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书法艺术综

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继魏晋之后的又一里程碑,书体皆备,名家辈出.这固然与唐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有关,但也与唐代历代君主对书法艺术的提倡以及本身书艺的精湛不无关系.唐代君主多能书且造诣很高,对唐代及后世影响很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太宗李世民.

一、承家学师右军书艺精湛

唐太宗虽戎马倥偬,但一生却酷爱书法,勤奋认真,身体力行.其书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雅好王羲之,心摹手追,出内帑金帛,购人间遗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馀纸来上.万机之余,不废模仿.”[4]久慕逸少《兰亭序》,得之,则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四时不辍,长秉灯临摹,玩味不已.太宗工隶.、行、草书,尤善飞白书.他的飞白书仓劲陈达颇自得,经常赐予大臣以示嘉赏.《宣和书谱》载:“复善飞白,一日宴三品以上于玄武门,作飞白以赐,臣下酒争取,以为娱乐.”[5]

对于唐太宗的书法,古今评价甚高,唐张怀《书谱》:“太陵书受之于史陵,行草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贻于逼真.”[6]宋朱长文《续书谱》评道:“翰墨所挥,遒戏妍逸,鸾凤飞者,虬龙腾跃,妙之最也,”“笔力劲,一时之绝”.窦蒙《述书赋》云:“太宗则备集王书,圣鉴旁启,虽蹑闾井,未登阶陛.质讵胜文,貌能全体.兼风骨,总法礼.”[7].

太宗传世书作,据《宣和书谱》记载有十四件,而《淳化阁法贴》记载有十九件,今天我们常见的仅有《晋祠铭》和《温泉铭》两碑,以上两碑皆为唐太宗的代表作.《晋祠铭》书于贞观十二年(638年)该碑是以圆笔藏锋为主的行揩,其特点既突出了南派书法的秀美温雅,又蕴含了北派书法的古拙雄健.用笔含隶意,饱藏骨力,又惯以行书笔意呈现畅达跌宕之势,形成了内刚外柔南北兼俱的风格特点.清代杨宾《大瓢偶记》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8]清钱大评曰:“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起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清人王佐作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龙蛇绕,一时学士满州,虞欧柳都拜倒.”《温泉铭》为其晚年之作,原石早佚,仅存一唐拓孤本流传.与《晋祠铭》相比,行书味更浓,洒脱自然,抑扬顿挫.笔势圆劲流丽,中锋运笔,疾迟交用,深得二王形神.充分体现出他力倡刚健有力,平正冲和的审美追求.近代俞复跋云:“伯施,信本,登善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启功先生则赞曰:“烂漫生疏两未妨,神全原不在矜庄;龙跳虎卧温泉帖,妙有三分不妥当.”[9]

二、惟骨力求神气书论宏富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书法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理论家,对于书法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从传世的《笔法》,《论书》和《指意》等书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书法审美追求.

唐太宗《论书》云:“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能果成也.”[10]“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充分表达了他对美学风格的追求意向,是对后世颇具影响的书法观点.他认为在书法中骨力是本,是书法作品中所蕴含的力度和美韵,是书法精神的体现,形势是依附于骨力的,只有求其骨力,“形势”才能自生.《指意》曰:“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力健也”,故他强调“先作意”,贵在能以笔墨体现作者的精神意念.《王羲之传赞》曰:“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11]萧子云是梁代公认的书法大家,唐太宗尚且谓其书法无骨力,可见他对书法中骨力的看重.他用浅显通俗的语言论证了书法的精髓和本意,强调书法的骨力,这对于当时以流美为能,六朝因袭,日渐浮靡之书风不失为一种矫正.

太宗《指意》云:“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神气冲和为妙,等用锋芒不如冲和之气”.唐太宗继承王羲之“心意者将年也”(《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之说,把“心”和“神”作为书法的关键.其实“心”与“气”也是一致的,而“神”不过是“心”的表现,即所谓心之用也.心以坚为尚,“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因而欲“以心为筋骨”.神则以和为贵,“神不和”,则字无态度也,这里的和,体现了唐太宗于书法讲求一种平和典正的审美理想,由此可见,气(心)与神,构成了太宗论书的两大支柱,由心“气”而强调骨力,要求书法具有劲健有力的内在美;由神而提倡气韵,主张书法兼具中正和平的外在气象.

三、推崇王羲之以帝王之尊形成一代书风

唐开国以来,书法审美标准以王书为至上,“法古、重晋、崇王”是初唐乃至盛唐时期书界之风尚.此风尚的形成无不与唐太宗对羲、献父子书艺的评价有关.事实上对于羲、献父子书艺的评价,自晋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有着极大的时兴时废的更替.王羲之书法曾遭“家难野骜”(庚翼语),“元迨元常”(梁萧衍语)之非语,南北朝时期,献之书法更是逐渐占上风,“比世皆高子敬”(陶弘景语)而“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刘休).虽在此前后亦有人对献之非议,如谢安裂其书札为校纸.但在世古的爱玩中,古质的右军书体终敌不过媚趣的献子书体,只是到了唐初,在唐太宗不遗余力的极力推尊下,才终于永久性的奠定了羲之“书圣”的地位.

对于“二王”太宗始终坚持扬羲抑献的立场,为了奠定羲之“书圣”地位,受禅登基之初即采用一系列措施弘扬羲之的书法.下诏以重金广求王羲之书迹,所获至多,每得王帖,即命精于鉴赏的大臣,仔细裁定,整理编目;亲定人选,精工拓摹,赏赐群臣,广为流播,令诸太子临摹王羲之书迹.特别是作为一代封建帝王,亲为王羲之树碑立传,大加颂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王羲之传》中,他历数钟繇、王献之、萧子云之短;尤以贬献为最,把献之的字比作“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而对羲之书却独有情钟,大加赞赏,曰其书“尽善尽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靡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以致于“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瑞,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可谓推崇至极.

四、力倡书学,以书取士开我国古代书法教育之先河

唐初,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积极采纳魏征“偃武修文”之建议,主教化,兴科举,办学校,从而使唐代书学呈现出亘古未有的盛况.

这是有史料记载以来,我国古代最早官办形式的较为规范的书法学校,书法学习从此结束了以往那种私人师徒之间秘传笔法的神秘状态,开启了公开的书法教育,创立了书法教育的一代新风.也正是由于唐太宗以其帝王之尊的力倡,一时朝野上下习书之风大盛,上至大臣百官,下至布衣庶民莫不竞相习书,使书法成了全民的艺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讲:“历隋而唐,文皇尚之,终唐之世,善书者辈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胜数,亦可谓盛矣.”

在唐代,书法不仅是取士的主要依据,同时,这也是择官的重要标准.马宗霍《艺林藻鉴》云:“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14]远在西周时人们就非常重视书法,把书列为六艺之一.秦时有(尉律)以敕小学.而把书法列为国学之必修内容,开设书法考试科目,以书学取士,则是唐太宗的首创.唐太宗以书取士,大兴书学的政策,对广大士子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和诱惑力,不仅激发了士子学习书法的积极性,而且奠定了书学广阔的社会基础,使初唐书坛很快形成了群芳斗艳的局面.

五、搜集整理书法遗产,保存古今往来书法名迹

唐太宗“方天下混一,四方无虞,乃留心翰墨.”[15]并大购图书,宝于内库.由于太宗雅好羲之书法,因此,更是着意搜寻右军真迹.根据《唐书艺文志》载:“太宗购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命魏征、虞世南、遂良定真伪”.他让臣下“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古书,诣阙以献”.“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见《唐会要》).

东晋到唐其间,社会动荡,战乱、天灾不断,羲之书迹辗转流传,屡遭厄运,可谓湮没流失,已不多见,凤毛麟角难于寻觅了,但太宗却是:“搜罗书法,备尽求访”(赵构《翰墨志》).萧翼智赚《兰亭序》即是这种有力的印证.当时辩才和尚藏有王羲之最佳作品《兰亭序》,别人给多少钱也不愿出售,太宗就派御史萧翼化装成为商人,设计骗来.尔后《兰亭序》就被视为国宝,放在座位旁,朝夕观赏,临摹学习,死时还将它作为陪葬,可谓对书法生死相依了.“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韦述《叙书录》).除了广泛搜寻外,太宗还组织人力对法书进行鉴定、整理,一些名迹还令人摹勒响榻临写,分赐王公大臣.《太平广记》载:“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旭等书,总一百六十卷等其书皆是贞观欢中,太宗令魏征、虞世南、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小勒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遂良真书小字,贴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暑之.太宗又令魏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由此可见,太宗对书法遗产的搜集整理,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从作品真伪的鉴定到编次排列、装帧,认真细致,精心考究.唐太宗此次对法帖的搜寻与整理,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中华书法的保存、流传、广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后世有“茧纸入昭陵”之诘难,但不足以影响其大功大德.

六、首开行书入碑的先例,促进了行书艺术的普及与提高

清杨首敬《学书迹言》曰:“晋人虽工行草,然但用之简札,未有施之金石者”.[16]按立碑铭刻的文化要求来讲,行书、草书均难以入碑.然行、草书入碑在唐朝却奇迹般发生了.

行书入碑始于唐太宗自书《晋祠铭》、《温泉铭》二碑.上述两碑的碑额及碑文均为行书.如阮元所说:“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17]这在中国碑学史上具有“首创”之意.我们知道,自秦代风行刻碑立石以来,各朝各代的树碑立碑,莫不以篆、隶、楷写碑文,端正恭谨,相沿成习,且碑额多以篆书题名,俗称篆额,故就写碑的历史而言,太宗此举无疑是首创,确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创始之作.自此以后,行书入碑遂成风气,如怀仁集刻王羲之行书《圣教序》,兹后有《兴福寺碑》、《李思训碑》、《岳麓寺碑》、《法华寺碑》、《李靖碑》等,几乎所有大书家均有行书入碑.

行书入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使我们由此一窥唐文化在礼仪制度上的蜕变和宽松的氛围.行书之体固然具有可识性,不影响碑文昭示后于人,但毕竟不是传统意义上有法的正体字,故其流美的笔姿难免冲淡“碑”的庄严肃穆感.同时,行书入碑,使行书在铭刻之书中获得一席之地,无形中具有了准“正体”字的地位,预示楷书的兴盛最终将会被行书所代替的趋势.行书入碑有力地促进了行书艺术的普及和提高.行书入碑前,书家名迹均在士族世家间相传,或深藏内府,偶有摹本流出也不是世人所能拥有的.行书入碑,给世人以更多的观赏机会,成为公开的摹习追踪范本,对广大书法学习者行书艺术的提高,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唐太宗作为唐初统治者,较之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帝王显得开明得多,文治武功,英明赫赫.由于他实行较为开明的统治政策,开科取士,使天下才子英雄俱入其下,加之他雅好文艺,推崇王羲之书法,上行下效,使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定于一尊.总之,唐太宗对推动唐初国家太平,文艺昌盛居功甚伟.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唐代书法创作的繁荣,并对最终造就唐代书法人才济济和大师辈出的局面做出了贡献.朱仁夫先生在中《中国古代书法史》中称其是“帝王书家第一人”可谓言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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