,寥寥十几字,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就像电影特写镜头,手指头充满屏幕,充斥着恐怖的气氛.同是《宣公十二年》晋师围萧“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中的“挟纩”,以暖如冬日棉衣的比喻,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士兵对楚王劳军的感动和愉快之情.
《左传》还运用了大量的俗谚,文学色彩很浓,丰富了书面语言,如《宣公十五年》：“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原意是鞭子诚然很长,但不能打马肚子,后比喻力量达不到.同是《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指你诈骗我,我诈骗你.《僖公二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又《僖公二八年》：“子犯曰：‘等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辟：同“避”,舍：春秋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后以“退避三舍”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还有“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一鼓作气”、“困兽犹斗”、“风马牛不相及”、“外强中干”等等有生命力的成语一直沿用至今,为后世文学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语言典库.
刘大《论文偶寄》中说《左传》文章“情韵并美”.《左传》引用了《诗经》的语言,使得行文更为活泼.《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左传》以《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情感或论证己方观点,占有大量的篇幅.春秋行人赋诗言志,用语言精美的古诗代替自己的语言,增强了语言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文献资料敏锐的洞察力.如《桓公十二年》引用《小雅巧言》“君子屡盟,乱用是长”表达对宋屡盟无信的厌恶之情；《宣公二年》引《小雅角弓》“人之无良”谴责羊斟残民以逞的恶性；《桓公六年》郑公子引用《大雅文王之什》说明忽辞齐婚的原因：“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引用《诗经》使得《左传》具有韵散结合的特点,影响到后来小说发展的韵散结合,例如《三言二拍》开头结尾皆引诗,避免劝诫重复单板,使之形象生动.
总之,《左传》作为我国历史散文第一部优秀巨制,在叙事的过程中运用文学艺术语言,情节布置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富于戏剧性.正如朱彝尊《经文考》卷一六九引贺循语所说“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3]（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