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城市的意义
城市是从乡土母体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社会类型.它像一个吸盘一样附着在乡土这一营养体上,同时又是乡土文化的克星.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恩怨交加来形容.近代城市是人类文明风暴的中心,也是人类摆脱自然束缚而产生的成果的集中体现,其中包含着人类重建自己幸福生活的野心.城市结束了人类的自然分散状态,通过各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契约规则、分工形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无论什么民族、什么地域,城市发展的趋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城市学家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有三个：1郾拥有一个交换、消费的商业市场,为市民的劳作和生计提供空间,这是城市凝聚力的世俗和层面.2郾拥有安全的保障,世俗权利机构不仅要为城市的统治者,更要为聚集在这里的普通市民提供安全保障.3郾建构神圣空间,包括庙宇、教堂,解决的是城市凝聚力量的终极关怀①.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波特诺也认为,城市将人们聚集到一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的是：神圣权威、战争或者政治的强力,世俗生活的快乐和利益.因此,他称城市是伟大而至尊的②.无论城市生活内部存在怎样的不足,它依然是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生存形式.无论如何,市场应该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是基本条件,不是附属条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等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③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城市出现相对于古代社会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发现了社会分工、资本和地产分离、建立在劳动交换基础上的城市的异化现实,由此他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的乌托邦理想.事实上,城市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它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任何一次社会的变革,也都伴随着城市的变革.古希腊城市繁荣,是古代社会繁荣的标志.欧洲十一世纪前后城市的再度繁荣,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标志.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化城市的繁荣出现在美国,这种巨型城市更加体现了人类的能力和野心,当然也埋下了城市危机的种子.二十一世纪,随着交通、通讯的高度发达,随着诸多卫星城的迅速崛起,中心城市的危机四伏,有人称之为“病态的城市”,并推论出“城市终结”的结论,认为巨型城市中心地带正在缓慢死亡,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收入很低、过于依赖公共性服务的人群④.关于后面这一观点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城市或许正在“终结”.但当代中国正处在现代城市兴起的阶段,城市化刚刚起步.其巨型城市发展正方兴未艾,市中心的地租正在兴奋阶段.它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二、中国的城市
八世纪长安人口约为一百万,金人入侵前的开封人口为八十五万,蒙古人入侵前的杭州人口为一百二十万,列于世界城市最前列.明代的南京和北京也是世界城市之首.一千八百年之前,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⑤.不过,这一类史料考据的结果,有可能会掩盖问题的本质.中国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它会衰落并从世界前列跌落下来?
中国古代都城中,宫城之外的居要是宫廷官员和军人的家属,还有一些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者.他们居住的房屋就是所谓的民居.这些民居的布局是严格按宫城的总体布局或者风水而设计的,是皇宫的陪衬.直到宋代,民居才开始有较大的发展.通过《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看到北宋汴梁（开封）城的民居和街道的状况,以及相应的商业交换的繁荣.特别是南宋的临安（杭州）城,更是街市繁荣,勾栏、瓦子、书肆、庙会、寺观的发展,大有压倒宫城的势头.只有街道、市场和民居的繁荣,或者说民间商业交换的繁荣,才是近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前提.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古代城市中“城”的部分渐渐萎缩,“市”的部分渐渐壮大,使得街道、市场和民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尽管明代北京和南京的城市布局,依然是按照中国古代权力结构（所谓的“皇家气派”）模式来规划的,但更多其他的城市布局,都是按照自由城市（“市”）的结构发展的,比如上海和香港.那种将“市”（街道、市场、民居）当作宫城、太庙和社稷附属品的城市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城市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需求之上的行政区划治所系列（皇都、府、州、县所在地）,或者称为“城郡”；一是行政区之外的城镇系列,也就是以经济因素为主的“市镇”.但是,中国的市镇尽管数量繁多,但一直受制于行政治所而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所知道的著名城市基本上是行政治所的城市.与此同时,行政治所城市（特别是皇城）的变化极大,不断遭受不同朝代统治者的毁坏,根据朝代更替,城市在一个“毁坏―重建―再毁坏―再重建”过程中循环（比如咸阳和洛阳）.一些城市学家惊奇地发现,同一座城市,中世纪的规模和人口超过近代的规模和人口.可见中国城市受到政治军事的影响太大,没有自主性和自律性,更没有自己的法律体系.
中国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跟欧洲城市发展的道路差异很大.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赵冈认为：“中国的城郡自古以来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先秦的城郡是侯国 340;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秦以降,城郡改为地方政府的治所,是全国行政系统的网点,或是重兵驻守的战略要地.总之,都负有政治使命.”⑥赵冈将中国城市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到南宋,城市人口上升,并且向大都市集中.第二阶段是南宋到近代,城市发展进入停滞阶段,城市人口下降,从南宋的22％下降到十九世纪中叶的6％.第三阶段是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近代化以来,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五口通商和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城市人口重新开始回升⑦.不过,到第三阶段,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了.
晚明史研究成果表明,当时的南都（南京）完全具备了现代化城市的基本要素.研究者通过对《南都繁绘图》、《应天京城图》、《上元彩灯图卷》,以及传说为仇英所作明代《清明上河图》等的比较研究,重现了当时南京城的消费图景,特别是现代城市感觉,比如观看的、休闲而非劳作的市民、娱乐业的发达等,绘画中显示出来的与吴派绘画抒情性相对应的叙事性风格（这种叙事性正是市民社会兴起的一种表征）⑧.晚明以南京为代表的现代商业消费城市的终结,是因为战乱、特别是清兵入关导致的结果.这就是中国城市发展之所以不断受阻的原因,每一次都被一个更为落后的民族所打断.
三、乡下人和城里人
冯友兰认为,自周秦以来,中国人就是城里人,周边的人都是乡下人；中国向来就是城里,周边都是乡下,乡下是城里的殖民地.中国这个城里,不断地被乡下的牧民、农民所占领,占据了衙门和城池,但那些人终究是乡下人,他们不能把城里人降为乡下人,只能够将自己升为城里人.他们变成城里人,也就是变成中国人,这就是同化.中国人对异族的同化能力之强大,不是因为中国人能够同化异族人,而是因为城里人能够同化乡下人的缘故.所谓的“夏夷之别”,除了民族本性之间的差别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城乡之别”(9).
无论是元代来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还是明代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还是清代在中国南部旅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伯来拉、克路士、拉达等,在中国城市面前都露出了惊诧的目光.见多识广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谈到元大都时惊奇不已,他说,“汗八里新城”也就是皇城的“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⑩.皇城之外的物产之丰富、商业之繁华的景象“是世人想象不到的”(11).利马窦在谈到明代南京城的时候说：“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城市等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超过它的类似建筑等百姓精神愉快,他们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等两个人从城的相反两方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12)利马窦还谈到了北京城,尽管不如南京,但他预言,由于朝廷北迁,北京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13).伯来拉的《中国报道》中提到南方一些次级城市也是惊诧不已：“城市极壮丽等大得出奇等泉州的街道,及我们在别的城市看到的街道,都相当平坦,又大又直,使人看来惊羡.”(14)
中国人的“城里人”资格保持了一两千年,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遇见了一个空前底变局等忽然成为乡下人了”,欧美人成了新的“城里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城里人”的地位,“是因为在经济上它们先有了一个大改革.这个大改革即所谓的产业革命.这个革命使它们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经过了这个革命以后,它们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经济制度.这个革命引起了政治革命,以及社会革命”(15).产业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欧洲来说,这次革命是其历史自身的进步,对于东方国家（中国）来说,这一变局却是毁灭性的.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者农业经济,转化世界市场交换中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就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东方中心向西方中心的转型,或者说是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通过城市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
中国历史迈进近代,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型的过程.但在传统价值观念中,中国人向往和依赖城市中“城”,因为它是权力中心,它与府、州、县等小城镇权力中心的上司,是城乡一体化的价值核心.中国人怀疑和鄙视城市中“市”的部分,古代城市规划中没有“市”的地位.顾炎武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16)这种观念到二十世纪初遭到了强烈的冲击,现代化、工业化、商业化,也就是现代城市化价值观开始压倒农耕文明的生产价值.
中国城市的这一次变化与历次不同.历次城市变化带有政治和军事性质,也就是军事征服的胜利者,将前朝的城市作为其权力象征予以毁灭,然后重建.而近代这一次,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对中国传统城市形态在价值上予以彻底否定.这种否定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大量现代文明器物的引进（机器、工业品、煤油、肥皂、自行车、摄影机等等）,对传统农业文明器物（手工制品）,包括它的精华（宫廷宝物）予以否定,并且从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实用性角度,引诱、吸引普通市民对其产生依赖感.与此相应的是第二方面,新型繁华的欧化样板城市的兴起,特别是近代上海的崛起.当时的上海,没有任何行政地位或政治意义,它仅仅是一个具有“殖民”色彩的商业城市.但它确实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另一个中心,商业中心乃至新文化中心.上海城市的这一中心地位,在20世纪下半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四、城市与文学
正如在前面讨论过中国古代城市一样,我们也要涉及与古代城市相关的文学.由于对城市的定义不同,因此对城市文学的理解也不相同.城市史研究者考察了中国城市演变史之后认为,从北宋开始,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城市结构和城市化的革命,其主要表现为：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郾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17).
与此相应的是“城市化”过程,也就是农民大量地向城市集中,并逐步转化为市民（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北宋京城汴梁（开封）在当时非常繁华：“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笔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纲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18)
北宋城市的种种传统制度上的限制开始废除,“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都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强烈起来的缘故”(19).这种自由、放纵、享乐、化 340;生活,正是一种市民阶层的生活,它导致一种新的都市生活方式、都市风俗、都市娱乐生产的兴起,进而引起一种新的城市意识的生成.
宋代的小说是典型的市民文学,也就是话本,它主要是“在瓦子里讲唱的,是真正出于民间为广大市民所喜欢的东西,不同于唐朝的传奇.瓦子像是现在的庙会,是个易聚易散的地方,以讲史、小说为主要演唱的东西”(20).当时的话本小说演出的场所,主要集中在“瓦子勾栏”、“茶肆酒楼”、“露天空地与街道”、“私人府第”（当然也包括宫廷和乡村）.与此相应的,还有演出的“招子”（节目单和广告）,收钱的规则,等等.可见,那时的市民文学已经在摆脱对朝廷政治的依附,由御用文人或艺人,转化为依附市场的生产者(21).尽管那时的文艺内容与封建时代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但承载它的空间形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市民空间”.除话本小说之外,通俗歌词也是当时城市文学的重要的形式,主要作者有柳永、周邦彦等人,他们的歌词主要表现都市繁华、羁旅烦恼、男欢女爱、离情别绪、歌妓色艺、底层女性.
明代是古代城市文学的另一个期,出现了以《梅》、“三言”等为代表的所谓“市人小说”.与同期其他小说相比,《梅》几乎摆脱了“土地―家族―国家”这一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纠缠,而直接叙述了一个“市民”家庭的日常生活故事、故事、经济活动、消费行为.尽管其中也有宫廷政治的影子,也有家族文化的阴霾,但毕竟是最早的广泛地描写城市居民日常世俗故事的小说.当然,与十八世纪的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小说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其中“个人主义”的影子很淡,但是“家族主义”的影子也很淡.因为它有城市背景,但没有城市精神,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所关注的个人经验并不相干.因此,当它无奈地变成了一个浪荡子的故事的时候,难免落入“劝善惩恶”的俗套.
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兴起,既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兴起相关,又是一个与全球接轨的现代化过程.首先我们就要提到的是“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这是一个清末民初出现在中国现代大都会上海（后来也转移到北京和天津等城市）的通俗文学流派.它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受众的接受传统而继承了古典小说的表达手法（以长篇章回体和短篇传奇为主）,另一方面又是大都市现代传播媒介兴起的产物,作品主要刊登在《民权报》、《申报》等报纸,《小说丛报》、《礼拜六》等杂志.其主要作者为徐枕亚、包天笑、秦瘦鸥、张恨水、范烟桥、恽铁樵、周瘦鹃等.其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但以才子佳人、婚姻恋爱为主,“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阅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22).恋爱小说,还有武侠小说、问题小说、讽刺小说、黑幕小说等等.简单采用这一命名是为了快速解决掉他们,在文学评价的意义上是无效的.
这一流派曾遭到新文学运动的激烈批判,认为它是封建阶级和买办阶级趣味在文学上的反应,是封建遗老遗少的文学,是十里洋场这一殖民地租界的畸形胎儿,是帮闲的、消遣的、游戏的、金钱的文学.近年来,研究者对这一流派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说这一流派反映了封建地主和洋奴买办阶级的文学集团是缺乏依据的等他们对劳工和劳农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23).认为“这一流派是以都市通俗小说为其主要特色.它继承了中国小说等的衣钵,而又以反映都市生活为主,说它是一个中国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流派是符合它的创作概貌的”(24).现代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人口集中）过程是这一流派产生的背景,大众传播和文化消费的兴起是这一流派产生的动力.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城市兴起之初,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勃兴,以及市民休闲娱乐生活的丰富,都会出现通俗市民文学.文学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固然重要,但它的娱乐功能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普通市民而言.这种情形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市民通俗文学的兴起很相似,但总是遭到一些人的简单否定.蝴蝶鸳鸯派的问题当然很多,比如,它没有找到一种当时的语言和形式,而是像“蟹寄生”一样寄宿在传统文学的形式之中.创造一种新的形式,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特别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的功绩.
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又一次城市文学的,其主要作家是叶灵凤、张资平、曾今可、章克标、刘纳鸥、穆时英、茅盾、丁玲、张爱玲、苏青、徐、无名氏等.这一批城市作家的小说,与京派的“乡土小说”和“乡土文化中的城市小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城市类型的不同,造成了其创作风格的巨大反差.活动在古都北京的京派小说的文化依据,是历史、传统或文化人类学的,其主题多为传统市井风俗,底层劳动者的遭遇.像《骆驼祥子》那样的小说,其主人公的核心价值就是传统的农民价值,以身体能量换取生活资料.他身上没有觉醒的城市意识,更无法进入官僚城市的上层,因此只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而沈从文则基本上对都市视而不见,而是以想象中的乡土精神来抵御城市精神.
此时期的海派文学,无论是早期的张资平、叶灵凤等,还是中期的刘纳鸥、穆时英等,抑或后期的徐、无名氏等,甚至茅盾、丁玲或者张爱玲、苏青,其作品都充分表现了现代都市主题.这些主题主要是建立在现代市民基础上的“诱惑―女性”主题、“利益―商业”主题,“暴力―革命”主题；还有建立在个人感官基础上的“观看―流浪”主题,“休闲―消费”主题等.
茅盾的《子夜》集中表现了这些主题.小说一开篇,就展示了东方大都市夜晚的霓虹灯、“巨大的怪兽”一样的洋房,“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在一位中国乡绅吴老太爷眼中的的大都市就是“孽障”：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的扑到吴老太爷的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等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等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25)
此外还有“公共汽车的罢工额“,”工厂的”,“的标语”,“女人裸露的手臂”、“丰满的”.吴老太爷就这样被蜂拥而至的都市的速度、色彩、人群、女性、高楼窒息而死.这死,无疑象征着乡土文明之死.在穆时英的《黑旋风》中,上海则成了一个 “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还写了一些另一风格的小说,表现了大都市的虚幻色彩、畸形文化.最虚幻和畸形的,当然是徐的人鬼恋故事《鬼恋》,细节那么真实,情节那么感人,情感那么真挚,但偏偏就不是真实的,它是一个阴间的故事,是一个梦幻.这或许正是大都市的精神写照?
新中国是二十世纪“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成果,这是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革命”（法国、俄国）不过是一个诱因而已.与此相配套的是一种农民意识形态,包括革命和建设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文艺创作中的“工农兵方向”等等.尽管中国革命的方向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目标相一致,但它拒绝资产阶级,拒绝城市文化.或者说它建立了一种以“生产”为主导价值的中国式的城市.在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农民形象、田野风光、草鞋和锄头、动物,等等.城市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
1958年的《收获》杂志曾经刊登了一部描写城市的长篇小说,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只是描写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接受改造、放弃抵抗、悄悄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从此,文学与城市基本绝缘.有一些小说的故事也是在城市,比如五十年代几篇遭到批判的小说：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的《红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但城市,没有成为这些小说的主题.萧也牧的小说是一个革命者进城之后,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之间的冲突.宗璞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些故事也可以发生在乡下）.王蒙的是一个“单位”的故事,办公室的故事,与城市也没有关系.既没有现代城市的外形,更不可能有现代城市精神.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一批曾经生活在城市的著名作家,比如张承志、史铁生、阿城、韩少功、梁晓声等等,包括上海的作家王安忆、陈村、叶辛等人并没有将自己生长于斯的城市当做描写的对象.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直到一批带有现代派色彩的“新潮小说”的出现.首先是北京的作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城市的故事》、《剩下的都属于你》等.广州作家刘西鸿的《你无法改变我》,更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城市小说.接下来就是北京作家王朔,他的《空中小姐》、《橡皮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当时,这些小说被称之为“现代派”而遭到批判.其实不过是一些中国农民不大熟悉的现代城市文学而已.当然,现代派文学与城市本来就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很多农民住在一起制造肥皂和饼干,到处都是冒黑烟的大烟囱,以及钳工车间一样的“工人新村”,不一定是城市,它的本质还是村子.没有现代城市就没有现代派文学.没有现代表达的技巧也没有城市文学.上海作家再也没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对城市的敏感了,只有晚些时候出现了孙甘露和张献等城市作家.上海在八十年代的主要文学功绩不在创作,而在批评.
真正的当代城市文学的出现,是1995年前后的事情.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年轻作家,被称之为“新生代”.城市的兴起使得他们获取了城市经验.“新潮小说”和“先锋小说”的文体试验,使他们获取了表达的技巧.这些作家无疑集中在一个大型城市.比如北京的丁天、邱华栋、狗子、李冯等,南京的韩东、朱文、吴晨骏等,上海的卫慧、棉棉、西等,另外还有周洁茹、叶弥等.还有一位被迫终止创作的深圳作家缪永,其代表作为《驶出街》和《我的生活与你无关》.遗憾的是,这些以现代城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大约风行了五年,就遭遇了网络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击,至今一蹶不振.
【注释】
①［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3―6页,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意］波特诺：《论城市伟大而至尊之因由》,1―15页,刘晨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美］莫什萨夫迪：《后汽车时代的城市》,27页,吴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17)［美］施坚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30―32、24页,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⑥⑦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12―13、29―30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⑧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见李孝悌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1―52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⑨(15)冯友兰：《新事论》,见《贞元六书》（上）,247、24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⑩(1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117、132页,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12)(13)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286―287、329页,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都行纪》,5页,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
(1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人聚.
(18)孟元老：《梦华录》序.
(19)［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277页,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0)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1)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45―5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22)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见《二心集》,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关于“鸳鸯蝴蝶派”的命名问题还有许多说法,无关宏旨,不再引述.
(23)(24)范伯群：《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新论》,见《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5)茅盾：《子夜》,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