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汉语白话发展史》（徐时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引述丰富足量的例证,系统论述汉语白话发展的历程.全书40万言,分上、中、下三编.作为主体部分的中编从先秦白话露头到发展、成熟,至文白转型的完成.
汉语白话与近代汉语是相关的论题.近年来,以“近代汉语”为研究主题的著作不断涌现,如《近代汉语指代词》、《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近代汉语语气词》、《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等各种专题论著,还有更多的讨论近代汉语或者汉语白话的文章,而系统全面论述者则以徐时仪著《汉语白话发展史》为仅见.徐教授潜心于汉语白话研究,十几年间在这一范围有40篇专题论文发表以为奠基,从而《发展史》不仅是开山之作,而且是力作.
“近代汉语”和“汉语白话”相关、相通,但终究是两个概念.吕叔湘先生认为近代汉语起始于晚唐五代,梅祖麟先生拟议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时打算从东汉开始.当然,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西汉晚期王褒的《僮约》等作品.可是给西汉的作品冠以“近代”,会遇到种种麻烦.文字学上把隶书以下称为近代文字,有明确标志,但也主要用于文字学专业.而“汉语白话”这一概念,本身没有时代标志,在使用上要方便得多.
汉语的白话产生于什么时候?当然可以说,从有汉语开始就是口语,就是白话,而且口语即白话肯定先于文言.问题是如今文献所见,诸如《尚书》各篇,是不是当时的口语或者白话?我曾不止一次与人谈起,现存先秦典籍所录,是经过加工整理的书面语言,理由是古人不可能那样说话,而且古时候没有条件照录谈话、讲演,不可能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比方《尚书大诰》的开头：“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现在一般人看不懂,当时人就能听得懂吗?得到的回应多种多样,不赞成者有之,持疑义者有之.有一种意见是：你怎么证明?也许古人就是那样说话的.有人引朱熹谈论《尚书》的话加以反驳：“《盘庚》等《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之来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等之属,则是当时修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等今人之所不晓者,未必不当时之人却识其词义也.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当然也有支持我的看法的论说.黎锦熙先生为胡适《国语文学史》（后改叫《白话文学史》,均与“中国文学史”相对）写的代序里说,上古文房四宝“艰贵而笨拙”,“省一句是一句,省一字是一字,改复词为单词,化散文为韵语”,“秦以前的语文不能合一与竹帛上不能有纯粹的活文学也是无疑的”.黎先生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家乡湖南湘潭乡间,道路未修,满是黏土,有“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之民谣,清末王运修《湘潭县志》引而改为“雨糟,晴刀”,以为佐证.先秦典籍何尝没有经过类似“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雨糟,晴刀”的过程?胡适本人是主张战国以前言文一致的,到战国时期,“各地方言已很不同”,而文言却可以方便各地的交流.不过他举的实例是汉武帝时公孙弘的奏章.
《发展史》持先秦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观点,认为《尚书》中《大诰》、《酒诰》、《康诰》等“是口语的直录,辞语质朴,不加修饰”.作者以此观点展开论述,并贯穿全书.至于文言的流行,作者认为,先秦时期“著书立说者虽然地分南北,言语异声,但在写作时都向雅言靠拢,逐渐形成了与不断演变中的口语相对独立而自成体系的书面语系统”（7页）.这个论断符合现在所看到的先秦书面语的事实.《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等等,除了极少数带有地方色彩的词语,语言总体上是一致的.胡适说战国时方言分歧.战国以前是不是言文一致,不存在方言分歧呢?夏部族活动于以今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殷商部族自今鲁西南、豫东迁至豫北,周部族活动于周原,即今关中地区.总体活动范围不大,方言分歧肯定存在,但估计不影响交际,所以周公向殷遗民训话的《多士》,对方可以听懂.大致如同现在西安人和开封人之间,听说交际没有大的障碍.西周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在形制方面基本一致,也有助于理解当时关中至豫北语言文字一致的程度.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尚书》经过战国时期的整理,用当时的通语加工,去除方言成分,如同《史记》“代奇辞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因而符合或者接近于当时通行的书面语.这种统一的书面语即文言,经先秦两汉而定型化,一直为后代习用.直到明清时代,一些文人刻意求古,他们的文章并不比两汉文章好读.来华的西洋人的汉文撰述也予以沿袭,比如明天启六年（1626）金尼阁为《西儒耳目资》写的自序：“人具灵才,以理为本.理静属性,理动生意.意生于内而未表于外者,必不能通于外.但人心好通,不忍自圉于内,则其表于外之法必巧,以近用言,以远用字.”这样的表述,没有像同一时期的《名理探》那样,葡萄牙人傅际译义,杭州人李之藻达辞的过程.下面是《明太祖集谕元丞相鲁尔》的全文：“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两为吊祭,一为与卿军行礼.自去至今,杳无音信.正念不知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边将送至平章谔勒哲布哈.朕于边将甚是可怒,见遣使道经本处,而乃擅将平章取来,岂不失信邻邦?为此,令平章谔勒哲布哈回.恐路途有阻,特差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处见了才是好.且臣有之,或送北行,或就彼诛戮,或使南来,卿以智看之.”文章像是朱元璋自己起草,估计不会经过修改,至少没有大的修改.与两百年后金尼阁的自序对比,不知差几许年代.
50多年前.孙常叙先生说,“词是一种现实的条件刺激物”（《汉语词汇》,17页,商务印书馆,2006）.也就是说,词是因现实而产生的,因而也随时展变化.词是现实社会即时的、直接的反映.《发展史》引述历代文献语料一百余种,力求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白话发展的轨迹,而特别注重词汇的发展变化.“西周早期,‘其’用作副词,‘厥’用作代词,两者互不干涉.中期,副词‘其’渐侵入‘厥’的领地,出现了作代词的用例.晚期,在用作代词这一点上,‘其’与‘厥’已同义而没有区别,两词往往共现于同一一篇铭文中.”（9页）这个判断令人信服.关于判断词“是”出现的时代,争论有年,作者敏锐地抓住睡虎地秦墓竹简“是是饿鬼”、马王堆汉墓帛书“是是竹彗”等“是”充当系词的确凿用例,说明 220;语言的要素都在逐步地发生着变化”（57页）,可以看作这一争论的阶段性结论.更多的情况是引一段白话（或含白话成分）的文献后,接着指出其中的口语词.如引《南齐书谢超传》所载袁彖不到二百字的奏章后,列出“罪过、贵要、周旋”等20个汉魏以来通行的口语词（89页）.梳理、分析词义变化、转移的内容集中在第七章内词义的发展、词义的系统、常用词的文白演变等题目下.这里考察了“桥―梁”,“帐―账”,“衣―著―穿”、“足―脚”等几十个词的更替消长.大量的词汇更替消长是汉语白话发展史极为重要的方面,跟句法结构、虚词比较起来更为显著,可以说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作者于此用力甚勤.
《发展史》还探讨了文白转变的必然规律：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思维和交际的需要.作者把“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摆在首位,而且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予以重点论述.应当说,语言自身的发展是适应思想文化发展和思维交际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后二者的发展推动了语言自身的发展.三者是交互发展的,而语言自身的发展是核心.
“白话”与“文言”相对立,是质的区别.“口语”与“书面语”相对立,也可以有这样的区别,但不是必须、必然具有这种区别.把口语材料忠实记录于书面,它的质并没有变,白话仍然是白话,姑且取个不伦不类的名字：书面口语.有一次参加一个专业会议,开幕式上有几位老专家致辞.其中一位写成发言稿,宣读一遍.另一位完全是口述（当然事先有所酝酿考虑）,后来根据录音抄录（并非整理）下来,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了,白话必然要吸取书面语成分,以丰富表达手段,才形成以今日白话为基底辅以必要的文言成分的书面语.“文言和白话作为同一种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两种表现形态,也一直在互相吸纳,互相渗透”（327页）.清末民初,白话文书面语已经形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它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实现了言文一致.这时候的白话文,当然主要是指书面形式,还起着引导、规范口语的作用.《发展史》第八章第四节,也是全书的最后一节是“口语和书面语的雅俗合璧”,论述这种现代书面语的形成,它是口语白话的升华.这一节不妨看作全书的结论.发展中的今日白话,将会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有待所有使用和研究语言文字工作的人为之作出贡献.
（通讯地址：100871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