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状类文体

传状类文体既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宋代学者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指出,我国叙事文可以分为三种,为“纪一代之始终者”、“纪一事之始终者”、“纪一人之始终者”,其文体皆源出于史官.这些文体在文体特性上既具有共通性,又有差异.后世学者在对这些文体进行归类时,也是见仁见智.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将列传、墓表、墓志铭、行状、家传、神道碑、事略、年谱等,统称为“传志类”文,认为“传志类,所以记人者”.来裕恂《汉文典》将此类文体称为“传纪类”,包括传、纪、录、略、行述、行状、神道碑,墓志铭等文体.他认为神道碑、墓志铭等文体都与列传相同,只是详略有异而已.

姚鼐则将此类叙事文分为两种文类,一为传状类文,一为碑志类文.他把墓志铭、神道碑等需刻于碑石的文体,归入“碑志类”,并指出“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古文辞类纂》）.事实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分列有“诔碑”与“史传”.虽然刘勰指出“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二者有相同的成分,但是自古以来碑志与史传的文体功能、文体体制都相差甚大,实是两类性质不同的叙事文体.吴曾祺《文体刍言》的观点与姚鼐相同.他将传状类文分为十二体,分别为传、家传、小传、别传、外传、补传、行状、合状、述、事略、世家、实录.本文参考姚鼐与吴曾祺对传状类文体的归纳与界定,着重辨析传、行状、行述、实录等文体.

传

“传”本是一种行为,既指空间的传递,也指时间上的流传.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人部》说：“传,遽也.从人,专声.”本义是传车,指传送公文命令的交通工具.“传”,作为工具有从此及彼的传送、转达之用,于是便引申由今人对古人文字的传示.刘熙《释名释典艺》说：“传,传也,以传示后人.”是指注释与阐述经义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演变为两种文体概念：一代指当时传递的文书,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按班固自注,皆为策诏之类的文书；另外,又可指称解释儒家经典之作,即传注,如《春秋》三传.尤其是《左传》,刻画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成为我国传记文学之滥觞.刘勰曰：“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文心雕龙史传》）当然,作为注释经书的“传”还不具备独立的文体意义.后世的传记作品完全脱离经书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传”体不再带有训释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散文.

司马迁《史记》创立“列传”,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不过,“列传”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保留了训释的原始意义.刘知几认为“列传”是对“本纪”的注释,他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史通六家》）由于史学家要求真实地记载历史,强调传记必须能反映出传主的精神面貌,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精彩的人物传记,成为我国史传文学的主流.早期的史传,如《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记载了情节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再加上语言表达的准确,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政治斗争中的紧张激烈、人情世故的冷暖炎凉等社会现状,使得这些历史著作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如鲁迅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然而,随着史学与文学观念的日益清晰,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分工也日趋明确,后世历史著作的文学性越来越弱.

我国历史上的传记体,除史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即杂传.由于这些传记是“率尔而作,不在正史”,为“史官之末事”（《隋书经籍志》）,因此《隋志》称之为“杂传”.早期的杂传,篇幅比较简短,作者往往选取最能体现传主精神面貌的某些片断进行记载,叙事粗略,几乎没有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刘向《列女传》、《列仙传》等都是粗陈梗概之作.

汉代以后,杂传的创作趋于兴盛,出现了许多变体,诸如“或谓之家传,则以藏之私家为名,叙次甚略者则谓之小传,单述轶事者则谓之别传,又谓之外传.”（吴曾祺《文体刍言》）另外还有托传、假传、类传、自传、别传等名.杂传作品的兴盛,史学家认为是由于“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所致.史学的衰落促使文人纷纷撰写单篇传记,以补史书之缺.但是文人爱奇的特点,使他们在创作这些传记时,喜欢记载一些鬼物神怪之事,杂以虚妄怪诞之言.以史家注重“实录”、“贵信史”的态度来看,这些传记作品当然只能算是“史官之末事”,难登正史这个大雅之堂.对于这种情况,刘勰早有批评,他尖锐地指出：“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刘知几《史通品藻》也云：“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从史学角度来看,杂传涉及的虚妄怪诞之事,有混淆历史真相之嫌,不值得记载.但是,这些故事说明当时人所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力,反映了各种宗教信仰对当时社会、民生的渗透,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如东晋葛洪《神仙传》、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分别为道教、释教中人物立传,成为我们研究早期释、道二教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杂传的史学价值也不可小视,作者若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要使文成法立”,（章学诚《文史通义》）则杂传也有史学价值,不必拘泥于正史传记的雅正标准了.

来裕恂《汉文典》认为“自史学衰而传、纪多杂出；亦自史学衰而文集多传、纪.”唐宋以来文坛盛行的传体文章,但是集部中的传体与史部中的传体有明显差异.徐师曾《文体明辨传》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音骨）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顾炎武《日知录》卷19《古人不为人立传》条也说：“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 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而文集中的“传”与史传不同.“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徐师曾、顾炎武指出文集中的“传”与史学的“传”分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史传作者为史官,传主为贵人名士,所述为其较完整的生平.而文传作者为文人,传主多为小人物或失意者,或为自传,或“仅采其一事”,或为有寄托之寓言或游戏笔墨,与“稗官”文体相似.

自传亦可列在传记一体之中.自传,古人或称“自叙”、“自述”.王兆芳《文体通释》：“主于表身世,明著作,躬行记载.源出汉司马相如《自叙》,流有迁史《自叙》、班书《叙传》,扬子、郑子《自叙》,魏文《自叙》,晋杜预《自述》,梁江淹《自叙传》.”此后,如唐代陆羽有《陆文学自传》,刘禹锡有《子刘子自传》等,自传文体往往直接地表现出作家的个性、怀抱与意趣,文学色彩浓郁.

行状、行述

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唐代李翱《百官行状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故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古时权贵名望之士去世之后,朝廷要根据其德行赐予谥号,史馆要为他编写传记,亲友要请人作墓志,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便是亡者的行状.刘勰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文心雕龙书记》）行状一体,形成很早.《文章缘起》认为：“行状,汉丞相仓曹傅胡干作《杨元伯行状》.”这是最早被提及的行状.《文选》亦收入任彦升的《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此后历代重要文集多收入行状.

和传记文一样,行状是对一个人生平经历的记叙.但是,行状的用途是为死者立传、议谥、写碑志提供材料.因此,不少行状在文尾特别说明撰写此文的用途.如韩愈的《太傅董公（晋）行状》文末表明撰写此篇行状的目的：“谨具历官行事状,伏请牒考功,并牒太常,议所谥；牒史馆,请垂编录.谨状.”再如归有光的《李公（宪卿）行状》,文末也对作状的原由及用途进行了交代：“余与公少相知,诸子来请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遗文字,参以所见闻,稍加论次,上之史馆.谨状.”

按照六朝人的说法,行状作者身份有个演变过程：行状原来是由组织撰写的,后来演变成由亡者的门生、下属或者朋友来写.《魏书甄琛传》记载,吏部郎袁翻曾上奏说,按照古礼：“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由本郡大中正写其行状,“条其行迹功过”,而由博士来评议谥号.无论是谥议还是行状,如果虚夸失实,就按“选举不以实论”,是要治罪的.但是后代情况改变了：“今之行状,皆出其自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当由来撰写时,行状就包括“功过”,后来演变成“出其自家”,即作者由死者家属来指定时,行状的内容只能是对死者的褒扬,而不能有贬抑之辞.赵翼则说：“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孙及故吏为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谁肯与刻核之举?”（《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这些说法都可研究,但行状的只褒不贬确是事实,这与传记的有褒有贬,正是文体上的最大差别.

虽然六朝时就有江淹作的《建太妃周氏行状》,但此后为女性作的行状少之又少,以至许多人认为行状不宜用于女性.宋代俞文豹《吹剑录》就持这一观点.清代王应奎见唐叔达《三易集》中有四篇女性行状,也认为“此恐未可为训”.（《柳南随笔》）推论原因,当是行状的最初功用是进呈朝廷,作为史官议谥、作传的材料.六朝以后,男尊女卑的观念日益强烈,正史中绝少女性传记,自然就很少有为女性所作的行状.

状,本为状人形貌,以刻画人物为中心,要做到“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好的行状,兼具有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如韩愈的《太傅董公（贤）行状》便是行状名篇.韩愈曾为董晋的下僚,对董晋的生平经历、性情品行了解甚详.该文对董贤生平事迹的记叙,有详有略,既有国家政治大事的记载,也有生活细节的描写.特别是记叙董晋冒险晋见手握重兵、意欲反叛的李怀光,对李怀光恳切陈辞,使李怀光及其士卒皆感极而泣,最终打消反叛朝廷的意图.而董晋“其词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于人,无不信”的人物形象也刻画得很鲜明.故有学者称赞说“董晋行状,书李怀光事,大似左氏.”（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欧阳修撰《新唐书》对此文采纳甚多.

逸事状也属于行状之一种,但是又与一般行状有所不同,所以《文体明辨》以之为行状的“变体”：行状是对主人公一生的概述,而逸事状则是节选人物最有代表性的遗闻逸事加以描摹,往往显出作者匠心,所以更具有文学性.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选取段太尉三件逸事,刻画一位正直勇敢的官吏,为传颂千古的名篇佳构.

又有行述一体,与行状大同小异.《说文》云：“述,循也.”因循前人之言行而记之,称为“述”.述作为文体名称,其含义比较复杂.首先,述是一种解经的方式.郑玄笺《毛诗》,认为“述者,述其古事”,是对经书中圣人的言论行为进行阐释申述.王兆芳《文体通释》认为“述”这种文体源出于三国时吴国陆绩的《周易述》,流则有隋代刘炫作的《尚书》、《毛诗》、《春秋》、《孝经》述义.这种“述”文,体现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

后世又有一种类似于行状的“述”体,所谓“述”,就是该文体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忠诚真实地加以记录死者的生平.来裕恂《汉文典》将之称为“行述”.所谓“父作之,子述之”,行述为亡者的子孙寄寓哀思而作,主要记录先人的生平言行、世系爵里等内容.如王安石有《先大夫述》,追思父亲的平生所为.行述与行状,没有本质区别.就二者的内容而言,都是纂述死者的言行事迹,都要求记载真实.行述与行状一样,要在文末说明作文的意图,如王安石《先大夫述》文尾就说：“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铭焉,以取信于后世.”述与状最大的区别,一在于撰写者的身份不同.二是撰写的目的有异.行状最初的目的是呈送朝廷,以供史官议谥、立传时作参考；述则为记先人行迹,以志不忘而作,仅是一种私人行为.

实录

录,是将杂 乱的事物“定例编记”,起到“领理繁杂”（王兆芳《文体通释》）的作用.汉代刘向有《别录》,梁阮孝绪有《七录》,就是将天下众多散乱的书籍,分门别类,总而录之.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云“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以名数,故曰录也.”实录为“录”最重要的文体表现形式.该文体用编年纪事体记录一代帝王的起居行事,要求不诬不隐,强调真实,是史书之一种,也是史官编修正史所倚重的直接材料.由于实录“所书皆天子之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明代朱荃宰甚至认为当时“事之最巨者为实录”（《文通》）.

《隋志》“杂史”类著录有《梁皇帝实录》三卷,注曰：“周兴嗣撰,记武帝事”；又有《梁皇帝实录》五卷,注曰：“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这是史志目录上最早的有关皇帝实录的记载.此后实录的编撰越来越多,《新唐志》共著录帝王实录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归入“起居注类”.

实录为编年纪事体史书,注重对帝王生平事迹的记叙,内容非常详尽.好的实录,在对帝王起居生活进行记录的同时,也有人物形象的刻画.韩愈的《顺宗实录》是一部成就较高的实录体史书.其卷一记载：

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风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医药,天下皆闻知.德宗忧戚形于颜色,数自临视.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还,至别殿,诸王亲属进贺,独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为之涕泣悲伤叹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余日,中外不通两宫安否.朝臣咸忧惧,莫知所为.虽翰林内臣亦无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内外忧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京师稍安.二十四日宣遗诏,上服,见百寮,二十六日即位.

上学书于王,颇有宠.王叔文以棋进,俱待诏翰林,数侍太子棋.叔文诡谲多计.上在,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政,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耶?”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两人相依附,俱出入.

该段文字描写因顺宗重病,德宗担忧成疾,以至病崩.而顺宗在内外疑虑、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不顾病重之体,着紫衣麻鞋,抚慰军民.文章展现了德宗、顺宗的父子之情,及顺宗临危时的帝王气度.在简单记载顺宗登基即帝位后,作者并没有急于记录顺宗临朝处理政事的情况,而是先交代顺宗的两位宠臣王和王叔文,浓墨重彩地插叙了王叔文如何得到顺宗的宠信,刻画了一位老于世故、擅长权术的大臣形象.这种描写,为后文的记录打下了伏笔.可见韩愈的《顺宗实录》并不是流水帐式的记载,而是讲究叙事策略,再加上选材精当,叙述的语言简洁平实,《顺宗实录》成为实录体的代表作品.

自唐以后,历朝都有实录.实录多以皇帝庙号为题名,也有以年号或地点为题名的实录,如《新唐志》著录的《开元实录》、《建中实录》分别以玄宗和德宗年号为题名；《隋志》著录有《敦煌实录》十卷；《新唐志》著录《建康实录》二十卷.《建康实录》所记为六朝帝王事迹,六朝皆以建康（今南京）为首都,故称为《建康实录》.全书起于吴国孙权,终于陈后主,共记载了四百余年的历史.“盖其义例主于类叙兴废大端,编年纪事而尤加意于古迹.其间如晋以前诸臣事实,皆用实录之体,附载于薨卒条下.而宋以后复沿本史之例,各为立传,为例未免不纯等然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征”.（《四库全书总目〈建康实录〉提要》）《建康实录》既为实录,又有大臣的列传,该书可视为实录之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