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责任

李更:夏老师,上次见面还是1992年我到天津你家里,一晃15年过去了,而上上一次是1984年,我们在安徽开笔会,一路走了合肥、芜湖、歙县、屯溪,又一起上黄山,你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身体非常好,总是走在队伍前面,喝酒也最爽快,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群体性的中国一流文学评论家,受你们的影响,从此我也开始搞文学评论.那次见面的评论家好多已经谢世了,实在令人感叹.

夏康达:1984年在安徽的笔会上,你是最年轻的一位,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吧?那次会上新认识的朋友中后来一直保持联系的不多,20多年持续交往的更少,你是一位.后来你出一本杂文集是我写的序,这是你的第一部文集,也是我给人写的第一篇序文.

李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时尚,总是有一些具体的项目去体现,比如说文学,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清有小说,民国有杂文,这些具体的载体代表了当时文化的主要风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繁荣有目共睹,特别是新时期开始,人们还没有把物质享受当作人生的重要追求,所以精神层面的要求成为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需要,那个时间,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受到欢迎,尤其是小说,甚至有一种说法,一个没有小说作品、特别是没有长篇小说的作家是没有文学地位的.而在2007年,小说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写小说的作家,特别是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已经有了生存上的问题,而情况好一点的长篇小说主要还是靠电影电视剧的关照,所以在相当多的批评家看来,小说已经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关键时刻,你怎么看?

夏康达:任何文体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繁荣、衰退、消亡的过程,小说应该也不例外.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等外部原因,文体自身是否还有继续创新的可能性,是是否还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从唐诗到宋词,可能就因为旧体诗艺术创新的可能性基本穷尽,词的长短句形式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所以能取而代之.然而诗的基因在词中依然存在.这与人的遗传近似,前辈虽然亡故,其子孙的血液中依然有他的血缘.在抒情类或叙事类文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都有类似的现象.从外部原因看,传播手段的发展对文体演变影响很大.说书人的出现,扩大了口头传播手段,促进了章回小说的发展.印刷术的进步,催生了长篇小说大发展.没有现代报刊的繁荣,不可能有杂文的兴旺.所以当前传媒的日新月异,不可能不影响文学的处境.

从以上两方面看,我认为现在断言小说面临消亡,恐怕还为时过早.如与新时期初相比,现在的文坛可以说盛况不再,比较冷清.有人称之为边缘化了.但是那时的状况正常还是现在的状况正常,我认为是现在.前者是一种特殊现象,不仅世界少有,中国历史上也少见.一个作家能否以创作为生,这也不是文学兴旺与否的标准.我们现在还有一批专业作家,国外的大多数作家都是业余的,另有谋生职业.我看到的是,我们现在还时有新作诞生,依然有颇具创意的作品涌现,小说的创作可能性尚未穷尽,这才是小说现在还不至于消亡的根本原因.顺便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中篇小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的代表性文体,面对世界文坛也无愧色.目前中篇的盛况应该说还未结束.从创作队伍看,依然不断有新人涌现,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女作家,她们的文学才华令人刮目相看.

从传播手段看,影视等的发展确实对文学形成很大冲击,但也带来机遇.网络文学就是随新媒体应运而生的.如果没有互联网,“80后”文学就难成气候.网络这个第四媒体究竟会给文学带来什么,现在恐怕还很难预料.而现在文学的泛化现象非常普遍,文学元素渗透于各个艺术领域,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此处不可能深论,只是亮亮我的观点.我还认为,“边缘化”对文学未必不是好事,边缘一点可能就更自由一点.我不是说现在的文学创作没有问题,然而哪个时代的创作会没有问题呢?所以,最后我想引用鲁迅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文坛无须悲观.

李更:你多年担任作家职称的评定工作,其实我们都知道,职称评定这个东西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怪圈,里面的潜规则是谁都明白的,本来,职称应该是知识分子进行公共评价的一致标准,但是随着职称评定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工作越来越像一个游戏,甚至是儿戏,其标准不是越来越有权威性,而是人为的因素越来越大,评定过程的腐败问题也越来越多,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比如代考的,写论文的,直接找评委说情的,所以连不少有良心的评委私下也承认职称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水平.但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评价体系,就像高考一样,虽然我们都知道应试教育的祸害,在目前却没有更加合适的替代形式,特别是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生存在体制内,那么当然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职称可以直接反映到个人在单位的实际收入上,所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不得不被迫参加这个游戏项目.在作家职称上,还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其它门类的职称,也有个评聘分开的区别,作家职称更是如此,比如在广东,公务员是不能参加作家职称的评定的,我一直不明白这里面的原因,而在大部分单位,作家职称也不能被有关领导认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作家职称只是个名誉上的东西.同时我们还知道,作家的水平、也就是其为广大读者认知的实际水准,并不是职称所能真实反映的,你作为专家,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夏康达:我虽然多年担任天津作家职称的评委,但我始终不明白作家为什么要评职称.要说也明白一点,如果不定职称,专业作家按什么级别拿工资、分房子呢?除此之外,作家的职称除了贻笑大方,根本毫无意义.岂止是作家,本来只有大学教师、医师、工程技术人员等几种职业有职称,其他工作都只有职务.现在职称也空前泛化了.这就是体制的问题了,不便在这里多讨论.我完全同意你对作家水平的认识,所以只要有别的名目可以拿到工资,就不要去理睬那个作家职称,一切拿作品说话吧!

李更:你参加过一些文学奖的评定工作,近年来,文学评奖一直备受诟病,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每次文学奖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众望所归的,其中出现的争议不多,所以者同时也成为文学明星,而现在,人们很难再有这样的热情去津津乐道各个获奖的详尽情况,有人说这是文学边缘化的表现,可以理解的,我认为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文学奖被人为操纵的因素太大了,想通了,文学评奖也是一种游戏,但是应该有起码的严肃性等你能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吗?

夏康达:很抱歉,我无法介绍有关情况,因为没有参与其事.80年代初参与过两届全国中篇小说的评奖工作,一批人集中起来阅读和讨论了一个多月.记得有一次是《人到中年》排名第一.现在除了参与一点小说的排行与评奖,只参与过评选天津市的青年作家奖.在我参与的评奖中,都没有你提到的那种情况.对评奖的看法,在回答下个问题时讲吧.

李更:有人说文学奖没有权威性还在于其组织不严密、评选标准不一致、规则不合理,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老让人牵挂,就是其评选的严肃性,我们先不去考虑其政治倾向,其实任何一个文化性评奖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起码一点,人家评委 肯定不会自己去参加评奖.我们许多评奖活动,有些专家一方面当裁判,一方面当选手,自己给自己评奖,比如一家刊物的主编自己给自己评了大奖,我忽然想起来,当年冰心作为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评委,自己也获了奖,尽管是他人的美意,但她却没有拒绝,你怎么看?

夏康达:文学为什么要评奖?是为了鼓励、引导、提倡评奖者想要弘扬的某种创作追求.文学评奖又不同于体育比赛,没有一个客观的量化标准,人们的文学观与审美观的差异又那么大,所以我认为任何文学奖都很难像体育比赛那样得到绝大多数人的一致首肯.因此文学奖必然是多元的,各个奖项都只能体现它所想表彰与倡导的文学理念,有时候同一个奖换一批评委可能就会评出另一种结果.然而,不同奖项评奖的理念、标准可以不同,但必须保持评奖的严肃性,也即要反对一切人为干预、暗箱操作等不正之风.一个社会,重要的是风气要正,一旦风气不正就什么好事都做不好.文学评奖也是如此.

李更:我现在还记得23年以前我们在安徽开的“全国改革文学研讨会”上,有老师说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读别人的作品是必须的功课,但是作为专业的习惯,也成为生活中的负担,特别是要看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文字,到了评奖时,不得不大量地阅读,有时简直觉得那些文字像苍蝇,你还不得不为了工作去吞它,没有丝毫阅读的快感,你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吗?作为专业的阅读者,你会将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吗?

夏康达:搞文学评论,不能不读作品.一旦文学阅读成为职业的需要,阅读快感肯定要受影响.尤其是阅读自己不喜欢的作品而作为任务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下去时,确实是个苦差使.但读到好作品时,你就会感到从事这个事业真幸福.我这个人战线太长,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总是怨恨自己作品读得太少,因而对当前创作缺少发言权.但如果要评论或讨论一个作品,我是没有那种不读作品就能发言的本事的.

李更:再谈谈作家的属性吧,现在对作家属于哪个阶级似乎讨论得比较热闹,应该怎样划分其成分?是从稿费及其衍生收入上看?还是从其作品的社会影响上看?


夏康达:现在好像不大谈人的阶级属性.你认为现在给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划分阶级,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现在我们建设全民小康的社会,作家基本上是属于当前提前进入小康的社会阶层(或者说群体).作家是知识分子,无论作家在经济上居于怎样的地位,都不应该忘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只有你的作品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你才无愧于作家的称号.

李更:我看到你最近谈国学的文章,现在有点国学热,你似乎有些不同的看法?

夏康达:我首先对现在沿用“国学”这个概念就有怀疑.“国学”实际指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传统不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全部,有什么资格窃取“国学”这个冠冕堂皇的称号.当然问题不在一个名目,不必过于纠缠于此.我们都知道,对文化传统要批判继承,“五四”时是一种批判继承,建国后又是一种批判继承,“”时也是一种批判继承,那么我们现在居于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如何批判继承,究竟研究清楚了没有?缺乏深入的研究,一窝风地搞那种“国学热”的浅薄的普及,我看不如多学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我这里不是说的传统美德.传统美德的弘扬,根本不必搞什么“国学热”.这不是几句话能够讲清楚的,或许我根本说不清楚,只是有点疑虑.

李更:作为天津的文化名人,你的社会面貌也有点多元化,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吗?你认为文化人对社会到底有多大影响力?

夏康达:我不能算是什么名人吧.我的身份是有点“多元”.那时在学报当主编吧,我又是中文系主任,还带研究生.对文坛来说我是在大学工作的,在学校我又活跃在文化界,是搞文学评论与写杂文的.给学生上课,我的身份是学报编辑;在出版界,我又是个大学教授.早年我的一位老同学写我的专访,我给他定的题目是“文坛勤杂工”,我现在退休了,也还是一个勤杂工.

文化人对社会有什么用?我说一句废话吧,文化人就是要努力使社会有文化.我去年去访问美国,最大的感慨就是普通人的文化修养上的差距.事情都是小事情,小事情上的差距却反映了大问题.鲁迅那个年代就在讲改造国民性,不管这个提法是否科学、准确,但他是意识到了一个文化人的社会使命,也即文化使命的.看来这个任务还任重道远,我们大家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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