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风格与文学风格的精神痕迹

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学的最后遗迹

文学风格与生活风格具有一致性,1990年代前后文学风格的变化与生活风格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1990年代前后不同的中国文学风格有对应于不同年代生活风格的一致性,还有对应于历史过程的一致性.这种文学风格与生活风格的相互缠绕,使人们相信文学记忆不仅在文学中,更在现实中.

1990年代的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记忆焦点,它胶着了中国现代文学过程中的各种可能与风格,也产生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内容与方向,成为一个前后交错重叠的变幻影像.20世纪初开始确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主题、形式,从1990年代起发生重大变化,此前的文学风格被逐渐淡化以至遮蔽,此后的文学风格开始向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相反的方向转移,其中主要的倾向是从非宏大化、非崇高化到弱化精神性和审美性,而这一切文学演变的发生,都与生活风格的急转直下相关.

中国当代文学1990年代前后不同的记忆,由其所在年代的生活风格形成了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我们感受到的不同的精神风格.文学记忆是精神痕迹,也是文学风格是生活风格,是某种生活风格的发现和体验,也是具体文学风格的表现和创造.1990年代前后的不同生活决定了不同的文学记忆,从1950年代起,大约每十年是一个阶段性年代,每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特殊文学记忆,生活风格不一样,文学风格也不一样,所留下的精神痕迹也不一样.

19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似乎包含了饱满的对未来的暗示,人们更愿意去忽视其中的隐晦混乱,而199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似乎是单调无趣的,容易被看作一个与今天没有多少关系的、逝去的遥远记忆.

但实际上,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代表性,一方面,它们具有非同寻常的、不可重复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它们是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最后的精神遗迹,这最终体现了那一阶段的生活是有明确主题方向的、绝无仅有的历史片断,这样的判断是对比于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模糊的主题方向而进行关注的.

从前一方面说,199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交织密集着多种生活意识、文学意识和政治意识,除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西方文学、苏联文学的影响,还有革命情绪、国家情结、政治理想的影响,它们恰好可以说明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理想与杂居的中国现代生活和文学的过渡性地带,这阶段文学是中国意识和世界意识、国家意识和个人意识共同生活的记忆.

从后一方面说,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国家生活和革命意识成为文学的主导精神和写作立场,这使这段文学成为最后的国家与革命笼罩下的日常生活文学表现,也成为最后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引导下的个人生活回忆,而这种回忆再也不会在历史中重现.

这样的记忆1990年代后在很大程度上被淡漠、忘却甚至压制和敌视,但真实的情景也许是这些生活和文学风格中的某些品质不该被涂抹在一片灰暗中.

这样的记忆的起点是1950年代,那是颂歌年代,生活与文学都具有明快热烈的风格,对、、新中国的赞颂之情占据了生活与文学的重要位置.那时的生活与文学都充满了对从未有过的新生活的喜悦之情,祥和蓬勃的民间生活情景出现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与主题中,喜庆气氛与欢乐情调为以后的生活主题和文学主题的沧桑变化开辟了一个毫不隐晦的开端,而现实的幸福与理想的憧憬是文学的主要表现方向,单纯的人物、民间的生活、日常的情趣、普通的事物与时代的巨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文学单纯而明朗的风格.

1950年代末期,随着生活主题和风格的严峻变化,这种单纯而明朗的文学风格也开始变得严整朴素.1960年代转化为新风尚年代,这个年代的生活与文学共同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相互一致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尺度与框架,描写社会主义的破旧立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是文学的主要内容,这种内容包含着生活现实中对内阶级斗争和对外自力更生的双重主题,这使1960年代的文学风格严谨规整,有明确而一致的现实秩序和写作秩序,共同遵守着严格的制度化美学趣味,人物、情节、结构、语言都严格围绕相似或者相近的主题而形成,而主题基调大多是严峻的,大致排除了有力度的浪漫和幻想,革命浪漫主义只能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形成,这进一步形成了写作立场严正、生存态度朴素、美学趣味单一、文体语言规整的写实风格.

1960年代的严正文学风格成为1970年代的样板文学风格的转折期.1970年代是仪式化年代,生活与文学都变成了仪式,以不同样式确立的同一本质的样板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简单一致的生活模式也是文学模式,生活与文学都按照唯一的精神样板去实施.在同一个样板和框架内完成同一仪式只有有限差别,这种差别的具体性已经基本排除了日常生活的丰盈和生活权利的弹性,也排除了理想生活高于现实生活的可能.没有了理想与现实的差别,文学也相应没有了超越现实的理想表现,生活没有了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文学也就变得可以用一种现成固定的样板来设定和规范.这样的作品缺乏具体的生活趣味和美学差别,共同显示了在同一样板下的简单朴拙、抽象刻板,文学不但形成的是同一程式,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同一生活主题的精神仪式,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人们语言和行为的形式,它变成公认的日常习惯,并且含有重大革命意义,文学是这种仪式的具体集中表现.

1970年代不断复制的仪式化生活使文学也不断复制生活,理想主义被完全压制在现实中,于是理想生活被抽象为现成概念,同时又变得面目不清,到1980年代,生活中被压抑的精神追求与生活希望开始爆发出来,使1980年代成为化年代: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崇高向往与理想主义,但对历史的宏大追求改变了方向,另一方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目标把物质和精神同时从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1970年代的仪式化生活所压抑的自由瞬间爆发出来,人们重新激发了对宏大生活和乌托邦国家的热情,在放弃仪式化生活的同时,生活的丰富性和细致性悄然呈现,在去除偶像崇拜的同时,解放了人的本质和主体,在对美好与富裕共同肯定的同时,确立了人的世俗生活权利,由此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和生活精神的巨变.文学被宏大理想所提升,产生了的向往、突出的主题、明晰的视点、昂扬的情调和思考的活力,这其实完全与当时的生活风格相对应.

在精神的黄昏和的早晨中迷茫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记忆就是那种典型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记忆,因为那种革命理想、国家生活与个人在一起的独特时光再也不会重返,文学与宏大历史和日常生活同时交错,就把文学变成了类似上海的石库门那样能分割出七十二间房却在同一建筑内的情景.这段文学不仅是当年他们的生活,也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不但是过去,也是未来,它们所提供的记忆空间已经不可磨灭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今天人们对那些年代文学的印象像对那些年代的生活印象一样:简朴贫困,却没有改变的希望和空间,但这种缺乏的生活风格也孕育了质朴单纯的文学风格.当新时代像潘多拉的匣子一样打开时,过多涌来的生活可能性让很多人认为:终于回归到了人的本质性生活.

但是,似乎 482;有今天才可能意识到:我们在拥有今天更多的本质性生活时,也失去了1990年代前那一部分的本质性生活:的解放和自由的模仿可能以牺牲生命的灵魂感觉为代价,还可能牺牲掉文学的单纯、朴素、平静,还可能牺牲掉与贫富无间、淡泊相关的和理想主义.

这里包含着一个更深入的话题:1990年代前文学能够包含不同的生活记忆和风格性特点,是因为那些年代的文学都具有某种精神立场,而且几乎毫无立场,因为那时人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虽然这些精神立场因年代而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是在某种精神引导下确立了一些相应的主题和形式.

由此可以发现,199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的重要差异在于精神方向与精神立场的差异.文学对某个时代生活风格的记忆,也就是文学风格确立的过程,而精神立场是生活风格和文学风格的核心.文学风格也就是一个时代生活的精神风格,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生活风格和文学风格,因为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精神感受和精神经验,这种生活风格与文学风格一致所包含的精神立场,标志出不同年代的文学记忆的精神差异,也标志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到2009年,1990年代前那些年代的生活与文学据有精神立场的努力不再出现,没有精神立场就难以建立精神方向.生活及文学的精神方向渐渐退场时,未来的幸福及眼前的精神方向就再也无法在文学中浓烈充沛地展示出来,这可能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致命缺陷.没有方向,就没有记忆,没有方向的生活和文学,无法让记忆产生精神光芒,也难以在记忆中产生生活与文学的希望.

1980年代的黄昏和1990年代的早晨送给中国的是化年代的开始.1990年代在解放人的权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鼓舞了人的和利己主义,在不断推动的个人幸福倾向的影响下,1990年代文学开始颠覆1980年代的宏大意识和乌托邦诉求,并以回到人的本来生活和本来权利为由,倡导平庸化、化,媚俗成为合法的、主流的文学趣味,这些趣味被从审美上冠以不同命名,但其共同根基在于躲避崇高、躲避理想主义、躲避精神立场,进而抑制普遍的价值判断,文学趋向于不追问正邪善恶美丑,以围绕成功和占有而发生的事件为主要描述内容,并将其广泛推行于文学和生活中.

对的早已垂涎三尺、久已觊觎在心,使文学对格外垂青、热切复制.平庸化、个人化、日常化、身体、偶像等写作倾向事实上都以个人为核心动机(最终的结果常常是作家个人的成功远胜于作品的价值),它们都成为化文学风格的不同标志.对利己主义生活的普遍肯定以及对奢华生活深入骨髓的艳羡,使现实意识和文学人物都热衷于现实获取而宁肯卑琐渺小,普遍的放纵在反对质朴与鄙弃穷困的同时,颠覆了1980年代的崇高、和理想主义.

但仅依赖这种颠覆而获得支撑,就可能仅仅是一种颠覆行为,破而不立――难以以这种颠覆而立起自身的主题意义和形式特质,比如“个人化写作”这样的命名就不一定能给具体作品直接赋予美学价值,在缺乏独立主题与形式的共同审美空间时,命名本身不一定能让作品具有主题和形式的独立生命力.1990年代文学的美学趣味、修辞手段今天已捉襟见肘,见出缺乏持久性美学品质,时过境迁、过眼烟云成为1990年代大多作品的共同命运.

1990年始的占有与利己主义的自由延伸和发展,直接控制了2000年代的文学风格,并且,这种风格以假面舞会的形式魅惑人心,其中混杂着各种时尚的技术和文化因素,因此,2000年代的文学风格是一种混乱迷茫的风格.

2000年代是迷失的年代,生活价值模糊,文学价值也模糊,生活和文学都失去了方向.放纵、利己主义、个人幸福、自我表现的相互混杂,使文学与生活同时模糊了价值判断,也模糊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生活与文学同时开始失去相对确定的精神方向,技术社会的兴起更加推波助澜,使文学迅速失去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和界限.

2000年代各种写作对生活的平面化复制以及文学写作相互的复制,表明文学已失去1980年代深入生活提问的意识和能力,文学的经典价值被轻薄以至轻蔑、审美情趣被随意调笑以至玩弄,写作日益失去清晰的方向和独立的形式,任何写作都可能、也可以被承认是文学作品,它们甚至可以改写或者取代文学中的经典意义,广泛流动的、没有界限的自由写作冲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写作和主流意识,也影响了新的文学思考和文学表现.

问题在于,所有的去文学化写作都要借文学之名来立身,而真正的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夹杂其中,这样的鱼龙混杂、不辨真伪使人们无所适从,文学愈来愈陷入迷失状态:该让文学去独立创造还是尾随生活该让文学去审视人们的精神生存还是依附于现实利益便利生活、虚拟人际、瞬时情感、泛滥、抵制思考等都使生活与文学不需要个性与创造,而只需随波逐流,面目模糊.

生活记忆与文学记忆是一体的,生活风格迷失会带来文学风格迷失,并且文学的迷失会反过来推动生活的迷失.文学记忆不同于其他生活记忆的,是文学记忆具有风格性、是文学记忆的特殊精神方式和美学方式.1990年代的各种文学写作是写作自由以及个人自由的表现,但这些风格中也混杂了滥施自由和过度自由的生存态度以及写作态度.自由并不等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更多的人恰恰不愿意受到限制,更喜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当生命自由和写作自由迷失的时候,不论个人化还是平庸化,或者身体写作还是底层写作,不论以什么风格命名,都可能迷失在以自由生活为名的任何作品中,而文学记忆由于生活和写作的过度自由,也可能就此迷失,那么,文学记忆的风格怎么能有把握不迷失

鉴别生活风格与文学风格的幸福追求

无论从生活风格还是从文学风格本身出发,如果仔细观察,都会发现,1950年代以来中国生活风格和文学风格的变迁与人们对生活中的幸福追求密切相连,这些生活与文学关切的焦点都是人们是否幸福和怎样幸福.生活风格和文学风格其实总是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相关,任何时代的生活都在追求一种幸福,不管是天国幸福还是世俗幸福、是身体幸福还是灵魂幸福,历史的过程和方向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和方向,这也成为199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始终面临的核心主题和区别.

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变化虽然眼花缭乱,但更多关注的是人们的幸福,大量作品都围绕着人们对幸福的感受而发生,各种不同写作的区别常常在于怎么去看幸福和描写幸福.这些年的文学风格与生活风格相连,而生活风格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相连,从1990年代起,很多的文学记忆都与如何获得个人幸福有关,从城市到乡村的文学记忆大都看到追求幸福的叙述踪迹:有小资的、有底层的,有主流的、有平民的,有身体的、有头脑的.

在1990年代后,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生活风格和精神感受都似乎越来越远离我们,似乎它们可以被从今天的生活中推出去而作为一个观察目标来看待,这可能出于1990年代前的幸福观与1990年代后不一致.现在文学对生活的感受往往集中在时尚的幸福追求上,生活风格与文学风格相一致,幸福实际上是这些年生活与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并且深入& #21040;了文学风格中,怎么看幸福常常和怎么写幸福一体化.所以,1990年代的文学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年代的幸福风格.

然而,1990年代后的文学风格所包含的幸福感受是真实的吗或者说,与这样的幸福风格搭配出来的文学风格能有效提供一种诗性精神和追求吗人类的幸福追求除了富裕与安全,就是快乐与自由,不论什么样的幸福,最终的感受是精神的和心灵的.文学本来就是心灵性和精神性的,而幸福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灵性和精神性的,不具有一定的精神立场,文学怎么去感受幸福如果不具备某种精神立场,人们可以任意由现在的幸福去认定过去的不幸福.但实际上,过去的不幸福有可能是幸福的,今天的幸福有可能是不幸福的.

不论幸福与不幸福,当时文学的幸福记忆是否真实有效由于生活风格与文学风格的一致,生活的幸福与文学记忆的幸福也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追问: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人们没有今天这样富裕悠闲,也没有今天这样奢华,但他们是否就一定是沉重、压抑、苦闷的是否就一定是不幸福的那样的幸福记忆来源于一种精神立场,它的发生对今天的幸福记忆有什么意义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写实风格显示的,其实就是一种幸福风格.半个世纪的天灾人祸之后,获得幸福的感受遍布于1950年代的日常生活中,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发生的政治运动和文艺运动中,虽然这种民间生活与时代巨变交织产生的生活幸福被分解了,文学中单纯明朗的生活幸福感也被瓦解了,逐渐形成以政治概念影响生活与文学的风格和形式,但那种单纯明朗的幸福追求的尾声仍然延续在1960年代的生活和文学中.

1960年代的现实和理想、日常生活与宏大主题仍然相互配合,并且具体化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但现实与理想已经不像1950年代那样自然贴合.1960年代的现实开始绑架理想、生活开始抽象革命,让人们以为正在发生的现实就是已经实现的理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生活的普遍内容,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追寻一个高高在上的理想幸福.1960年代的幸福不同于后来1970年代的是:理想还高高照耀在1960年代的生活和文学中,只是这个理想不断在现实中呈现.

1970年代的仪式化文学显示的,是按同一样板复制的仪式化生活,这种生活神圣化了一种幸福,理想被消解于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现实就是理想的复制,人们活于现实就置身于理想,那就是人们的幸福.这种仪式化生活的重要特点是生活与仪式的一致性,以及在这种生活和精神中的无差别性,其目的是把不断延伸的生活过程塑造成一种不断重复的精神仪式过程,树立真理性生存的革命感、权威感和神圣感,而在这种仪式下的真理性生存,就是人们的幸福.

1980年代的生活打破了1970年代那种近似古老农耕生活的平静秩序,不断激发出生命活力和生活变化,生活与文学都充满希望和憧憬,文学风格和生活风格都不断萌动着变化和挑战.1970年代不断复制的仪式化生活延续的,是1950年代以后没有什么本质性变化的生活和文学,但这样被不断复制的现成生活和文学中仍然无法排除简朴有序、平静单纯的幸福感.1980年代产生的是一种和希望的幸福感,美好与富裕获得同等地位和权利之后,与之伴随的创造意识被激发,创造与开拓的成为1980年代生活与文学的共同标志,也成为生活与文学的共同幸福感受.

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生活不论有什么区别,几个年代生活的一致性在于其真诚、单纯、明朗和幸福的有限性,没有今天这样多的丰富性幸福感受,也没有这样多的虚伪狡诈和阴暗多变,而那些年代人们的幸福感和文学中幸福感的记忆也在于这种真诚、单纯和明朗和有限性.虽然这样的幸福感受和文学感受是有限的,但无限的幸福主题并不能与无限的主题相对应,然而,与今天相比,我们却试图靠发动普遍的、全民的主题来描写、塑造、完成幸福主题.

从不同年代的幸福追求与文学风格的关系讲,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生活和文学有与1990年代后的共同之处,也有与1990年代后的不同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鉴别了文学风格的精神和审美特质.每个时代不同的幸福追求是生活与文学的主要感受,这种幸福感受成为1950年代至1980年代文学风格的一种核心感受和核心视点,这种追求和感受幸福的风格,直接影响1950年代至1980年代单纯、明朗的生活风格与文学风格.

1990年代以前生活的简朴和1990年代以后生活的奢华并不能决定人们的幸福,但却决定了文学对幸福的记忆.从精神立场变化的幸福去思考,今天的是幸福的核心动机,满足就是幸福.那么,这样的普遍幸福可能是不幸福的,过去被认为不幸福的倒可能是幸福的.

因此,以往那些文学记忆中的幸福感受不能断然被遗弃,不但意味着那些生活风格中的美好不能被遗弃,也意味着那些文学风格中的美好不能被遗弃.既然幸福是精神性、心灵性、历史性的,我们就无法验证1990年代以前的生活不幸福,无法证明那些对幸福的文学记忆是虚假的.1950年代的单纯、1960年代的朴素、1970年代的无欲、1980年代的,不能代表整个年代的品质,但的确是那些年代中的某种品质,它们都曾包含在那些年代的生活中,也是贯穿于当年生活的一种幸福感受,人们怀恋当年生活和文学中的某种情景,常常是因为这样的幸福感受在1990年代后的生活与文学中不再重现.

(徐肖楠,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