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与大学的文学传承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三十年.这辉煌成就的取得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进入大学带来的文学传承的良性循环.在民国教育中,许多作家都曾有过大学教学的履历.像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施蛰存、朱自清、钱锺书、废名、聂绀弩、杨振声、俞平伯、林语堂、凌叔华、许地山、冯至、冯沅君等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曾身兼作家和大学教师这样一个双重角色.这对作家本人的创作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促进,对文学的传承来说,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促进.

文学教育能够容纳这样的人才,得力于作家与大学双向选择.作家没有类似作协这样的体制可以进入,而大学在体制上又对作家有着一定的认同和接纳度,是作家进入大学的动因.迫于生计,作家要不就是专业的自由撰稿人,依靠稿酬来生活,要不就是进入报刊杂志社的编辑部,通过编辑等工作,为生活找到衣食来源,但相比较而言,完全依靠稿费生活的自由撰稿人,对还没有获得较高社会声誉、拥有流畅的发表渠道的作家来说,往往会在生活上有捉襟见肘之感；报刊杂志的编辑.也受其数量的制约,难以承纳大量作家,况且,一般的报刊杂志,特别是专业性太强的期刊,一般作家也未必能够胜任.在此情况下,只有大学可以接纳较多数量的作家.这主要得力于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所设立的文学系,而文学系又在体制上认同了文学创作实践.即便是那些普通作家无法找寻到大学教职,也可以在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像叶圣陶、老舍、柔石等作家,都有过在中小学教书育人的履历.当然,中小学由于受其基础教育的制约,作家还无法较好地实现文学创作和教文学传承的兼而得之,许多作家在解决了燃眉之急后,大都进入了大学或文学报刊编辑部,从事着和文学传承有更直接关联的工作.

随着作家的进人,许多大学的文学教育出现了转变,文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出现了相应了变化,这对文学传承产生了积极影响.像作家兼学者的杨振声,在1928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就强调：“清华国文系与其他校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并明确提出了“试图使大部分学生能从事于白话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在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启发其将来成为作家的才性”.为此,他还先后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与《新文学习作》等选修课程,期望学生“往创造路上走”.再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在1930年代所制定的课表中也有了“新文艺试作”一课,其中,废名就由周作人推荐担任过北京大学园文系讲师,主讲“新文艺试作”.总的来说,诸多作家由此在大学体制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总的来看,民国的文学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在物质上解决了作家的衣食之忧,这使得作家有了从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像国立青岛大学就规定教授月薪300－500(元)；讲师月薪150－300(元)；助教月薪60－150(元).这样高的月薪,对当年身为青年作家、并谋得了一份青岛大学教职的沈从文来说,其意义是不可小觑的,这使得沈从文基本上在生活上摆脱了难以为继的困窘,为其游刃有余地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在文学传承上,这又解决了文学传承中的“断裂”问题,通过大学的文学教育,作家有了传播自己的文学思想的公共空间,也使热爱文学的青年学生找寻到了自己学习的楷模,这使得文学传承途径从单纯的文本阅读转化为立体的文学熏染,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作家通过对其创作实践的言传身教、以及对自己在文学创作中所领悟到的创作规律的现身说法,更能促成学生对文学以及文学创作的深刻感悟,这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文学创作的代际传承.如“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一般学生,一般高材学生,已经成熟的学生,里面有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先生,有顾颉刚先生,等他们响应他们的先生们――北京大学一般教授们,已经提倡了几年的新文艺新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文艺革命,思想革命.”当然,傅斯年等人对于老师精神的传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传承,但这传承很能说明,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导引作用是多么的深刻.这在俞平伯、朱自清等学生那里,同样具有传承性.如俞平伯说：“我还写过两篇白话小说：《花匠》和反对妇女守节的《狗和褒章》.《花匠》曾被鲁迅先生编选人《中国新文学大系》里”,朱自清在1916年夏考入北大预科班,在北京大学的新文学作家和教授们的双重影响下,走上了作家兼教授的非凡历程.这说明,他们走上文学道路,其本人对文学的热爱是一个方面,教师的熏染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被置于一个庞杂的传承谱系中.正是在这个传承谱系中,一代代文学新人才得以成长为文学巨人.像鲁迅在章太炎学术与人格的双重影响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至于亲炙鲁迅人格的作家,又进一步地传承了鲁迅的为文之道的文学新人,更是非常普遍.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名不见经传的杨振胜、俞平伯、巴金,到左翼文学运动期间的左联五烈士,再到后来的萧红、萧军、胡风等人,都曾获得过鲁迅的深刻影响和大力提携.当然,在这个传承谱系中,有些传承可能不是在大学教育体制中进行的,但其与大学的文学教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民国的文学教育也存在着争议.如果说那些“作家化学者”进人大学还没有什么争议的话,那么,像那些没有太高学历的作家,进入大学执掌大学的文学教育还是备受非议的.像沈从文在徐志摩的推荐下,于1928年进了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则主讲《各体文习作》.此时的沈从文,尽管已经在新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其讲授的课业受到了学生的喜爱,但还是被一些学者看作没有“学问”,瞧不起：“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这尽管只是传闻,但从另一个维度上说明了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没有得到时人的认同,好在这并没有妨碍沈从文得到民国大学的文学教育的认可：根据1927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之第十九条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历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因此,从总体上说,民国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还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尤其是对文学传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当下的大学文学教育则基本上局限于文学史知识与理论的传授,严重地疏离了文学创作实践.王蒙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过“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口号,但就其实际效果来看,可谓反响平平.“两化”之所以没有获得进展,其主要症结在于他没有从源头上找寻到实现“两化”的途径.我们认为,要实现“作家学者化”需要对作协体制进行改革,以便使作家有更多 0340;机会进入大学,为“作家学者化”提供可以升华的场域；而要实现“学者作家化”则需要大学改变人才的衡量标准,为“学者作家化”提供可以驰骋的天地.

当下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所存在的局限,已经在其结果中显现了出来.诸多作家与其接受的文学教育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便出现了一个怪现状,那就是很多作家并非科班出身,即便是那些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作家,其成长为作家的根本动因也不一定来自文学教育.如“莽汉诗人”的代表李亚伟曾经说过,如果当我老了回忆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我终身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大学4年”,但是,他话锋一转,并没有把其诗歌创作的动因归之于文学教育,反而是对文学教育的背离,以至于“我无休止的旷课至少3年以上.”这便说明了,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下,学生成长为作家的潜能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释放.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设置的课程大都是关于文学史,而文学阅读以及文学创作并没有被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对待,其侧重的是知识,不管是文学史知识还是汉语知识；从对学生的考核来看,也是注重知识的考核,这往往使那些钟情文学创作的同学在考试中铩羽而归,难以成为教育体制下的“优秀学生”.类似的情况在苏童和毕四海那里也存在着：苏童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把大量的时间一是用在读书上,二是用在文学创作上.毕四海于1978年考入枣庄师专,在此期间,他并没有从课堂上获得文学创作的强力支撑,相反,他困在创作上已经小有成就可以不去上课,这样,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如此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在作家的成长中即便不是处于缺失的位置上,也绝难说大学的文学教育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尽管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上还没有生成一种促成学生成长为作家的机制,但是,在大学丰厚的人文底蕴、尊重学生个性的宽容精神、以及那些对学生的文学创作有着一定认同的教师,还是部分地纠正了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的不足,培养出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鲁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都曾经走出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具有共同成长背景的“作家群”,其中的“鲁东大学作家群”最具有代表性.在鲁东大学成长起来的作家中,有张炜、矫健等,在其成长为作家的历程中,大学教师萧平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萧平作为195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曾经和当时引领文学的王蒙、刘绍棠等作家同台亮相.在恢复高考后,对文学怀揣着梦想的张炜、矫健等一批同学,追慕萧平的文学道路,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跋涉之路.而萧平对这批青年学生又给予了自觉和精心的指导,这使得张炜、矫健等学生顺利地完成了文学创作上的飞跃,在大学期间发表了一些小说,为他们大学毕业后的文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可以看作萧平以其个人魅力对既有的大学文学教育体制的一次修补,而不是在文学教育体制上的彻底变革.

当然,在我们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大学中,其能够培养出一批作家与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的关系就更为松散了,有些甚至就是大学文学教育体制外的产物,这便是一些大学所开办的“作家班”.严格讲来,大学中文系开设“作家班”和大学的文学体制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大都是“无心插柳”之作,而“有心栽花”的全日制文学教育则总是处于“花不发”的尴尬状态中.如山东大学、西北大学、武汉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大学的作家班,都曾经云集了一大批作家.固然,这些作家通过大学的文学教育,促进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班学员能够成长为作家,与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有着因果关系.这些学员在进人作家班之前大都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像莫亩尽管只有小学毕业,但其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前便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有些作品还得到了孙犁和徐怀中的赏识.此外.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受到的文学教育,也与大学文学教育截然不同,其所确立的教育目标也大有差异,尤为重要的是,担当作家班教学任务的教师也大有不同.像著名作家徐怀中、著名文学批评家张志忠都曾给作家班的学员上过课,显然,这和大学教授那种浓郁的学术型教学方式有所不同：作家型或文学批评型的教师更注重于对文学创作实实在在的指导作用,这进而使学员对文学创作有更真切的体悟.然而,这种较切合文学教育规律的教学方式,并没有成为大学文学教育的主导形式,更谈不上体制的认同.由此说来,诸多大学所举办的“作家班”可以看作大学文学教育体制改革的先导,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把培养学员成为作家当作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使之和培养学者类的“专门人才”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而且还在于它彰显了大学文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为更多的作家进入大学讲坛,尤其使那些身在作协体制内的作家进入大学,进而续接上中断许久的大学文学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家能否进人大学承载起文学教育的传承重任,除了与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有关,还与作协体制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关联.已经适应了作协体制内生活和文学创作的作家,能否从作协体制转入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把二者通盘予以考虑,惟此才会确保文学传承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建立的作家协会,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协会,在体制内获得了对文学生产进行组织和领导的职能.与此相对应,一些获得了社会声望的作家,基本上汇聚到作协体制内,这使得作协是作家的社会价值赖以实现的“单位”,在此单位中,作家获得了相当于“职称”性质的“作家级别”,它使身在作协这一事业单位编制内的作家有了生活保障.无可讳认,作协体制建立的初衷是好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文学传承来看,作协体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家与文学爱好者通过大学文学教育所进行的传承关系.

近几年来,作协体制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大,各级作协也从作家供养制改革为作家签约制.即作协根据本辖区的情况,选择那些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作家,与其签约,然后把作家的创作成绩与其获得的津贴联系起来,这对作协既有体制无疑具有革新意义.然而,从根本上说,新创作的发展之路还不能局限于作家签约制,而在于作家进入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中,这才能既确保已经成名的作家无纷乱生活之缠绕,又能确保“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文学新人异军突起,进而推动新的发展.

值 得欣慰的是,横亘在作协和大学的文学教育之间这道鸿沟,正得到逐渐填补.新世纪以来,一些大学的讲坛上,已经出现了少数敢到大学的讲台上“吃螃蟹”的作家,像王安忆进入复旦大学、格非进入清华大学、马原进入同济大学、贾平凹进入西北大学等,都标志着作家的身份开始出现了转变,他们跨越了横亘在作协与大学之间的那道鸿沟,标志着来自作家自身的力量,正冲破体制的规范约束,改变着大学文学教育的格局.像王安忆、格非、马原不再是到大学“客串”,而是完全进入了大学体制中.当然,这些作家进入大学,还仅仅是作家的个人化行为,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作协的体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文学教育的机制.但是,我们在这些作家的自发行为背后,看到的是历史的诉求.

王安忆最早于1994年“试水”大学教育,2004年正式受聘复旦,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教授,并指导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安忆纵身跃人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可以说是为作协体制改革以及作家进入大学找寻到了一条具有启示性的道路.与复旦大学相似的是,同济大学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锋派小说家马原于2000年起出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招收研究生.在同济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共分为五个方向,其中的第五个方向是“新文学创作学”：“本方向一是鼓励学生从事白话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入学前和学习期间有作品发表,毕业时提交一定质量与数量的文学作品以通过答辩；二是对新文学某种文体的创作方法、创作心理或创作过程进行专门研究”.这就是说,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托毕业论文,还可以通过“一定质量与数量的文学作品”通过答辩,并获得学位.这就极大地变革既有的大学文学教育体制,为培养出复合型的作家奠定了体制上的基础.当然,同济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改革,还仅仅是针对少数研究生而言的,还没有完全实现文学教育体制的彻底改革.

值得肯定是,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当下,一些身在大学教育体制中的教师,在努力适应体制的要求之外,还致力于文学创作实践,这为大学的文学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像北京大学的曹文轩、山东大学的马瑞芳、上海大学的葛红兵、深圳大学的南翔等人,都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他们以其创作实践,影响到了一大批学生,并为文学传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深圳大学的南翔不仅“是一个勤奋而屡有创意的作家,他的小说集《前尘――民国遗事》刚出来,便得到评论家的好评并为知识界注目.身为大学教授,他在学生中倡导‘阅读、写作与表达’三大能力的提升,他自己则是创作、理论和教学三栖,并对文学青年的创作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深大已经有本科生在全国知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显然,教师的个人魅力对文学传承还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要想实现作家从作协体制到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的“华丽转身”,就必须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上给作家以应有的位置,也给学生的文学创作实践以应有的位置,从而使作家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中获得其社会价值,还能使学生在文学创作中找寻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首先,要从体制上把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把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当作大学文学教育两个翅膀,从而一举改变原来依靠单翼飞翔的尴尬局面；其次,要给予作家独立开设大学课程的权力,使之不再局限于苦涩的理论讲解,而是侧重于作家自我的创作实践经验的讲授,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教育格局；再次,要给予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充足时间,不能使之陷入到繁琐的教学事务性的工作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进入大学,其知识的传授远没有作家人格对学生人格的熏染更重要；最后是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纳入到体制中,给予作家和教授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切实地解决作家的后顾之忧.至于学生这一方面,则需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把学生的文学创作纳入到大学文学教育体制中,使学生完全可以通过文学创作获得体制的认同.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许,作家如果实现了从作协体制向大学体制的“华丽转身”,那将从根本上促进作家和批评家的融汇,这既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注入更多的活力,也为大学教师的文学批评提供更多的支撑,同时,还将有助于引导学生的文学创作实践,促成大学教师和学生的人文情怀的升华,一举改写大学文学教育的既有知识版图,使大学的文学课程更好地回归文学本体,促进新的发展和繁荣.

[家家社科基金课题(10BZW104)《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前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