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朱东润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20世纪一部重要的学术经典.关于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出版,朱先生在1944年开明书店版前面的《自序》里介绍说：
1931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1932年秋间,重加以订补,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1937年的秋天开始排印.
第三稿只印了一半,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西迁,第三稿的下半部丢失了.最后承叶圣陶先生的资助,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由开明书店出版,就是这部《大纲》.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见到《大纲》的初稿和第二稿,对朱先生如何“订补”、“删正”,也就不得而知了.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朱东润先生题赠“东启兄”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为国立武汉大学排印本.这部《讲义》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稿.在《目录》下有一段题记,说：
二十年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次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次年续编至清末止.略举诸家,率以时次,或有派别相属、论题独殊者,亦间加排比,不尽亦时代限也.凡七十五篇.
这段题记所言,与上面的《自序》正相符合.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编撰的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的初稿,第二年又继续编撰至清末为止,这就是第二稿.上图藏的这部《讲义》第二稿,虽然没有出版时间,但是据《自序》所言,应该是1933年出版的.
据《大纲》的自序所言,《大纲》是“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而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部第二稿的铅印本,把两者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大纲》哪些部分是第三稿,哪些部分是第二稿了.第三稿是对第二稿“再行删正”而成的,那么我们通过对照,就会弄清楚朱先生是如何对第二稿进行修改删正了.从1932年到1936年,是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是思想文化界剧烈变动的时期,朱东润先生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呢?通过对《讲义》与《大纲》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什么.抱着这种想法,我花了一些工夫把《讲义》和《大纲》进行对照比较,梳理出朱东润先生在1932年至1936年间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演变.
《大纲》为76节,《讲义》为75节,从第42节《高》开始一直到清末,《大纲》的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显然,《大纲》是由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并合”第二稿的明清部分而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把《大纲》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1936年朱先生“再行删正”的具体情况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讲义》常引述西人理论,作中西比较；《大纲》予以删除,并强调民族精神.
引介西洋理论并据此阐释中国文学是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普遍盛行的学术风气.陈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量引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并常据此立论评判中国文学理论.郭绍虞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就是依据美国学者莫尔顿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体的演变.朱东润先生写于30年代初的《讲义》,亦是如此,凭借对西洋文学理论的熟稔,他有时引用国外理论,如在《讲义》的《绪论》里,就有两大段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edmundgosse）所谓“批评一语出自希腊语裁判之字”,“亚里士多德殆为文学批评之始祖”云云,并称其“论极持平”,同时还引证森世保列著文学批评史的例子.这些在《大纲》里都被删去,仅保留英人高斯的一小段话.《讲义》中还有一些据西洋理论以立论和进行中西比较的断论,《大纲》则或予修改,或径直删去.如：
《讲义绪论》第一段论“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后有一句：“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这一句,《大纲》已删去.
《讲义第四汉代之文学批评》论司马迁云：“《史记屈原传》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象派之论者.”《大纲》改为“推赜索隐,直抒作者之情意于纸上”.《讲义第四十贯云石、周德清、乔吉》有这样一段话：“法国有大戏曲家大仲马者,一曰其子以戏曲作法之秘诀叩之,大仲马曰：‘易耳.戏剧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简短,而中间富于兴趣耳.’其言与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有可以互相证明者.”《大纲》把这段话删去.
这几处的修改,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朱先生自己的思考.我想这种修改大约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释中”的学术模式,抛弃了过去那种引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思路,而注重于发掘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二是在外患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朱先生爱国情绪更加激越,这种爱国情绪在学术上则表现为不愿意仰洋人之鼻息.实际上,朱先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在《大纲》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大纲绪言》第二段,他发表了“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的议论,这段文字在《讲义》里是没有的.《大纲第二古代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诸家》首段“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的大段议论,《讲义》中也是没有的.这不是爱国情怀的寄寓吗?不是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亲和感的流露吗?《讲义》中没有论及陆游的文学批评,《大纲》则给予相当的篇幅作补充,或许也不无深意吧.
《大纲》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变化：《讲义第三十八王、谢汲》是论王《四六话》和谢汲《四六谈麈》的.《大纲》把整节删去,同时补充了“《诗》三百五篇及《诗序》”和“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两节,那是因为朱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研究了《诗经》学,撰著过《读诗四论》.《大纲》还补充了《第十九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诗论》,这一节是《讲义》所没有的.在这一节里,朱先生提出唐代诗论家“大都可分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并继续阐发说：
& #22823;抵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者,其论或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时,如殷是；或发于战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时,如高仲武是；或发于乱离既久、忘怀现实之时,如司空图是.惟有在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弦独奏而为人生而艺术之论起：元结于天宝之乱,故有《箧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间,目睹藩镇割据,国事日非,故有论诗二书.
这一论断是《讲义》所没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删正时撰写的.这一方面是用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来烛照和梳理唐代文论,另一方面从时代盛衰治乱来立论,也寄寓了朱先生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讲义》中有一段比较刘勰和钟嵘的文字,说：
嵘总论诗义有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其言极泛.《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较为亲切.
这段批评钟嵘其言极泛,称赞刘勰其言较为亲切的话,是不够妥当的.钟嵘的诗学观念要比刘勰进步.后来《大纲》中将这段话改为：
《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篱,未加深论.仲伟《诗品》总论诗义,始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则学有专攻,立论自异.
显然《大纲》之论要合理得多.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批评“艳歌婉变”的淫辞,纪昀批点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观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朱先生在《讲义》中批驳纪昀说：“《文心雕龙》成于齐末,纪氏自言之,不应其中议论乃为三十年后之宫体而发.纪氏号称敏给,不意乃有此过,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尽免也.”而《大纲》则删去这一段批驳的话,而改为正面引用纪昀评点《通变》批语.这样修改,态度更为温厚,也更为符合教学讲义的体例.
《大纲》对《讲义》的修改,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讲义》论述司空图的影响说：
表圣此论,以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为极则,其论衍为严羽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衍为王士之神韵论,斯皆其遗胤也.
也就是说,司空图、严羽、王士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司空图与严羽、王士之间相异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对此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大纲》中对司空图与王士的异同,有了新的认识,说：
今以表圣之书考之,知渔洋所云之诗境,仅为表圣所举种种幻境之一部等渔洋论诗,独主神韵,撷取《诗品》诸语,张其宗风,一若表圣之言,与渔洋若合符契者.考之表圣集中,则又不然,今录其《诗赋赞》于次,亦可见其持论之不主一格矣.
《大纲》中更强调王士与司空图相异的一面,认为王士的“神韵”说只算得上是《诗品》诸种幻境之一种,而司空图本书的诗学观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韵所能限.这个见解是更为确切的.司空图也欣赏“涛怒霆蹴,掀鳌倒鲸”的雄奇诗风,称赞韩愈诗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土“神韵”说所能牢笼的.
《讲义》中一些文献考辨的论断,《大纲》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怀疑《诗式》的作者并非皎然,《讲义》据此进一步推测说：
今按原书“文章宗旨”条,称康乐公作诗,得空王之助,其他称“康乐公”者凡三.又书中称人,或分举名字,或沿袭俗称,独与康乐标致独异,疑其确出谢氏子孙所为.《总目》称其摭拾辑补,语允.
但是,皎然,俗姓谢,名昼.《讲义》的这段推测就显得无谓了,并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权.所以《大纲》中干脆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讲义》中其他地方的一些苛责古人的文字,《大纲》一般也都予以删除.
在引用文献上,《大纲》的变化不多,但是有一处还是值得提出来.沈约的“八病”说,对后代影响很大,但是沈约原书已无可考证,后代记录沈约“八病”说的有日人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朱先生在撰写《讲义》时,尚没有见到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所以只提了后两种文献,并说：“梅书出于依托,然所述较为详尽,附录于此,以资印证.”《讲义》所引的“八病”说,全源于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在朱先生修改《讲义》的1936年之前,储皖峰专取《文镜秘府论》中论及的《文二十八种病》已经校印问世.所以朱先生有机会见到《文镜秘府论》中备述沈约“八病”说,于是在《大纲》中,他论沈约“八病”时,依据的文献是《文镜秘府论》,而不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选择的文献更为可靠.这虽为小事,但是正显示出一个学者的严谨不苟的学术态度.朱先生还引申说：
盖自梁陈迄唐,推演益密,其说益完,而唐时日僧来吾国求学者,遂得而存之,亦礼失而求诸野之意也.通过与上图藏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之前半部分,朱东润先生花费了怎样的心思去删改修润,可以体会他在修改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怀和学术探索.可惜的是,朱东润先生最后修改稿的下半部分在战乱中遗失了.朱先生花费的心思,我们只能了解一半.他在《大纲》1944年版《自序》里感叹说：“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书稿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今天,我们比较《讲义》与《大纲》之上半部分,发现朱先生修改之深意和精思,就更感慨第三稿下半部遗落之可惜了.这是日军战火带给中国学术界的又一桩憾事.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