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千呼万唤始出来”.关于中国修辞史研究,几十年来人们一再提起并期盼着.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人触及中国修辞史.其后,1932年问世的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概括了“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提出“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修辞现象常有上落”.“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总结出了修辞现象发展观.1963年问世的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论及“辞式的发展”,指出“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认识的发展,由于语言本身因素的发展,现代汉语各种辞式也就有新的发展,在形式、实质方面都产生了新的特点”,但由于此书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所以未能对中国修辞史作全面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修辞学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中国修辞史研究极为薄弱.为此,1990年,郑子瑜先生在《修辞学习》上发出呼吁：“希望有人写中国修辞史.”1995年,袁晖先生在《修辞学习》上作出同一呼吁,大声呐喊：“时代呼唤着汉语修辞史的诞生.”1998年,郑子瑜先生在《(中国修辞学通史)序》中再次号召撰写中国修辞史.2000年,郑子瑜先生在《修辞学习》上发出热切期待：“预料《中国修辞史》的问世,已是为期不远了.”2003年,笔者在《湖北师院学报》上发表《从不平衡中论汉语修辞史研究》一文,从汉语史研究、修辞学研究、修辞格研究的种种不平衡状况中论述了汉语修辞史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就这样,在数十年来人们的提起、倡导、议论、呼唤之下,由季羡林先生、郑子瑜先生任顾问,郑子瑜先生任名誉主编,宗廷虎先生、陈光磊先生任主编,吴礼权先生、赵毅先生任副主编的《中国修辞史》终于问世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修辞史专著.这本专著的问世,填补了中国修辞史研究的空白,开创了中国修辞史研究的新天地,同时也显示了陈望道先生创立的中国现代修辞学事业的一个重大发展.
《中国修辞史》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修辞的发展演变历史,全书共有五编：第一编语音修辞史；第二编词汇修辞史；第三编句法修辞史；第四编辞格演变史；第五编篇章结构修辞史.全书每一编都有精彩的论述.本文不打算对每一编都作评述,只对第四编辞格演变史略加评述.这一是因为可以集中一些笔墨,更主要的是,辞格演变史虽然只是全书五编中的一编,但篇幅占全书的一半以上,而且论述得比较精彩.因此,我们应该对这一编予以充分注意,应该看到全书这样的篇幅安排是很有道理的.诚然,修辞学研究的范围较广,不仅仅是辞格,辞格中心论显然是不当的,可是,无论怎么说,辞格研究都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辞格史研究是修辞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
辞格演变史这一编(以下简称“辞格史”)论述了比喻、借代、引用、移就、比拟、讽喻、避讳、回文、仿拟、析字、镶嵌、项真等12个辞格的发展演变历史.“辞格史”论述辞格的发展演变,没有采用按历史时代为纲将所论述的辞格放在一起进行总体论述的体例,而是采用以辞格为纲,将12个辞格一个一个地进行历史的探讨的论述体例,每个辞格立为一章.这样的论述体例,与辞格本身的发展演变史实相适应,体现了历史研究中的实证精神.因为汉语众多的辞格.它们产生、发展、变化的情形不一样,有的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的在其后才产生,至于众多辞格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形,更是多种多样.采用以辞格为纲逐一探讨的论述体例,就可以较好地说明众多辞格产生、发展、变化的复杂情形,梳理众多辞格的发展脉络,探寻其发展规律,使人们看清每一个辞格发展变化的本来面貌.并且,这样的以辞格为纲逐一探讨的论述体例.也与《中国修辞史》全书以语音、词汇、句法、辞格、篇章结构为纲逐一探讨其修辞史的论述体例相一致.
研究辞格演变史,从什么角度切人十分重要.“辞格史”的研究,切人的角度多种多样,选择运用得当.有的辞格,主要从形式的角度切入,如比喻的演变这一章,主要从形式的角度切人展开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比喻在结构形式上有本体,喻体、喻词三个部分,《修辞学发凡》就根据比喻结构形式把比喻分为明喻、隐喻和借喻这三类,明喻和隐喻又各有详式和略式.所有这些,就为我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比喻的演变提供了形式上的依据.有的辞格,主要从内容的角度切人,如比拟的演变这一章,主要从内容的角度切人展开研究.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从内容的角度探讨比拟的演变十分中肯,这正如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因为这直接关涉到比拟形成的内部机制,反映了比拟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对比拟内容的关注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出比拟的历史演变痕迹.”有的辞格,则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如引用的演变这一章,则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展开研究：一是形式的角度,有明引、暗引；二是意义的角度,有正用、反用、化用、夸用、借用、别用等；三是数量的角度,有单引、双引、博引.这样多角度地展开研究极为必要.因为修辞现象十分复杂.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心理现象等.引用这个辞格更是如此,诚如书中所说,“引用是一种古与今、新与旧、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修辞现象.“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研究引用演变史,就应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探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清引用的发展脉络.语法研究能从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平面等多角度地展开,修辞研究更应该多角度地展开.
“辞格史”对辞格演变的研究,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研究的广度,首先体现在对所论述的辞格作从古至今的全程式的探索,先追溯辞格的源头.再沿着历史时代顺流而下,直至现代.如对引用的研究始于远古的夏代,历经各个历史时期.终于现代.这样就能够让人了解辞格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貌.其次体现在对辞格在各种文体中的分布作较为全面的阐述.如对顶真的研究,阐述了顶真在古诗、散文、律诗、词、戏曲、小说、对联、广告等各种文体中的分布及其特点,让人看清顶真得到广泛运用的情形.研究的深度,首先体现在探索的深入方面.书中有不少地方探索得相当深入,给人以启迪.如对比喻的喻词的研究,指出商周时期“如”、“若”怍为喻词在结构上、功能上都不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趋同,到了汉魏南dE朝时期,“如”、“若”,“似”在对偶语境中功能趋同,甚至连“为”、“成”在对偶语境中其功能也与“如”、“若”趋同,举的例子有；
我若西流水,予为东峙岳.(陆机《赠弟十龙诗》)
庭雪乱如花,井冰粲成玉.(谢胱《咏竹火茏》)
这些论述和例证都发人深思,体现了研究的深度.研究的深度,其次体现在分析的细致方面.书中有不少地方分析细致入微,令人叹服.如镶嵌在南北朝进入鼎盛时期,书中分析当时镶嵌杂名的诗有：姓名诗、地名诗、宫殿名诗、车船名诗、草木名诗、鸟兽名诗、药名诗、卦名诗、星名诗、建除诗、歌曲名诗、方位名诗等,这 样仔细的分类和解析,微观程度是相当深的.如果说研究的广度显示的是宏观研究、研究的深度显示的是微观研究,那么,“辞格史”做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
要深入研究辞格演变史,语料的搜集和运用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中国修辞史》导论所说：“第一手史料是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因此,“辞格史”撰著者用了大量的时间去搜集、整理语料,使得这本书的语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显出特色.从数量上看,“辞格史”语料的数量很大,语料搜集的范围广,语料跨跃的时间长,仅从时间的角度看,“辞格史”既然要反映辞格演变的全程,就必须要以从上古直至现代的大量语料作为论述的基础.书中确实如此.如探索镶嵌的演变,运用了甲骨文语料；探索借代的演变,运用了金文语料；探索析字的演变,运用了现代手机短信和网络材料中的语料.仅此数端.就可说明语料跨跃的时间之长.从质量上看.“辞格史”的语料都较为典型.这是撰著者精心选择、仔细分析的结果.不仅如此,撰著者还对前人运用的一些语料加以辨析.如探索移就的演变,书中认为“真正的移就产生较晚”,对前人搜集的较早的一些语料进行辨析,认为“《史记》移就用例不可靠”,将《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怒发上冲冠”另行断句为“怒,发上冲冠”.这一论断极其正确,非常精当.为了说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笔者在此不妨再举两例以作为旁证：
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庄子盗跖》)
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
这两例都写到人的大怒,并且都夸张地写到人大怒时头发的情形,但都没有在头发前带有运用移就的修饰性词语.这就说明那时真正的移就还没有产生,前人提出的《史记》移就用例确实不可靠.后来出现的宋代岳飞《满江红》中的“怒发冲冠”.那才是真正的移就.语料是立论的依据,正是靠着这大量的典型的语料,“辞格史”才得出许多精当的结论.
“史论结合.注重理论的概括与阐释”,这是《中国修辞史》导论中提出的全书撰写思想.这一思想在“辞格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论述辞格发展演变的同时,“辞格史”还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从辞格的内部和外部,多方探讨辞格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对辞格的演变,一方面将它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一方面运用语言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进行阐述.所作的理论阐发令人信服,异彩纷陈.诸如,比喻和比拟章所阐述的相似联想的认知机制,以己度物的解惑机制等,正显示了当今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力.仿拟章不赞同仿拟动机是求雅、求同、求新之说,而从经济(省力)心理、炒作心理的角度来作阐述,富有新意,符合大众心理.析字章将析字的隐晦性与信息安全中的信息隐藏或信息伪装巧妙地联系起来,并对析字作了解构主义的阐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引用章论述的“宋代‘反用’大量涌现的社会文化环境”,书中认为宋代之所以“反用”大量涌现,除了宋人的疑古精神(即批判精神)、禅学翻案法的影响之外,文坛上的创新风尚起了促进作用.的确,宋人生于唐人之后,面对着唐诗这样的文学高峰,宋代的文人很难办,这正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沿着唐诗的老路走下去,只是守旧,没有出路.这就迫使宋人必须走创新之路.创新之路怎么走化故为新的反用法是最好的办法之一,就像杨万里在《诚斋诗话》里所说的,“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正是在这样的化故为新的创新风尚的氛围之中,引用中的“反用”大量涌现.这样的阐述,是很有说服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辞格现象(乃至整个修辞现象)就是语言运用的创新.唯有新创,辞格才能向前发展.
《中国修辞史》也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比拟章中对实物拟物(主要是将人拟作物)只在论述现代的小说、散文中的比拟时才谈到,并且说“实质上在历史上这类用法不多”,但没有举古代的一个例子.笔者近年来发现了古代一个实物拟物的例子,现举出供方家参考：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古诗十九首(《明月陵夜光》)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将人拟作物的例子,并且出现得比较早.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年,赵元任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时,在为王力先生的毕业论文所作的批语中提出：“言有易,言无难.”王力先生以此为座右铭.前辈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代章中论述到现代“借代与比喻交替使用”,但所举的例子,似乎都是运用了比喻,而不是运用了借代.引用章中说到“谑引在广告中发展得也很快.通过谑引成语,产生幽默风趣效果,又能加深受众印象的广告逐年增多”.对这种现象的论说,我们应该慎重.前些年,电视广告中是有不少谑引成语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近些年电视广告中谑引成语的现象基本没有了.最后,笔者觉得,“辞格史”对辞格演变的动因和机制的理论阐释,分别放在每一章的结语中,读后似乎给人以太分散的感觉.如果能在分别阐释之后,再立一章,集中加以归纳阐释.使人能从总体上予以把握,那就更臻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