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与打工文学的生产

孔小彬,1978年生于江西九江,现为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期刊是打工文学生产、传播的重要载体.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以打工者聚集密度较大的深圳、佛山、江门等地的地市级文学刊物,像《大鹏湾》《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杂志,直接推进了打工文学的发展.

到90年代末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越来越受关注,一些全国性的纯文学期刊也加入进来,这无疑改变了打工文学的分布格局,打工文学也借此实现了精英阶层化.借助对期刊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面的打工文学,它们在创作者、阅读者、文本风格、思想内涵等各个层面都有着重大差异.

打工文学发端于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带进城务工者云集.起初的《特区文学》《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杂志敏锐地发现了这样的一种双向的强烈需求,即打工者诉说、表达自身打工生活、生命体验的需要,以及阅读、感受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群体故事的需要.

这几份刊物分别由广东省深圳市、佛山市、江门市文联主管,这些地市级的文学杂志恰如其分地充当了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中间媒介的作用.打工群体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存在也给杂志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回报.《佛山文艺》最高峰时单期发行量超过50万册,远远超过了国内一流的大牌文学杂志.《江门文艺》的每期发行量也大致超过了10万册.

在国内众多文学期刊纷纷改版以谋求生路,特别是地市一级的刊物更是举步维艰的背景下,这些以打工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却“风景这边独好”,不仅闯出一条生路,而且影响越来越大,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经营手段的高明.像《佛山文艺》就已经是在全国范围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期刊,被誉为打工文学第一刊,它在2006年还联合《人民文学》《莽原》等刊物举起“新乡土文学”的大旗,造成较大的影响.


《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刊物的成功关键在于准确地定位自身,它们的宗旨是要为消费者服务,期刊主打的打工文学在这里也就变成了一种消费品.《佛山文艺》以“贴近现实生活,关怀普通人生,抒写人间真情”为宗旨,以“清新活泼、平易亲切、情趣盎然、可读性强”为特色,坚持“读者参与互动携手共进”.①《江门文艺》的定位是“关注现实生活,坚持平民意识,面向打工一族,兼顾城乡大众,文学性和可读性并重,雅俗共赏”,致力成为普通读者的生活知音,打工一族的精神家园.《江门文艺》杂志自称“浓缩了三亿打工人的生活状态,十亿老百姓的相关故事”.《打工族》半月刊原名《外来工》,从刊名就不难看出它是一份专门为打工者服务的杂志,是国内创刊最早的打工类杂志,有“打工人的娘家”之称.它把文学作为一种消费品,强化刊物的服务意识,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注意招徕“顾客”.

这几本刊物的风格都有着鲜明的通俗性,如封面,这几本杂志的封面无一例外地都选择时尚漂亮的摩登女郎照片,传达了一种通俗与愉悦性,在第一时间就能吸引特定读者群的眼球.满足文化水平基本都在大专以下的打工者的精神需求.

90年代中期以来,打工文学逐渐进入了《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纯文学期刊的视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发表打工文学作品的纯文学刊物增多,作品数量也急剧增加.打工文学的影响由于大量纯文学期刊的传播而日益扩大,俨然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

纯文学期刊的加入也自然给打工文学带来新的质素,它将打工文学带入一个新的境地,再也不是迎合消费者的俗化文本了,而是注重深度开掘与人文关怀的、更多纯文学审美性的文学.

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是促成打工文学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2004年以来,以连发“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的形式一再重申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2004年下半年,由共青团、全国青联主办的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评选活动,简称鲲鹏文学奖,正式拉开帷幕.这一活动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它表明打工文学由底层的消费化的阅读现象已然转身为高层的意识形态化的接纳与认可.随后,2005年这一年的《人民文学》集中刊发了项小米的《二的》(第2期)、荆永鸣的《大声呼吸》(第9期)、陈应松的《太平狗》(第10期)、罗伟章的《大嫂谣》(第11期)等4个中篇,并在第11期配发开篇“留言”,专门谈到刊物对打工文学的理解.《人民文学》作为一种“国家期刊”③,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是相当浓厚的.作为国家级的最高刊物,《人民文学》选择刊发打工文学作品自然有其意识形态背景,而打工文学又借重《人民文学》这个平台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它不再是局限于一隅的以商业利益为最高诉求的小角色了,而是堂而皇之登上了大雅之堂.

纯文学期刊在发表打工文学作品上与《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相比的重大差别在于,其一,它们绝不以打工文学为唯一的刊物选择,打工文学作品只是作为一种题材类型散见于纯文学期刊的各期之中,它们获得的是一种累积效应.这种发表方式虽然没有《佛山文艺》那样的专门性特点,但在文本质量上可以有更高要求.尽管也有人批评这些打工文学创作的不足,但从当前文学的横向比较来看,总体来说这些发表在纯文学期刊上的打工文学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佛山文艺》《江门文艺》等刊物都是半月刊,《当代》《十月》等纯文学刊物大都是月刊、双月刊,单从用稿的从容余裕来看,纯文学期刊显然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其二,作家的身份再也不是以打工者为主体的身份,而是职业化的知识分子作家.尽管也存在像王十月、周崇贤这样的打工作家,但给纯文学期刊供稿的打工文学写作者大都已不具有打工经历,真实、鲜活的打工生活在这些职业作家的作品中已经很难读到.然而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优势在于,他们往往可以跳开现实记忆的纠缠,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深沉的思索以及更审美化的方式处理打工题材,打工文学在他们手里因而显现出精英化的纯文学特征.其三,阅读受众的不同.文学期刊作为一种现代传媒,受众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服务的受众群不同,纯文学期刊与消费化的打工期刊在定价、作品风格、发行区域、销售方式乃至发行地点、附带广告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特别是由于受众在文化层次与欣赏能力上 340;巨大差异,二者在刊发作品的内在要求上也迥然有别.

纯文学期刊给打工文学至少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人文关怀的浓郁.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绝不能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取悦读者,而应当以宽广的胸襟,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去同情、悲悯他笔下人物生活的艰辛、遭际的不公以及命运的悲哀.

纯文学刊物在选择登载打工文学作品时绝不以打工者生活的艰难困窘来满足读者猎奇心理或博取读者廉价泪水,这应当是纯文学刊物的一条基本原则.罗伟章《故乡在远方》(《长城》2004年第5期)里的石匠陈贵春到城里打工,不断遇挫.好不容易找到点正经事做,又听说家里的小女儿一个人烧饭被火烧死了.悲恸的陈贵春买票回来,路上竟被盗,分文全无,无法转车,也就是说在城里被掠夺得干干净净的陈贵春回家的路也断绝了.走投无路的他最后成了抢匪,第一次抢一个大个子男人并把人打死了,然后是落入法网,被决.陈贵春一无所有,灾难却接踵而至,作者的叙述让我们不但不觉得他的暴力行为的可恨,反倒觉得他的命运的可悲.还有不少作家将笔触伸向打工者的精神层面,关注这个群体精神上的追求.《山花》2005年第1期上发表的《接吻长安街》(夏天敏)讲述来自云南的打工者,在北京这座城市遭人鄙视,他要实现一个惊人的梦想,那就是与女友在长安街上接吻.“在长安街上接吻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人能在大街上接吻,我为什么不能,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心理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这接吻已完全脱离了原有的男女亲近的内涵,而变成一种庄严而怪诞的仪式.2007年第5期《当代》发表贾平凹长篇力作《高兴》,作品在给予以五富、刘高兴为代表的农民工深切的同情的同时,也探讨他们身上精神层面上的闪光特质,即使是在极端贫困状况下也不失却乐观开朗的心境,也不忘记去帮助一切应当帮助的人.

二、现实思索的深入.《打工者》《江门文艺》等商业化低端文学杂志刊载的打工作品往往满足于对打工生活浅层的表面化生活的记录,很多作品不过是类似于新闻素材的形式,没有深入生活的潜流,作者的思考也不能穿透现实生活的坚硬外壳.加上写作者视野的相对狭小,他们只能就事论事,不能形成对现实生活宽广丰厚的认识.而纯文学期刊的加入,则使打工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专业作家们往往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与乡的对峙的背景去理解打工者的不幸,或者说,作家们在打工故事背后看到了城乡对峙中乡村文化的全面溃败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周崇贤的小说甚至直接将城市比作是乡下人的墓地、灵堂,荆永鸣的小说表现了乡下人在城里的尴尬处境,《归来》表现了乡下人飞蛾扑火般地投入城市,《糖藕娘子》反映了进城农民维持生计的艰辛和城里人无所不在的优越感.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则在城乡对立的背景下深入探讨农民自身的精神缺陷,乡下人可以凭借进城获得极大的虚荣心的满足,而进城的农民返乡则必须是衣锦还乡,哪怕用的是弄虚作假的方法,否则就会被人瞧不起.

三、审美品质的凸显.对于打工文学,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种粗糙的文学,其文学性经不起考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不能说所有的刊登在纯文学期刊上的打工文学都是精品,但可以说这些作品总体上说是具有相当文学审美性的.《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李师江的《廊桥遗梦之民工版》对造桥工人有相当细腻的心理刻画,主人公在劳动之余总要经过一个发廊,每次经过发廊后就会在意念中想象得到发廊女人的按摩服务:“难道这就是做鸡?如果是,那么花20块钱就可以当上嫖客了.嫖客,一个多么风光的身份,简直可以让自己从农民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种扭曲的心理,放在一个底层的农民工身上又十分的真实可信.除了细腻深入的心理刻画外,有些小说在叙事上也很注意.吴玄的《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中的叙述人“我”,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直接对当事人的生活遭际展开自由的评述;刘继明的《送你一束红花草》(《上海文学》2004年第12期)通过叙事者小宝――乡村诊所里的一名学徒的眼睛来隐约交代主人公樱桃的故事.从城里归来的樱桃患有不可根治的疾病,虽然樱桃从城里挣来的钱给家里盖了很好的楼房,患病的她却被无情的驱逐出来,村里也有不少关于樱桃的闲言碎语.只有小宝同情她.在给樱桃打针的时候小宝总要捎带一束红花草,这一点浪漫温情更加彰显现实世界的冷酷无情.文本的张力正是通过选择叙事人小宝这个涉世未深、懵懂无知的少年来实现的.

打工文学的发展至今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关于打工文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把具有“底层写”和“写底层”两种不同形式的打工文学混为一谈,并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写底层的文学就是粗糙的、缺乏文学性的文学.

实际上,由于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初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和纯文学期刊的加入,打工文学已经走向高端,实现了自身的分化.职业作家的加盟大大提升了打工文学的审美品质和精神内涵.当前的打工文学出现了大众消费化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不同形态.所以,我们在评价打工文学时为了避免以偏概全,需要慎重地加以区别.

注释:

①《94’奉献》,《佛山文艺》1993年第12期,第1页.

②《留言》,《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

③吴俊:《〈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1期.

④贺芒:《〈佛山文艺〉与打工文学的生产》,《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

责任编辑陈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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