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50年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失传的新诗经验与诗学精神,在香港诗坛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与发展.当我阅读王伟明主编的《诗网络》杂志时,感到一种知识考古的意味,那些诗歌评论文章以及伟明的访谈专栏,不仅让人深入了解港台最重要的诗人余光中、羁魂、洛夫、蔡炎培等人,对内地诗人郑敏、绿原、辛笛等有了新的认识,更对那些被文学史遮蔽的诗人和评论家如灰娃、刘福春等有了崭新的发现.
一
提起香港现代诗歌,人们不会忘记王无邪、南、叶维廉1955年合办的《诗朵》,马朗1956年创办的《文艺新潮》,以及稍后的戴天编的《八方》,而《中国学生周报》的“诗之页”、《新思潮》、《好望角》等则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这些报刊提携新人、引入新潮,使香港文坛在50、60年代先于台湾掀起了现代诗潮.至70年代初,黄国彬与陆健鸿、谭福基等创办的《诗风》又在香港煽起一股现代诗旋风,这本杂志在1972－1984年间坚持了12年,伟明则在1976年进入了《诗风》核心.《诗风》停刊五年后,他与羁魂、谭福基又先后创办了《诗双月刊》(1989－1998)和《诗网络》(2001－2006),伟明则一直担任总编辑,直到2006年《诗网络》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可以说伟明在1976－2006的三十年里成为香港诗坛引领的人物.
王伟明生于1954年,他不仅毕业于香港树仁学院英国语文学系,还入苏州大学进修并在2000年获得了中文硕士.这种学贯中西的背景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诗人群落的知识谱系.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曾这样概括王伟明等为代表的这一代香港诗人,“大都在战后出生,随同香港社会的发展一起成长,普遍在香港、台湾或国外受过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有着比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对世界、艺术思潮的了解,因此创作上更多地表现出对香港现实的热切关注和艺术实验的前卫精神.”但这部文学史虽然将伟明当作那一代香港诗人的中坚代表,却未对他的诗创作加以评论,这让许多诗歌爱好者颇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因为现在的读者很难读到他的诗作,其原因就在于他1976年担任《诗风》编务后,“爱读爱编,除偶尔动译笔外,诗作绝无仅有”,只由于“专栏”的催逼才偶而写几篇“情辞兼备,感慨遥深”的散文.此时的伟明早已找到了一个可能比诗创作更重要,更能引领香港诗坛走向的工作,即“笔访”与编辑.不过,从收入《中国现代诗粹》的《退还是褪――给羁魂》一诗来看,他的诗应当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
从他的诗中,我们读出了时代性、本土性和世界性,众多意象绵密层叠,将诗人在特殊的“过渡的岁月”里对友人的那份惦念表达得深沉而凝重；另外,诗人对诗坛与文学的未来的祝愿,对朋友的期许和灵犀相通的关切,都在诗作中隐而不露地传达出来,令读者心会神往.这是一位久经历炼而情感内敛的诗人的作品,达到了“欲说还休”的境界.
伟明放弃写作,倒不是因为编务太忙所致,而是更有深意.――“我既然选择了当编辑,就只得放弃创作,这样来稿会多元化些,更用不着‘投其所好’了.”这一原则为他赢得了极为博杂的人缘,也将《诗风》、《诗双月刊》和《诗网络》办成了最开放的诗歌园地、最精彩的舞台.这里没有圈子意识,没有偏见定规.这也就难怪老诗人袁可嘉对伟明的编辑工作不吝溢美之辞：“它(《诗双月刊》)在国际华文诗坛上是独树一帜的,它以巨大的热忱,以诗为媒介,沟通了海内外的文朋诗友,其覆盖面之广,我看是天下第一；它历来以办各式特辑出名,从个人到流派的,最近发展到地区的、国别的,配以介绍和评论,使读者心中有了一张鲜明生动的华文‘诗图’”等这个诗刊办得好,我以为主要归功于主办者胸中无私.他们有主见,但无成见,各类流派,各式诗风,都能在刊物上找到表现的舞台,展示自己的风貌.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我虽然不能说爱读它刊出的每一首诗,但我敢说它是当代华文诗刊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种.另外,卞之琳、绿原、辛笛、谢冕等海内外诗友都对伟明在编辑工作中所付出的一切表达了极高的敬意.
王伟明重视翻译,是因为在他心目中,一个伟大的诗人是必须能译诗的.这一方面是对现代诗的“世界性”标准的看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就是翻译过程中丢失的部分”.一个不能翻译而只能看译成汉语诗的人,是不能理解原诗的美.其实,伟明在1981年为纪念《诗风》出版一百期而推出的特刊《世界现代诗粹》时,就是他推动翻译诗的尝试.《诗风》在那一一年向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发出邀请,结果收到来自三十四个国家九十六位诗人的诗作和三位评论家的作品,涉及中、英、法、德、意、西、等捷克、希伯来等文字；其中蒙特莱先生和艾利提斯先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尼日利亚的沃利索因卡则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诗风》将原诗与汉译诗双语印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编委们兴奋而自豪地说；“目前世上最主要的诗笔,差不多全在本刊了.”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而他负责主持了这一工作：信件往来、资料汇集、译务分配、编印发行等等,并且翻译了尼日利亚诗人约翰佩珀的诗作《脸》等因此,我有理由说,他感召了一群最具个性、才华的诗人们,也证明了他们的信条“伟大的艺术,直扣人类永恒的问题,不止超越政党,抑且超越国界和种族.”他的工作,聚拢了全世界最纯洁的灵魂,了那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
伟明的经历和工作,让我想起内地的赵一凡(1935－1988).伟明之于《诗风》、《诗双月刊》以至《诗网络》的意义,堪比赵一凡对于《今天》的意义：他们都是伯乐,他们都是粘合剂,他们都是“了一个时代的人”；他们都是最好的校对、编辑；他们都有着无私的奉献精神,于幕后默默工作；他们本是极具天赋的人物,却甘愿把前台让给别人,让聚光灯打在朋友身上；他们都白幼年即患有疾病：伟明是眼疾,赵一凡则是骨结核.伟明有眼疾,却比那些两眼灼灼的正常人更能洞悉世界和人生的真相.赵一凡坐轮椅,但是他的心灵的天空却比那些两脚健全的人所登上的巅峰更高远.疾病丝毫没能阻挡他们的追求,却更突显出他们高尚的人格、顽强的意志和令人景仰的才华；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平凡人,但由于他们在诗坛中恒久的努力――他们都是不应被人们忘记的人.
伟明的奉献达到什么程度呢――“自三岁始,我的右眼己瞎.第二届《诗网络》诗奖,两星期内要筛选万余首诗,左眼过累致角膜受损,岂料眼科医生急于求成,竟以类固醇根治,月余致左眼视物不清等”而此前的2003年,他的夫人树卿女士突然中风,兼且他心脏早出了乱子,真的如灰娃女士所说“不容乐观&# 8221;.但即便如此,伟明依然独撑编务,坚持到《诗网络》2006年底停刊.所幸,我2007年深秋见到伟明伉俪时,一点也看不出树卿女士有中风后的症状,相反,每天晚上诗友们聚在饭店大堂里聊天的时候,她一直在一旁静听等
《诗网络》之所以停刊,除了伟明的健康原因外,“最大的症结乃在于拨款当局不大尊重作家,稿费由近四万元删削至二千五百元,我们根本没法付稿酬予海外的诗友或作者”.这些现代诗人们是不太会唱什么主旋律以迎合当局,他们洁身自好“我宁为我”,他们为诗而存在,绝不将诗歌当作政治的奴仆,不惜甘受冷遇,宁愿关门大吉也不拿诗歌做交易.因此,《诗网络》的停刊反而见证了香港诗坛的骨气.
从《诗风》、《诗双月刊》一直到《诗网络》,从1976年到2006年,伟明担当了30年最繁重的编辑工作,他践行了这一宗旨,为香港文坛更为华文诗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无愧为一个“了一个时代的人”的称号.
二
在香港这样的商业中心、金融大都市,其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指标,似乎都不太适合诗人这一物种的生存和成长.但是,由于伟明的胸襟、由于他的整合与建设意识,他团结了一批诗人,这个群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理想,执著地为纯诗留一块净土.他们的杂志虽然先后几次停刊易名,但其理想却从未中断过――“扎根香港,背靠中国、面向世界”,“超越政治、超越政党、超越地域、超越种族”；他们践行了自己的办刊宗旨：“向前辈学习,向同侪号召,向后进招手！”并且杂志的每一次浴火重生都声势更大,终于将杂志从一个没有稿酬的同仁诗刊,办成了声誉显赫的诗歌重镇.――与之相比,内地有着众多资源却忙于争吵的诗坛应当感到惭愧,因为争夺话语权的口水战只会令诗神受辱令诗坛沉沦,而于诗歌建设毫无助益.
伟明的立场是一种包容的立场.经过《诗风》到《诗双月刊》的经验积累,《诗网络》自创刊就是一家成熟的诗杂志.她不仅有诗歌,而且有研究有回忆,有着明确的梳理中国现代诗歌传统的意图.比如对于袁可嘉、唐浞、郑敏、陈敬容、杜运燮、牛汉、蔡其矫、绿原、曾卓以及更年轻些的顾城等人的研究和评价,对于“摩罗派诗人”于赓虞、对于冯至、康白情、林徽因、卞之琳等人诗艺的钩沉与再发现,还有伟明的那些让人们重返现场的“笔访”等,让诗人与读者形成了心灵的对话,从而让人找到中国新诗的“根”.另外,老诗人蔡炎培对内地21世纪初叶十大青年女诗人的点评、向明对于内地下半身诗运动的介绍等文章,则直指当下内地诗坛的浮躁.
90年代以降,内地也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的“访谈”,但是如伟明这样做得如此认真与执著的,我还没有见到：“单是略读(每个受访对象的)所有作品,访谈以至其他相关评介,需时月余,加上十二道问题(其间环环相接,竟有四五十个)的框架”,可谓“耗时费力”.但是当我们面对《诗里诗外》、《诗人诗事》和《诗人密语》这三部访谈集的时候,深感这里了一个时代,她们给人们留下了历史,留下了中国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们的生命与写作经验.在这些访谈里,对九叶诗派的访谈可以说最有分量.九叶诗派有着西南联大的背景,是40年代的真正的现代诗派.伟明在对九叶派的笔访中,梳理了他们成功的经验.九叶派告诉人们他们之所以成为诗人的原因,而这一切都是由伟明来完成的.他的访谈之所以做得这样好,所有的诗人都乐于接受他的采访,就是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能够构成对话的对象,而为了给每个受访者拟出十二个题目,他要阅读诗人的诗作、访谈,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此,所有受访者都对他钦佩有加.
正因如此,《诗网络》在2006年终刊对于香港诗坛乃至内地诗坛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即使将来还能以其他形式复刊,也不见得能再汇聚许多如饶宗颐等重量级人物做“顾问”.在我看来,这个群体只有1930年代的《新月》阵容可以与之比拟.因此,《诗网络》的终刊即使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都分外震痛.――哪怕为了这些注定会载入文学史的人物,《诗网络》也应当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伟明已过知天命之年,我不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但我敢断言：诗,仍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像在漳州的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我早上在餐厅里见到他时,他的手里依然捧着一本诗集.
三
伟明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给我以启发,给我一把感性的标尺,让我在讲授港台文学史的时候可以开篇即讲“港台文学的意义”――
港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是指发生于中国版图内的新文学,这自然要包含着港台澳地区.港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盼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台港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避而不谈.视若无睹,是研究者的失职,只会造成中国文学史的不完整.
新文学流派与传统在港台文学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将台港澳文学纳入新文学研究视野时,就会发现新文学的各种流派,仍然在1949年以后的港台地区保持着较好的发展生态,比如自由主义的精英启蒙文学、比如市民文学、比如纯正的乡土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等,都依然健康地发展着.尤其是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虽然在内地和台湾都受到了打击,但自由主义思想的薪火却一直在香港、台湾继续燃烧着.我们珍惜自由主义精神,因为它才是中国新文学的灵魂和骨骼,而白话只不过是其外形而已等也就是说,由于港台文学的存在,中国新文学精神传统并没有由于政权更迭或者“文化大革命”而造成完全“断裂”,它依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传承与流变脉络史.
港台地区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曾经极大地填补了内地文学的某些真空.比如琼瑶、亦舒、李碧华等人的言情小说,比如梁羽生、金庸、古龙的新武侠小说,比如白先勇、刘以鬯的现代主义小说,比如余光中、席慕蓉的诗歌,比如朱天文、李昂、黄碧云的女性主义写作,比如高阳、南宫博的历史小说,比如李敖、柏杨、龙应台的杂文以及董桥的学者散文等等.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涌入内地的时候,让内地读者有一种目瞪口呆的感觉.内地学者王一川等人在1994年重新排定“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时候,金庸进入了前六名,这在当时曾引起极大的论争,却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港台地区的确有许多内地所没有的优秀作家.而当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文学名家联合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其中港台作家占去四十篇,港台地区文学的重要性由此可窥其一斑.
港台学者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而港台地区也一直是中国先锋作家的发表平台.“中国文学何时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说那是无知,我们也不必感到汗颜,但至少我们应当有一个“民族性、世界性与人性”的参照坐标,而离我们最近的参照系就是港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