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即将迎来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之际,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9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隆重召开.
张炯、谢冕、杨匡汉、加藤三由纪(日本)、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李怡、梁丽芳(加拿大)、白烨、张颐武、张光芒、柳泳夏(韩国)、盐旗伸一郎(日本)、崔晶莹(香港)以及《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等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或提交了论文.虽然日程较短,但本次会议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在两个会场的一共七场发言中,共有五十多位与会代表发言,在每场发言之后,大会指定的主持人还对发言的情况进行简短的点评.代表们的发言生动精彩,而主持人的评点也往往妙语连珠,二者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志忠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的开幕式,并向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与来宾致欢迎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在大会开幕辞中指出: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召开这样一个学术会议,回顾六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实事求是地检讨存在的问题,正是为了肯定成绩,汲取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前进.综合六十年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巨大成绩和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它使我国文学大步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时代,二、推进了我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三、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六十年的新中国文学,需要多代学者的努力,而十分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主义的原则,坚持科学的文学观念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则在致辞中指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重新历史化、整体化的时刻.他认为当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力求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势,去发现和思考一些新问题,如:如何处理前后三十年的关系、以“人文精神”作为衡量当代文学创作的标准是否合适、学术界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评价是否过低等等.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加藤三由纪在开幕词中对中日两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之间的长期合作与交流给予了高度评价.她对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并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政治上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少.她还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现状.
文学史:建构、评价与反思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代表首先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建构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另一方面,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整体成就和贡献,如何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代表们的广泛和共同的关注.
杨匡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题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经验》的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应当有一种整体思维,这种整体思维表现在:一、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研究中,不能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绝对地、截然地分割开来,二、应当确立一个“大中国”文学的理念,它应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一体多元、五族共和、两岸三地、和而不同、母语(汉语)思维.三、在对作品的考量中要注意完整性,评价作品的时候,不要进行简单的诸如姓“资”姓“社”的判断,而是应该加入艺术哲学和价值论的判断,在文学的地域分布上,不能只看中心,不顾边缘.四、创作、批评、翻译、传播的四路纵队并进互动,对翻译和传播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陈晓明(北京大学)则从现代性出发,为理解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找到了新的理论起点,即:六十年文学应当理解为中国人民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的诉求.这种中国的现代性经验是非常独特的,它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在文化上有其自身的依据和期待.其意义正是在于:在西方体系之外,创建了独特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文学.
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当代文学史建构中的重要论题,也是本次会议与会代表集中讨论的焦点之一.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的历史起因及逻辑结构问题.他指出:许多当代文学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仅因为,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现代文学”当中,也因为其演变和发展与中国知识阶层在西方现代化的压力下,寻求救国之路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张学军(山东大学)认为,新中国文学是一个意识形态不断淡化与世俗色彩不断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意识、英雄意识、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生存意识逐渐成为不同阶段的突出特征.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延安文学体制从确立到逐步被消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942年到七十年代后期,是延安文学主流化时期,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是延安文学体制的调整期,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是消解期.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认为,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重建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主流文学的“拨乱反正”使得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重新获得生命,“边缘文学”成长壮大,对主流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文学功能与想象方式产生了转变.
本次研讨会上,有不少学者对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这对于在今后的研究中拓宽思路,改进研究方法是有重要意义的.李怡(北京师范大学)对最近二三十年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反思:研究越来越学科化,以及强调知识的社会学视野的发展趋势固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同时这里面也包含许多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东西.他还指出,文学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某些空洞化、空虚化的趋势,并且存在很多伪问题.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认为完全照搬西方理论研究模式来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有问题的,他以顾彬的文学史写作为借鉴,认为我们应当用东方模式取代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模式.陈福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则从反思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东西方传统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更具体的意见.他认为在欧洲的启发和规训下形成的小说模式,与我们自身的传统模式无关,是一种断裂.以这种模式作为评价小说创作成就高低的标准是片面的.石兴泽(山东聊城大学)则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浪漫主义文学受到了不应当有的冷遇和漠视.
当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得到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认为,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流,而是自然形成的“题材”意义上的主流.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另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这两次转移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但对农村题材意识形态性的否定却是未做宣告的表达.樊星(武汉大学)认为,认识“农民性”是当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命题.他从分析“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入手,提供了从“农民性”的角度认识和理解当代文学以及“国民性”的新视角.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日本和光大学)以日本的乡村文学为参照,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相生相克的语境中,就中国当代乡村文学的当代意义谈了自己的看法:从中国国外读者来看,中国乡村小说具有三个意义.以进步历史观来描绘未来蓝图如“十七年”间的《三里湾》,描写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另类世界等于想像飞翔的自由空间如80年代的《远村》、《厚土》,表述具有民族国家本源性价值的乡土文化如90年代的《白鹿原 2299;、《九月寓言》.李平(广播电视大学)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人们曾对“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成就给予了比较多的批评与否定,但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在文学史上仍然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贡献出了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和《三里湾》、《铁木前传》、《山乡巨变》、《创业史》等经典作家作品,以及“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等当代文坛上仅有的几个文学流派,在表现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农民精神面貌的同时,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农民形象,在民风民俗描写上取得的突出成就.
文学现状与文本研究
对文学现状与具体文本的与分析,因为更能体现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历来是成果丰硕、新观念和新方法不断涌现的领域,本次会议也不例外.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当代文学“三分天下”的观点,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在最近三十年里,当代文坛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性文坛(或者就叫主流文坛)、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市场性文学(或者叫大众文学)与以网络传媒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与此相应的,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三分天下”.体系分裂和共识破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他呼吁“三分”的圈子之间应当相互交流和了解,以期实现良性互动.邵燕君(北京大学)从“文学生产机制”着眼,指出当前“新旧分制”的格局已经形成并且不可逆转,传统机制面临着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的趋势.而“80后”、“90后”、网络、博客等文学力量的繁荣已经成为事实,因此,如何评价这些作家和现象成为了必须面对的课题.江冰(广东商学院)则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看法.他建议对新生文学力量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将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对新兴的“80后”、“90后”文学现象的研究.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和张光芒(南京大学)则指出了当代文学创作有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程光炜认为85年之后,当代文学中的现代化创痛不见了,文学创作有一种“脱历史”的倾向.张光芒则更为尖锐地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背叛了生活,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自由乃是一种“伪自由”,是自由的假象.张颐武(北京大学)在会上做的题为《公民/消费者:六十年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的报告,则以生动风趣的语言把会议推向了另一次.他从《红岩》里甫志高买牛肉干的一次消费行为谈起,将《三千里江山》中解放军司机对未来巴士车和苏联电影的憧憬与《鲁迅2008》的消费悖论联系起来,巧妙地揭示了在当代文学叙事中,被抛弃的消费者身份与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汪守德(总政治部宣传部)在会上总结和梳理了当前军事题材文学存在的问题:对战争残酷性的描写、对丰富而独特的战争生活、对战争中个体命运真切关注、对民族精神性的深刻解剖、对战争问题的思想视野等诸多方面拓展不够.王春林(山西大学)谈到了近几年来倍受争议的“底层文学”,他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思想文化状况入手,辨析了底层叙事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四种不同形态,并对其创作成就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吴翔宇(浙江师范大学)则选取了新移民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新移民小说很好的书写了由空间迁移造成的主体文化身份及存在境域的独特意蕴,深入挖掘了时空形式背后的“存在”的文化内涵.艾尤(首都师范大学)还在会上介绍了一般不为人关注的澳门文学的情况,深入分析了中国文化色彩在澳门文学中的诸种况味.
本次会议共收到作家作品方面的论文七篇(其中日本学者的论文三篇,统一归类在后面的海外当代文学研究部分),下面是对国内学者所关注的作家作品做的一个简单概括.
季红真(沈阳师范大学)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对王安忆小说文体的转变及其向本土与古典回归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并指出她小说基本文体类型的演变,记录了她世界观的发展轨迹.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对刘震云近期的小说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他在创作中实现了新写实――新历史――新媒体批判――日常叙事的转变.王宁宁(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梳理了铁凝文学创作的几个阶段,力图勾勒出她心目中的铁凝如何从边缘到中心的写作踪迹,并高度评价了铁凝在思想深度、女性意识和形式技巧等方面的成就.黄平(人民大学)则以重读经典的方式,提出了解读路遥作品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在诗歌研究方面,本次大会共收到五篇高质量的论文.孙基林(山东大学)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颇具创建性的建立诗歌叙述学的建议.他认为叙述不仅仅是第三代诗歌的一种修辞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与朦胧诗的象征一样,它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式.郑成志(龙岩学院)以《中国新诗总系》1950―1970年代卷的编写为例,分析了“经典化”过程所面对的来自于编选者、时代文学制度和文学期待视野几方面力量的互相渗透和颠覆,指出重构“经典”不仅是一个难度系数较大的美学行为,更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文化行为.张立群(辽宁大学)则从“世纪初诗歌”概念的生成角度出发,描述其内部构造,研究其存在方式,认为近几年诗歌发展已经在有别于历史的前提下,显露了某些特质与独立意识.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回顾了台湾诗歌的演变所经历的几个历史阶段,肯定了台湾新诗在开拓表现空间、诗学理论发展和写作经验积累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全面和细致地梳理分析了1950年代以降的台湾新诗与“古典”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进行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其负面影响.
对散文、戏剧和影视作品的研究,也有所关注.陈亚丽(首都师范大学)则在她的发言中细致地梳理了“反讽”的概念,区分了反讽在小说和散文中的不同表现及其在后者中的典型运用.刘平(中国社科院)全面回顾了当代话剧的风雨历程.他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民营戏剧创作成为热潮.当前话剧所面临的问题是,改变创作观念、增强剧本创作的平民意识、市场意识,争取获得更多的观众.袁庆丰(中国传媒大学)和凌燕(首都师范大学)还在发言中对当代文学与电影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且颇具启发性的探讨.
国族地域性别
赵志忠(民族大学)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六十年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他认为民族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来自香港的崔晶莹(香港中文大学)从自身教学经验出发,提出了如何将当代文学中作品进行整理编排,以谋求在中文教育中塑造整体的当代文学形象的问题.
与会的日本学者在研究中的扎实和严谨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扬.他们重视文本细读,往往能从小处入手、切入自己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发掘.如盐旗伸一郎(日本驹泽大学)对韩少功作品的分析,渡边晴夫(日本国学院大学)对孙犁作品的解读,布施直子(日本驹泽大学)对范小青作品的研究都是非常细致严谨的.另外,野原 敏江(日本首都大学)对于当代文学中的“鸟”的意象的研究,体现出独特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也颇有新意.
来自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本在北美的出版和传播角度出发,回顾和概述了六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的接受情况.她所提倡的重视翻译和传播、沟通的思路,与杨匡汉的想法基本一致.她还提出了将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也纳入“大中国”文学的建议.来自韩国的柳泳夏(韩国白石大学)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也选择了海外华人的创作作为研究对象.他以海外学者的身份来揭示旧金山华人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为国内同行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借鉴.王家平(首都师范大学)从鲁迅对国外“中国学”的思考角度出发,就如何看待海外汉学对当代文学的评价这一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一些看法.
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音相对沉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但本次研讨会仍然有不小的收获.荒林(首都师范大学)在《铿锵玫瑰60年》中历史性地回顾了当代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的演变,她认为“五四”、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女性作家、作品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已经成为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女性形象在知识分子题材、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小说中的演变,鲜明地展示出中国当代女性在现实生活和解放理想之间深刻的成长印记和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则对制约女性文学研究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女性文学研究命题与当下社会重大思想命题的沟通,女性解放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和女性文学研究前沿性、边缘性的定位判断以及这些特性与时代思想主潮的对话关系如何形成.王宇(厦门大学)认为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里,乡村女性形象成规模的出现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新时期伊始的伤痕反思小说中,一次是在1980年代前期描写农村变革的小说中,再一次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兴盛的乡土叙事以近年来的底层叙事中.而人物谱系的内在变化实则反映了现代性的诉求的微妙变化.
总结
最后,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忠教授对本次会议的情况进行了简短的总结与评述.他认为本次会议从各个角度全面回顾与总结了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历史经验,并以新视野与新思维研究探讨了当前当代文学发展和学科建设中出现的新动态,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他还提出了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前景展望,希望同行们共同努力,在保持研究水平相对稳定性的基础上突破创新,推动当代文学研究事业在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轨道上良好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