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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的内容较多,我《“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中初步论及.这里只是一份研究纲要,不专门讨论文本,特别是诗词曲的文体本身.这里所谓的“复活”,只是一个相对的说辞,因为新文学运动开始后,原本存在于士人中的旧体诗词创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在1930年代的前半时段南京的大学学院文人群体中有更集中的表现而已.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原本是反对新文学的,当北京大学以胡适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势力高涨时,黄侃、吴梅正好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书.他们无力抵抗新文学运动,尤其是北大师生白话新诗创作热潮.1919年和1922年,黄侃、吴梅分别离开了北大国文系.相反,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任教的心理学教授,白话新诗人陆志韦,是胡适的朋友,因胡适的缘故,《渡河》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其新文学活动却得不到东南大学学生的响应,1927年离开了南京到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
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在1921年10月26日《南高东南大学日刊》刊出的“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互对立的.因此遭到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批评.1922年1月《学衡》创刊后,又因其中的旧体诗词,受到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的猛烈攻击.尽管如此,“学衡派”成员主持的所有刊物,仍坚持刊登旧体诗词.尽管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通令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改用白话文了,文学革命的成果已在教育界推行.
可以说,1920年1月是中国文学、中国教育的一个标志性时间.
1930年2月是中国文学、中国教育的第二个标志性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奉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通令的公文也是第一次改用白话文.这背后的推动者仍是胡适.
1928年,胡适致信在国民党政府参政的罗家伦,希望他对推动新文化的发展有所作为：“你现在政府里,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1）罗家伦未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胡适便自己站出来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动.他所列举的五项主张中的前四项是：
（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
（3）废止一切钳制思想的命令、制度、机关.
（4）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2）
于是,有了上述“第二个标志性时间”.这是胡适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所在.
胡适作于1931年5月8日,刊5月22日《大公报》万号特刊的《后生可畏――对〈大公报〉的评论》一文中,称道《大公报》为“中国最好的报纸”的同时,提出“有几个问题似乎是值得《大公报》的诸位先生注意的”.其中第一项就是：“在这个20世纪里,还有那[哪]一个文明国家用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3）
也正是胡适的这篇文章,使得《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立即表态.他在《一万号编辑余谈》中明确表示：“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写白话文,先打算办到文语并用.”
问题在于,1921―1922年间、1934年间中国文学界和教育界公开的两次主张复活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肇始者都是在南京,并且以东南大学―大学的教授、学生为主力,并且多人是“学衡派”的成员.也就是说,教育部的通令对于东南大学―大学没有实际作用.
二
1929年10月1日创刊的《国立大学半月刊》本来是支持新文学的,但1930年6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5期《国立大学半月刊》上又出现了“学衡派”势力的反弹.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作者分别有王伯沆、汪国垣、何奎垣、何鲁、黄侃（季刚）、胡光炜（小石）、王易（晓湘、晓香）、汪东（旭初）.“禊社诗钞”只是两首诗,一首是何鲁的,另一首是五人联句的《浣溪沙后湖夜泛连句》：
北渚风光属此宵（季刚）.人随明月上兰桡（旭初）.
水宫帷箔卷鲛绡（晓湘用义山句）.两部蛙声供鼓吹.
一轮蟾影助萧寥（季刚）.薄寒残醉不禁销（小石）.
青嶂收岚水静波（季刚）.迎船孤月镜新磨（小石）.
微风还让柳边多（季刚）.如此清游能几度（奎垣）.
只应对酒复高歌（旭初）.闲愁英气两蹉跎（小石）.
这里表现出的大学教授的闲适和诗酒雅兴,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常用的一种斗酒诗篇形式的现代体现.
“上巳社”的活动有过多次.在黄侃去世后,苏州的《制言》半月刊为纪念黄侃,在1936年2月16日《制言》第11期刊登“上巳诗社第一集”和“上巳诗社第二集”.1936年6月1日《制言》第18期又刊登了“上巳社诗钞”.
由“禊社诗钞”而引出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4）师生的古典诗词创作的话题.《国立大学半月刊》登出的“禊社诗钞”,实际上是显示出了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文学创作中崇尚古典主义的冰山之一角.而实际潜在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一股很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分别体现在以黄侃为首的“禊社”和以吴梅为首的“潜社”.前者以诗为主,后者以词曲为主.这是被五四新文学运动重创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上半期南京两所大学的文人中的复兴.因为自白话新文学开始的1917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一直在低调地坚持古典诗词创作,并在《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上刊登,是公开与北京大学的新文学势力抗衡.虽然在青年人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的影响不大,但存在本身就是对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新诗创作的抵抗.
所谓“禊社”的“禊”,本是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后来发展成为文人骚客游山玩水时借酒赋诗联句的聚会,以至于有“曲水流觞”,“兰亭高会”的禊集雅聚.春天的聚会通常选上巳日.这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的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称为“上巳”.三月初三多逢巳日,因此后人习惯在这一天相聚.黄侃1928年2月自东北大学转到南京后,即带来了他在日本、北京就喜欢的游山玩水时借酒赋诗联句的聚会形式.附录入《黄侃日记》中的黄焯编定的《黄季刚年谱》显示,黄侃1909年在日本就有与老师章太炎的联句《游仙与章先生联句》（5）.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最爱同学们一起游山玩水”,程千帆在《忆黄季刚老师》中转引了曾缄写的与老师黄侃在北京的联句《西郊禊游诗及序》（6）,并进一步指出：“就文学角度说,老师率弟子出游,往往也就是一次创作实践.”（7）
1928年2月黄侃到南京时,他的同学汪东为中文系主任,南京也多旧好朋友.他到南京是“禊社”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4月3日（农历戊辰闰二月十三日）他与汪旭初等九人泛舟玄武湖看桃花时,引起极大的诗兴,并诱发了结社的兴 趣,且得到同人的响应.22日是农历的上巳节.他与王易、王瀣、汪东、胡小石、汪长禄、汪辟疆等人玄武湖（北湖、后湖）禊集,有《戊辰上巳北湖湖神祠楼修禊联句》：
佳辰晴朗疾亦蠲(侃),相携北郭寻春妍(易).
平湖落眼沙洲圆(瀣),新荷出水才如钱(东).
蟠红青迎画船(炜),清游俊语不羡仙(禄).
就中仲御态最便(辟),或谈史汉如茂先(侃).
兰亭嘉会堪溯沿(易),风日怀抱今犹前（瀣).
亦有修竹何娟(东),羽觞流波安足贤(炜).
登楼极目平芜鲜(禄),柳花密密吹香绵(辟).
游丝牵到天(侃),远山窥人应冁然(易).
山僧解折竹煎(瀣),题名扫壁龙蛇颠(东).
掷笔大笑惊鸥眠(炜),人生何必苦拘挛(禄)
尺捶取寸亦可怜(辟),焉用蒿目忧戈(侃).
浩歌归去徐扣舷(易),烟水葭延复缘(瀣).
落霞如绮明微涟(东),夕岚窕鸡笼悬(炜).
今日之乐非言宣（禄),休文率尔聊成篇(辟).（8）
从此,以黄侃为首的结社集会,分韵联句成为南京大学教授时常进行的文人活动.据《黄侃日记》和《黄侃年谱》所示,仅1928年在南京的这种活动有多次.如：
5月6日,青溪集会.
5月20日,玄武湖集会.赋七言古诗.
5月25日,社集.有陈伯新新加入.以咸、衔、严、凡韵联句.
6月3日,社集,有王瀣、汪东、胡小石、汪辟疆、陈伯等,柳翼谋新加入.先后游梅庵、扫叶楼、石头城等名胜.约各作五律二首.
6月24日,社集,游孝陵等地,有陈伯、胡小石、汪辟疆等参加,连句纪游词及诗.
7月2日,游玄武湖,与汪东连句,和白石《闹红一舸》词.
12月2日,游古林寺.与王易、汪东、汪辟疆连句.此次《游古林寺连句》在《汪辟疆文集》中有存录16首（9）,1941年5月31日,金毓黻在重庆以“季刚先生遗诗及词”为名收录入《静晤室日记》（10）.《黄侃年谱》汇校收录：
城西见说古林幽（一作寺）(黄侃季刚),暇日招邀作俊游(汪东旭初,一作王易晓湘).一片疏林万竿竹(王易晓湘,一作汪东旭初),目(一作日)成先与释千忧(汪辟疆).
野色荒寒却入城(季刚),陂高下总难名(辟疆).经霜红叶知多少(晓湘),只傍归云一带明(季刚).
弄暝悭晴亦自佳(辟疆),不因人热证高怀(晓湘).凡人识得山林趣,布青鞋便可偕(旭初).
金粉南朝一扫除(旭初),寒林败箨日萧疏(季刚).相奉莫作新亭泣(晓湘),但道江山画不如(辟疆).
频年梵宇几蒿莱(季刚),古寺偏能避劫灰(辟疆).留得城西荒寂景,尽教词客一徘徊(季刚).
清新不减青玉案,瘦硬还宜金错刀(旭初).应为古林添掌故,莫（一作英）辞妙墨两能豪(辟疆).
佛火青荧照诵经(季刚),禅关知隔几重扃(晓湘).他生更结鱼山愿,梵呗从教梦(一作静)里听(旭初).
蜿蜒细路入修篁(季刚),清浅寒流满野塘(季刚,一作旭初).只觉儿童看客喜(辟疆),岂教(一作知)鱼鸟(一作凫)笑人忙(季刚).
漫云天险限华夷(晓湘),蕃落零星类置棋(季刚).胜绝林峦孤迥(一作回)处(辟疆),蜂房雁户也相宜(旭初).
清罄一声山鸟惊(旭初),石头城角暮寒生(季刚).经行似入云林画(辟疆),清绝犹嫌画不成(季刚).
华严冈畔晚烟低(旭初),咫尺归云路易迷(辟疆).千遍徘徊应有谓,他年认取古城西(季刚).
小筑偏居世外天(晓湘),不须历日记流年.谁知竹树阴森处(季刚),只在风尘洞边(辟疆).
此地真疑盘谷隐(辟疆),他年应伴草堂灵(晓湘).无多好景供排闼(辟疆),要放钟山一角青(晓湘).
写景谁如柏枧文,黄山遗迹付斜曛(季刚).百年好事来吾辈,相约团瓢访隐君(辟疆).
世乱岂妨人作乐(旭初),山深不碍我夺幽(晓湘).青苔寺里僧何在?黄叶声中客独留(季刚).
偶从林壑得天真(旭初),胜侣连袂发兴新(晓湘).向晚冲寒归路远(辟疆),骖衢广广正无人(季刚).（11）
程千帆的文章中还出示一份黄侃侄子黄焯转赠给沈祖芬的由（陈伯）、石（胡小石）、晓（王晓湘）、沆（王伯沆）、辟（汪辟疆）、翔（胡翔冬）、侃（黄侃）共同参与的游鸡鸣寺“禊社”手稿《豁蒙楼联句》：
蒙蔽久难豁（）,风日寒愈美（沆）.来年袖底湖（翔）,近人城畔寺（侃）.
筛廊落山影（辟）,压酒潋波理（石）.霜林已齐髡（晓）,冰化倏缬绮（）.
旁眺时开屏（沆）,烂嚼一伸纸（翔）.人间急换世（侃）,高遁谢隐几（辟）.
履屯情则泰（石）,风变乱方始（晓）.南鸿飞鸣嗷（）,汉腊岁月驶（沆）.
易暴吾安放（翔）,乘流今欲止（侃）.且尽尊前欢（辟）,复探柱下旨（石）.
群屐异少年（晓）,楼堞空往纪（）.浮眉挹晴翠（沆）,接叶带霜紫（翔）.
钟山龙已堕（侃）,埭口鸡仍起（辟）.哀乐亦可齐（石）,联吟动清此（晓）.（12）
查《黄季刚诗文钞》、《黄侃日记》,这首联句诗作于1929年1月1日（13）.此次“禊社”活动因汪东没有参加,所以1月14日,王晓湘、汪东到黄侃家中饮酒联句,“用玉田《山阴久客》词韵,联句抒怀,后阕转趋和婉,相与拊掌高歌”作《渡江云》（14）.4月2日“禊社”有新加入者,他们在玄武湖作诗,黄侃有相聚“兰亭”（15）之感.4月7日,黄侃与胡光炜、汪长禄、林学衡、陈汉章、汪辟疆、汪东、王瀣、王易又在石桥禊集联句（16）.4月21日,又有吴梅加入的“禊社”游玄武湖的活动（17）.5月2日,黄侃还应吴梅之邀带王瀣、汪辟疆、胡小石、汪东到苏州游玩（18）,并有联句15首（19）.10月10日（农历重阳前一日）,黄侃又与吴梅、汪辟疆、汪东、王易游后湖,并有《霜花腴》（20）的联句.因有吴梅加入“禊社”,他们之中便多了唱昆曲的活动.
吴梅在北京大学执教五年后,于1922年9月到东南大学任教,东南大学改制后仍在大学教授词曲,同时在金陵大学中文系和上海的光华大学兼课.在东南大学―大学的15年间（至1937年抗战）,吴梅是特立独行型,具有传统文人的气质,他以个人的努力,实际上代表一种文学传统在词曲上的坚守.由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特殊背景,他虽是《学衡》的作者,却不反对白话新文学,也不与新文学作家为敌,而是坚持向学生传授词曲理论,并以填词谱曲,特别是演唱词曲作为文学实践.他在1924年二三月间与学生组织有“潜社”,每一月或两月一聚,在游玩饮酒中填词谱曲.“潜社”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词为主,“后约为南北曲”.“社有规条三：一、不标榜；二、不逃课；三、潜修为主.”（21）1924年春至1926年的三年间,在东南大学的词曲班上的学生有赵万里、陆维钊、孙雨霆、王起、王玉章、袁鸿寿、唐圭璋、张世禄、叶光球、龚慕兰、周惠专、濮舜卿等十多人,“潜社”的习词活动,也由原来游玩饮酒中的填词谱曲,发展到印行刊物《潜社词刊》.1928年春,大学的学生续举“潜社”,填词由汪辟疆、汪旭初指导,吴梅改指导南北曲.学生有王起、唐廉、卢炳普、常任侠、张惠衣等.印有《潜社曲刊》.
唐圭璋回忆说,1934―1935年,吴梅与南京的其他文人汪东、陈匪石、乔大壮、廖忏庵、林铁尊、仇述庵等另组织有习词的“如社”,活动形式同“潜社”,并印有《如社词钞》.
查南京大学图书馆藏1936年6月刊印《如社词钞》,前有述庵（仇）和汪东的题名.内容为12集共226阕：
第一集倾杯25阕
第二集换巢鸾凤18阕
第三集绮寮怨17阕
第四集玉胡蝶14阕
第五集惜红衣19阕
第六集水调歌头16阕
第七集高阳台19阕
第八集泛清波摘遍12阕
第九集倚风娇近19阕
第十集红林檎近20阕
第十一集绕佛阁15阕
第十二集诉衷情16阕
女冠子15阕
如社词集同人24位作者的姓名如下（名后为号、字）：
廖恩焘（忏庵、凤舒）、周树年（无悔、人）、邵启贤（纯飞、莲士）、夏仁沂（晦翁、梅叔）、蔡宝善（听潮、师愚）、石凌汉（素、云轩）、林翔（半樱、铁尊）、杨玉衔（铁庵、铁夫）、仇（述庵、亮卿）、孙源（太狷、阆仙）、夏仁虎（枝巢、蔚如）、吴锡永（夔厂、仲言）、吴梅（霜、瞿安）、陈世宜（倦鹤、匪石）、寿（珏庵、石工）、蔡嵩云（柯亭、嵩云）、汪东（寄庵、旭初）、向迪琮（柳、仲坚）、乔曾劬（壮、大壮）、程龙骧（木安、木安）、唐圭璋（圭璋、圭璋）、卢前（冀野、冀野）、吴徵铸（灵琐、白）、杨胜葆（二同轩主、圣褒）(22)
1935―1936年间,再续“潜社”,有徐益藩（一帆）、张乃香、王凌云、周法高、梁、周鼎、刘润贤等,印有《潜社词续刊》.1937年,他们特将原来的词刊、曲刊合刊为《潜社汇刊》.吴梅先后为《潜社词刊》、《潜社曲刊》、《潜社词续刊》、《潜社汇刊》写序(23).
查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潜社汇刊》所得,《潜社词刊》收录有四集,共63阕.
第一集千秋岁（题归玄恭击筑余音）11阕
第二集风入松（宋徽宗琴名松风）19阕
第三集桂枝香（扫叶楼秋禊）22阕
第四集霜花腴（红叶）11阕
《潜社曲刊》收录有十集,共92支.
第一集山坡羊（戊辰季秋重集多丽舫）12支
第二集桂枝香（过明故宫）15支
第三集锦缠道（红叶）8支
第四集春带引（访旧院）7支
第五集桃花山（后湖访樱桃花）5支
第六集花月围京兆（秋海棠）7支
第七集五色丝（雪）8支
第八集北寄生草（茶）14支
第九集解三酲（梨花）6支
第十集玉芙蓉（戏效青门唾窗绒体）10支
这里所说的“扫叶楼”、“多丽舫”、“明故宫”、“后湖”（玄武湖）和下边所提到的“孝陵R 21;等均为南京的历史名胜古迹,借景雅聚,作词作曲,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活动.
《潜社词续刊》收录有六集,共151阕.
第一集江城梅花引（丙子春禊）15阕
第二集看花回（杏花）15阕
第三集声声令（拜孝陵）12阕
第四集洞仙歌（拟东坡摩诃池纳凉词）10阕
第五集祝英台近（秦淮秋禊）16阕
第六集菩萨蛮（五都词）70阕
蝶恋花（闻钟）13阕
上述所说的每一集,实际是一次社员聚会词曲创作结集,且多随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而择机会相聚.据《潜社汇刊同人名录》,“潜社”成员共有70人：
龚慕兰、罗刚（隐柔）、濮舜卿（舜钦）、卢炳普（彬父）、卢前（冀野）、楼公凯（竹圃）、蔡达理（剑泉）、蒋竹如（集虚）、贺楚南（柏芳）、冯国瑞（仲翔）、张世禄（福崇）、张汝舟、陆祖庥、陆（少）、曹明焕（丹秀）孙为霆（雨廷）、马著（霄鹏）、唐圭璋（季特）、唐廉（桐荫）、徐景铨、段天炯（熙仲）、周世钊（元）、武祥凤、李慰祖、李祖、李和兑（吉行）、吴宏纲（正维）、沙宗炳、宋希庠、朱祖谦（伯和）、朱元俊、王玉章、王文元（应三）、王起（季思）、苏拯（琴僧）、邓骞、刘熙、叶祥瑞、董文鸾、常任侠（季青）、张惠衣、袁菖（爰瞠）、凌树望（公威）、高行健、李家骥、李骧（仲骞）、王灵根、聂青田（晓村）、刘德曜、刘润贤、蒋维崧、翟贞元、杨志溥（文山）、彭铎（炅乾）、陈永柏、陈舜年、陈昭华（振球）、陈松龄、张乃香（馨香）、梁（庸生）、盛静霞（伴鹜）、陶希华（实之）、徐益藩（一帆）、周法高、周鼎（礼堂）、吴怀孟（南青）、李孝定（陆琦）、沈祖芬、朱子武、王凌云(重生).(24)
吴梅执教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大学、金陵大学、光华大学,在学生中,发现和培养了日后成为著名词曲学者一批学人,他们中除卢前英年早逝（1951年）外,多在大学开设词曲课程,再传词曲学人.如许之衡（北京大学）、俞平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讷（中敏,二北,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钱南扬（绍箕,南京大学）、吴白（征铸,南京大学）、王玉章（南开大学）、唐圭璋（南京师范大学）、王起（中山大学）、万云骏（华东师范大学）、汪经昌（台湾师范大学）等.其中许之衡、俞平伯、任讷是吴梅执教北京大学时的学生,其余则是东南大学―大学的弟子.在1930年代他们中间有多人也为“学衡派”的刊物《国风》写文章.
吴梅指导“潜社”成员中,张世禄、周法高后来以语言学研究见长.“潜社”后期,因吴梅改指导南北曲,填词由汪辟疆、汪旭初指导.汪旭初坚持填词五十多年,留下《梦秋词》20卷一千三百八十余阕.
张世禄、段天炯在1940年代胡小石任大学系主任时期,为胡的左膀右臂.1949年以后,分别在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当时在大学有“中大出了两个女才子：前有沈祖芬、后有盛静霞”的说法.沈祖芬是以白话新诗和旧体诗词双管齐下而驰名,其中《涉江词》尤得文苑称道.随后她与程千帆琴瑟和鸣,执教武汉大学.盛静霞也以诗词创作扬名,后与语言学家蒋礼鸿珠联璧合,执教杭州大学.
在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和学生中的“禊社”联句和“潜社”词曲活动,随黄侃、吴梅宴席上“打架”失和而受到影响.这便是学林相传的黄、吴不和之事.
1981年5月《学林漫录》第三集中有袁鸿寿的《吴瞿安先生二三事》,文中披露了黄侃、吴梅之间的矛盾和此事对吴梅个人的影响.袁鸿寿说：“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等第三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黄侃与系主任汪东都是章门弟子,自然瞿安先生处于下风.”(25)程千帆在1983年4月《学林漫录》第八集刊登的《忆黄季刚老师》一文中对袁鸿寿之说给予否认.但他同时在文章中说到“季刚老师脾气很坏,爱骂人”(26).其实事实在《黄侃日记》、《吴梅全集瞿安日记》(27)中有详细的记录,作为《黄侃日记》整理者的程千帆,后来是看到此日记的.他在1986年11月和1999年10月先后为《黄侃日记》写了《后记》和《附记》.
1929年至1933年6月之前,黄侃、吴梅关系尚好,并有多次的“禊社”联句和酒聚.1933年6月3日在应毕业生之请的酒会上,两人酒后失态,由讥讽到动手打架(28).6月6日,吴梅托汪东带书信来谢罪,黄侃拒受,并回信“言不再与之共饮”(29).至1934年11月4日,金陵大学研究班学生宴请老师,席中吴梅遭黄侃“破口大骂”和“天下安有吴梅”(30)羞辱,使得胡小石揎拳而起,欲打抱不平.事后胡小石仍表示与黄侃“须有一决斗也”(31).
从此,在《黄侃日记》、《瞿安日记》中再也没有两人共饮或接触的记录.此事自然也影响到了他们各自的学生的来往和交流,以至于四十多年后学生在回忆此事时的态度.
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就提及他“好酒,一饮至斗所,俾倪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32),也曾因言语不和而欲同陈汉章动手动脚.在北京大学时,“始与象山陈汉章同充教授,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仗相决,后又善遇焉”(33).又曾与多年的同门吴承仕决裂.以此说来,黄侃到大学后,要打吴梅耳光和“破口大骂”,同“刀仗相决”相比,已经收敛了许多.这与黄侃“好酒”有关,更与他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的特殊经历相符.
另外,在黄侃身上还有中国“私学”传统的延续.他到大学执教后,坚持要问学弟子行叩头拜师礼,每年呈“束修”.同时,他对自己在金陵大学指导的研究生也每人每学期另收一个大洋（银元）,并将此事记入日记.他说自己关于经学的真学问是向刘师培叩头拜师学来的.而刘师培四代治《春秋左传》,却因不懂数学,无法解决其中的天文、历法问题,排不出《左传历谱》年月日来.刘师培是向数学家徐绍桢（职业军事家,业余研究数学、天文,著有《后汉书朔闰考》、《勾股通义》、《学一斋算课草算学问答》等）叩头拜师后才得以解开.在他执教的大学之外,若有问学者更是先拜师为徒.杨树达让侄子杨伯峻去拜黄侃为师时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到真本领.”(34)杨伯峻呈十个大洋,磕头行礼后,黄侃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35)
三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南社成员、《学衡》作者曹经沅（蘅）.
作为诗人的曹经沅,是1927―1937年间著名的“业余编辑”和文人雅集的组织者.他主编天津《大公报》系《国闻周报》的“采风录”十年508期（1927年7月3日第4卷第25期―1937年8月16日第14卷第32期,署名“国风社选”）时,坚持刊登旧体诗词.在1933―1934年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兼高等文官考试委员期间,共组织有四次大规模的诗人雅集.他先于1933年农历三月主持了“上巳日莫愁湖禊集”(36),继之又因参加7月29日“同光体”诗坛盟主陈三立主持的庐山“万松林”诗会,编辑有《癸酉庐山雅集诗草》.这次诗会由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起,陈三立主持,曹经沅具体操持分韵赋诗.
《癸酉庐山雅集诗草》编辑出版时,曹经沅请陈三立题写书名,并写有《序一》,请陈衍和冒广生分别写有《序二》、《序三》.
这次庐山“万松林”诗会雅集是以晋释慧远游庐山诗分韵赋诗.《癸酉庐山雅集诗草》的作者共73人,作者姓名“以拈韵原诗次第为序”：
由云龙、左景清、龙达夫、释德峻、黄伯度、周一夔、巴壶天、李烈钧、许凝生、
姚琮、刘景晨、方本仁、蒋作宾、关赓麟、程臻、丁瑚村、曾学孔、吴宗慈、
程天放、释太虚、蒋笈、吴鼎昌、张默君、黄、李宜倜、伍非百、杨啸谷、
徐宝泰、戴传贤、陈天锡、汪兆铭、张珩、马宗霍、杨增荦、许崇灏、林葆恒、
林尔嘉、何承徽、熊式辉、许同莘、邵元冲、王揖唐、解树强、谢远涵、曹经沅、
陈其采、黄、彭醇士、许世英、黄子献、李宣龚、宗威、金天翮、龙沐勋、
刘成禺、贺鹏武、刘道铿、程学恂、林世焘、邓鹏秋、曾仲鸣、曹熙宇、张元群、
贺良琦、刘筠友、吴汝澄、沈祖德、祝谏、陈隆恪、鲍庚、平宝善、黄履思、向乃祺.(37)
从这份名单看,作者多是政界名流,像龙沐勋（榆生）这样的学者是少数.陈三立亲属中只 有他的次子陈隆恪,并以《同照阁诗集》传世.
1840年以前,庐山以书院讲学和佛教传播著名,近代以来成为避暑胜地.“避暑时节好开会”是庐山政治文化活动的特点.1927―1970年间,这里是国共两党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庐山一度成为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从1927年“南昌起义”前庐山的国共两党势力较量,到1937年抗战开始后的“庐山谈话会”,更有1959年的“庐山会议”.近代以来的文化活动通常与政治中心相互关联.1970年以后,庐山的“政治地位”被北戴河取代.“文化地位”以电影《庐山恋》为标志,由文人诗词雅聚、讲经传道转向影视、旅游.
有了庐山雅集诗草编辑出版的经验,接下来曹经沅又连续组织诗人聚会活动,并编辑出版诗集.
陈三立这年秋自庐山来宁,大家欢聚,并在农历九月九重阳日登高赋诗,有87人到场,留下了《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38）,于第二年春印行.
陈三立为《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题写书名,陈衍和陆增炜分别写有《序一》、《序二》.以扫叶楼主人龚半千（贤）的半亩园诗分韵赋诗.作者姓名“以拈韵原诗次第为序”：
夏敬观、滕固、宗威、巴壶天、吴鼎昌、汪剑翔、靳志、邵元冲、罗家伦、
徐乃昌、李宜倜、黎承福、许崇灏、冒广生、黄、李宣龚、吴梅、沈砺、
陈其采、刘三、卢前、黄曾樾、何遂、江生、汪国垣、于宝轩、胡奂、
乔曾劬、张占鳌、廖恩焘、陈世宜、陈诗、方兆鳌、吴虞、关赓麟、黄孝纾、
李启琛、何承徽、梁鸿志、林葆恒、张维翰、张默君、吴锡永、陈毓华、龙达夫、
蹇先榘、谢无量、陈新燮、伍非百、王灿、高一涵、高赞鼎、方叔章、陆增炜、
贺俞、陈汝霖、黄孝绰、彭醇士、李翊灼、刘蔚、黄福颐、陈树人、汪兆铭、
王易、徐宝泰、张元群、释寄龛、柳诒徵、赖维周、蔡允、关霁、吴镜予、
曾仲鸣、曹熙宇、许世英、吴用威、王用宾、游洪、孙澄方、曾学孔、王揖唐、
曹经沅、姚琮、赵尊岳、陆丹林、周达、陈衍.
这87位作者,约半数是《癸酉庐山雅集诗草》作者.
《学衡》作者柳诒徵、夏敬观、汪辟疆、王易、吴梅、卢前等参加,连大学校长,五四时期“新潮社”诗人罗家伦也参加了此次聚会,并有古体诗一首.这是罗家伦有意学习自己的老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而着力团结不同文学观念者.高一涵本是胡适派文人,五四时期《新青年》的主要编辑.
第二年诗人修禊、登高的规模更大.曹经沅为1934年农历三月三日的87人玄武湖修禊和九月九日的103人豁蒙楼登高赋诗,编辑有《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39）,于第二年（乙亥）铅印.陈三立为《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题写书名,陈衍和柳诒徵分别写了《序一》、《序二》.
甲戌上巳日玄武湖禊集时,是以晋孙绰的三日兰亭诗序分韵赋诗.禊诗作者姓名“以拈韵原诗次第为序”：
程天放、滕固、赵尊岳、刘道铿、贺俞、周达、徐宝泰、李景、释寄龛、
潘宗鼎、曹熙宇、龙沐勋、常任侠、黄福颐、宗威、程学恂、张元节、方叔章、
陈毓华、陈汝霖、伍非百、刘蔚、李启琛、靳志、彭醇士、吴镜予、王灿、
黄中、汪兆铭、游洪、黄寿慈、吕贤、胡奂、廖恩焘、曾学孔、陈新佐、
林世焘、曹浩森、王易、林葆恒、柳诒徵、陈其采、江洪、许崇灏、卢前、
陈新燮、张维翰、高赞鼎、陈懋解、关赓麟、巴壶天、夏敬观、袁思亮、林翔、
张元群、马宗霍、吴梅、许凝生、江生、陆增炜、曹经沅、郑、向煜、
潘式、陈诗、吴用威、蹇先榘、钱谌、刘成禺、谢国桢、徐行恭、陈延杰、
张翼鹏、卢美意、戴正诚、陆丹林、唐圭璋、程龙骧、陈伯达、何遂、陈衍、
吴鼎昌、陈懋咸、冒广生、方兆鳌、王用宾、陈树人.
甲戌重九鸡鸣寺豁蒙楼登高,是以杜少陵的九日五首分韵赋诗.登高作者姓名“以拈韵原诗次第为序”：
黎承福、徐祖武、陈诗、刘景晨、黄孝纾、吴用威、曹经沅、吴鼎昌、徐行恭、
梁寒操、卢美意、游洪、郑洪年、姚琮、叶楚伧、黄、李启琛、赵丕廉、
张元节、李翊灼、许崇灏、于志昂、陈延杰、黄中、宗威、李景、叶恭绰、
谈社英、伍铭、汪吟龙、邵祖平、刘道铿、陈世、汪兆铭、李宣龚、伍非百、
刘三、唐圭璋、关赓麟、程天放、胡奂、陆丹林、林葆恒、郦承铨、林思进、
陈懋咸、张默君、李宜倜、黄侃、吴梅、夏承焘、陈伯达、刘蔚、钱海岳、
邵瑞彭、周达、刘成禺、曾仲鸣、曹熙宇、陈、黄寿慈、郑、光晟、
梁天民、夏敬观、梁鸿志、靳志、蔡允、关霁、王揖唐、赵尊岳、张维翰、
吴石、黄曾樾、林一厂、何遂、陈衍、方叔章、陈新燮、王灿、陈毓华、
柳诒徵、张翼鹏、廖恩焘、高赞鼎、林翔、吴镜予、释太虚、蹇先榘、汤增璧、
程学恂、陈汝霖、戴正诚、张元群、龙沐勋、徐宝泰、陈新佐、谢无量、黄福颐、
林庚白、陈树人、滕固、曾学孔.
滕固曾加入过“文学研究会”（入会号50）,从事美术研究,留学德国取得艺术史博士学位,此时为南京政府行政院参事.在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柳诒徵、邵祖平、马宗霍、曹经沅、汪精卫、夏敬观、林学衡（庚白）、林思进、潘式,特别是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中原有的“上巳社”、“禊社”、“潜社”、“如社”社员黄侃、吴梅、王易、陈延杰、唐圭璋、常任侠、卢前、程龙骧等都参加了唱和,从而使大学校园的古典主义文学群体与学院外的诗人有了进一步的融通.
上述的禊集雅聚,是文学的“复古”的具体实践.与它们同时存在的还有一股强大的复古思潮在南京弥漫.
1932年9月28日,南京大学的《国风》出版了纪念孔子的“圣诞专号”.具体的主事者为张其昀.也正是他1949年以后在台湾利用从政的权力优势,促成将孔子诞辰纪念日定为教师节.
大学教授的行为直接影响了此时的政府,于是,有了1934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常委决定8月27日（此时间原本为农历,前面提到的9月28日为公元纪年的时间）为孔子诞辰纪念日.随后的8月27日,南京、曲阜等地,有了政府行为的大规模的祭孔活动.这种政府行为,是对遭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创的孔子的“反动”.这种反拨,所带来的是对文言文的重新提倡.鲁迅曾针对“孔诞纪念会”演奏“韶乐”和同时的余姚农民为争水殴斗,在8月30日作《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登9月20日的《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用两事对比,加以讽刺.
1934年5月4日、6月1日,南京大学教授群体创办的《时代公论》周刊第110期、第114期,刊出了“学衡派”成员、南京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直接对1920年1月、1930年2月政府教育部的两次禁习文言,改用白话文的通令,提出反拨意见.随后有应者许梦因、余慕陶等.
汪懋祖（典存）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学习教育学,回国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是梅光迪1915―1917年在美国反对胡适联盟的重要成员,毕生反对白话新文学,是铁杆儿的文言派.刊物从《新青年》、《留美学生季报》、《学衡》,到此时的《时代公论》、《申报》；地点从美国的纽约,到北京、南京、上海,他所发的言论,都是坚决反对白话新文学.他力挺文言的文章的矛头都是针对胡适的,反击者自然是胡适最为引人注目.胡适是以新文学,特别是白话文的倡导者、胜利者的姿态自居.因为他清楚,已经进入中小学教育体制14年的白话文,决非一两篇反对文章所能动摇的.写于1934年7月9日,刊登在他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7月15日第109号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仍是有胜者的自信和现实的喜悦.对于白话这种“我们自己敬爱的工具”,胡适认为广大学子最有发言权.胡适最清楚语言作为负载思想的“工具”的巨大作用,更懂得这一“工具”成为教育普及的“工具”后的强大威力.十几年白话文的教育所养育的一代新人,如何能接受知识和“工具”的倒退?
针 对汪懋祖的文章和许梦因在6月22日《时代公论》第117号所刊的《告白话派青年》所呼吁的“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等,胡适的朋友任叔永也在《独立评论》7月15日第109号上等出《为全国小学生请命》.同时胡适在《109号编辑后记》中就任叔永的文章发出了感慨.他说：“今日的白话文固然有许多毛病可以指摘,今日报纸公文的文言文不通的才多哩!”（40）鲁迅在6月9日致曹聚仁的信中断言：“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正是现在必定盛行的事,当和其主人一同倒毙.”（41）
胡适、任叔永是当年白话文新文学讨论时期的当事人,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仍是当年提倡文言的人再来反对白话文,出场反击的已经不只是当年的老人了,而是比当年的当事者更为积极的一些文学创作的新人.他们关注的已经不是文言与白话之争,而是有了“大众语”的新的口号和要求.胡适、任叔永在北平,“大众语”的倡导者在上海,陈子展、陈望道、叶圣陶、胡愈之、黎锦熙、吴稚晖、傅东华、夏尊等多是“开明”文学教育派的作家―教育家先后发表文章,参与讨论.由于新的口号的出现和新的论争方向的产生,白话派的胡适等人言论显得无力,文言派的汪懋祖等更是无力再战.因为这场论争由文言派挑起,转向为新文学内部的“旧”白话派与新的“大众语”的争论了.于是,文言派也不去理会文坛的争论,专心写他们的旧体诗词.而“大众语”的讨论又成为新起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一部分.尤其是有过中学语文教学经验的叶圣陶、夏尊等作家,五四运动后到“白马湖畔”、“立达学园”亲身实验过“文”与“教”,从《一般》、《中学生》到《开明》,推动大中小学语文教育,深知白话文的好处.话语权也自然从“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转向这些新的文学创造者.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大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6D75011-440077）]
注释：
（1）胡适：《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页.
（2）（3）胡适：《胡适全集》第21卷,第450页,第452页.
（4）两校教授是互聘兼课.据程千帆回忆,黄侃是每周二、四、六上午在大学上课,一、三、五下午在金陵大学上课.吴梅是一、三、五上午在大学上课,二、四、六下午在金陵大学上课.见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第1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5）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0页.
（6）程千帆文初刊:《学林漫录》第8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7）（32）（33）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第175页,第1页,第2页.
（8）（12）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44~245页,第175~176页.
（9）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63~864页.
（1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6册,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726~4727页.
（11）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第274~275页.
（13）（14）（15）（16）（17）（18）（20）（29）黄侃：《黄侃日记》第394页,第399~400页,第412页,第413页,第527页,第529~530页,第566页,第885页.
（19）据黄焯编定的:《黄季刚年谱》,见黄侃：《黄侃日记》,第1135页.
（21）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22）“如社”的词作者署的都是号,详见《如社词钞》,1936年6月刊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23）关于“潜社”的活动吴梅多位弟子都写有回忆文章.参见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王卫民编：《吴梅年谱》（修订稿）,载《吴梅评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据《瞿安日记》和吴梅弟子回忆所示,1924年2月至1937年4月,长达13年的“潜社”,参加活动的先后有数十人,主要人物有：吴梅、常任侠、徐益藩、赵万里、陆维钊、孙雨庭、王起、王玉章、袁鸿寿、唐圭璋、张世禄、叶光球、龚慕兰、周惠专、濮舜卿、梁、唐廉、卢炳普、张惠衣、刘润贤、周法高、彭铎、陈昭华、张乃香、陶希华、盛静霞、陈永柏、陈舜年、蒋维崧、杨志溥、宋家淇、鲁佩兰、刘光华、刘德曜、李孝定、朱子武、吴南青、卢冀野、陈松龄、翟贞元、周鼎、王凌云等.
（24）这份70人“潜社汇刊同人名录”中,有的人没有署字.详见《潜社汇刊》,1937年刊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25）《学林漫录》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袁鸿寿所说“黄侃与系主任汪东都是章门弟子,自然瞿安先生处于下风”,在《瞿安日记》中得到证实.吴梅说：“盖旭初与季刚,同为太炎门人,吾虽同乡,不及同门之谊,万事皆袒护季刚.”见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第490页.
（26）《学林漫录》第8集,第41页.
（27）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第302~303页.
（28）黄侃：《黄侃日记》,记有“予乃知其挟有成见,与予寻衅耳,遂不得不起应之,径欲批其颊矣!人掖之出,乃已.等左胫触几伤皮,尤可恨也”,第885页.
（30）（31）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第489~490页,第490页.
（34）（35）杨伯峻：《黄季刚先生杂忆》,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第162页.
（36）曹经沅遗稿、王仲镛编校：《借槐庐诗集》,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38页.
（37）曹经沅编：《癸酉庐山雅集诗草》,民国甲戌年（1934）铅印本.
（38）曹经沅：《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民国甲戌年（1934）铅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曹经沅在《借槐庐诗集》第147页中留下有《癸酉九日清凉山扫叶楼登高》.
（39）曹经沅：《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民国乙亥年（1935）铅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40）胡适：《胡适全集》第22卷,第128页.
（41）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