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
谁都不能否认,王蒙深度参与、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他的写作实践和文学面貌,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小小的文学史,如何理解王蒙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如何在王蒙的个体历程中解析出当代文学的演进线索,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学术课题.据我所知.学术界关于王蒙的研究文字很多,但真正能做到知人论世、深度解读的不多,这可能和王蒙作品的多面性、复杂性及王蒙作品中的“自我”较为隐秘有关.不久前,三卷本《王蒙自传》先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无疑为王蒙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重要史料,我想,面对这个当代文学的每一次重要转型几乎都在场的作家.他的自叙,无论是否触及到了他最真实的内心,我们都能从一个侧面照见一个作家是如何与时代共进退的.
正因为如此,我对於可训教授的《王蒙传论》一书抱以期待.在此之前,我对作家评传的写作方式一直持欣赏态度.并曾应约主编过两辑《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我曾说,我一直不太欣赏那种脱离作家主体单一评论作品的文字.我当然知道,文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是讲作品背后要有人的性情和胸襟,中国的文学和中国人的人生是互相参证的.确实,中国人的人生,在许多时候是追求诗化、艺术化的,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这种人生的参照,多半就是文学了,所以林语堂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是描写人生、理解灵魂的；作家笔下的人生,必然和他自己的人生大有关联.知人才能论世,知人才能论文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平时在阅读作家作品之余,一直很留意作家的书信、札记或采访――这些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往往会成为我了解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通孔.如果读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这样的了解就更全面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不知是出于谦逊还是出于避讳,很少写自传性文字,很多材料便无从留下来.那就换一种方式,改用评传吧――评传也记述作家的生平,只是换了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同时带上了第三者的评价,这就不局限于写作家的人生了,而是把作家的人生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谈,从而具有了文学研究的意味.我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评传写作,当作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方式.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唐技先生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确实,阔大而空洞的文学史书写,未必会比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更有价值.
《王蒙传论》正是这样一部传、论结合的著作.从王蒙的人生经历、文学活动及写作史,照见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以论为主.以传为辅,不仅体现了传者的学术智慧,更显示出其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宽阔的学术视野.
二
《王蒙传论》共三十章,五六十万字.前十一章,重点写王蒙的“人生世界”,即复出之前的人生经历；后十九章,主要论述其文学活动与文学写作上的变化,重点是王蒙在吸收中外、传统与现代文学等各种精神资源后所呈现于写作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变化轨迹,以及与这些变化相伴而生的复杂多样的精神世界.
对于王蒙的人生经历的描写,作者主要从“忠诚与信仰”的“离开与回归”的角度进行对王蒙心路历程的钩沉.作为一位有很深“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当代作家,王蒙从少年时代就显示出了文学方面的天赋.1950年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从而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篇无足轻重的短篇作品.无意间也就闯入了一个高墙深院、门禁森严的政治和文学的禁宫”,王蒙“自然要为此付出代价”.确实,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因文获名,也因文付出代价.从“”到“摘帽”,从被“改造”到自我“放逐”.从北京到新疆,“八千里的空间”,“实指望换一个环境,通过进一步锻炼改造,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没想到,后果竟是：既无法认认真真地写作,又不能清清白白地做人”,1949－1979的三十年时间,“说是作家却不能发表文学作品,说是干部又不让参加政治运动.就算是群众吧,也不是属于工农系列的基本群众”,“从剥夺写作权利到被清除出社教干部队伍”,这期间,在北京找不着属于他自己的位置,到新疆来同样也没有他的位置,在北京和新疆,“在常人和作家之间竟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这无疑是“时代的荒诞”经历,也是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尴尬体验”.
《王蒙传论》从王蒙用文学表现理想、追随革命的热情,到“因文获惩”、改造思想,被迫对文学的疏离,再到重返文坛后革命与文学理想的复归、灵魂和人格的复归、人生及文学的统一,作了社会历史学意义上的分析,将个人的经历置身于社会历史中去观照与打量.前十一章,以王蒙从出生到复出文坛四十余年问生平活动为主要线索,由于在这期间受最初的文学活动所招致的政治打击.“作家并不十分确定的身份复遭剥夺,‘总体上’被迫脱离了作家这一角色,成为一个不带任何文学职业色彩的普通公民”,而作者论述的重点是“放在与文字并无直接联系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劳动,即作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生存活动和生产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来体会传主人生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并在其中把握其思想和情感发展变化的脉络.
作者所要寻找的是“王蒙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精神旅程’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轨迹”,因而,他将王蒙复出后的写作解读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贯穿始终的“忧愁幽思”和“发愤著书”,这在写作发生论上是符合王蒙复出后的写作实践及其心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解读王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的变化中,於可训用历史上屈原遭放逐与之进行比较.“屈原《离骚》‘盖怨百生’也”,《布礼》与《离骚》在“所负我的文化信息与思想上”,“暗合了《离骚》的经典表达模式”.但在“道德认同与终极追究”方面,於可训又区别了王蒙与屈原的不同,“屈原忧的是‘王听之不聪’而带来的谗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王蒙忧的是自己能否经得住‘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冤屈和迫害的打击和考验”；再者,他还指出了传主在“反右”和“”中所受到的种种冤屈和迫害,其目的并不是对造成这种冤屈和迫害的社会势力及其所产生的恶果进行揭露和批判,而是“让被冤屈和被迫害者在冤屈和迫害面前袒露自己的灵魂,从而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进行深入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
这显然是准确的评点,它所切合 340;正是王蒙在那一时期的精神追求.这一追求,还可体现在王蒙与他作品中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的同构上.关于这一点,《王蒙传论》握住了“精神情结”、“心灵活动的价值原点”、“创作内在动力”、“心灵活动的逻辑”等几个关 键 词,进而引申出这个核心观点：“以主人公记忆中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一段黄金岁月为心灵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不断地被迫离开这个原点,又不断地努力向这个原点回归,在这个过程中,凸显主人公的忠诚与信仰”.同时还归纳了三条交叉叠合的展开路径,“以离开自己革命队伍的主人公通过自我检讨、批判和接受改造得以回归；在经受灵肉的考验和自我反省的过程中.自己的忠诚与信仰得到恢复和重建；信守这份忠诚与信仰,在一个新的更高阶段上的身心回归”.《王蒙传论》正是从王蒙的个体经验来切入历史,从中解析出个人经历对历史的一种隐喻和象征.追随革命,因文获惩,自我放逐,重返文坛――将自己的经历对象化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及精神历程,在个人与历史的靠近、疏离、复归中认读传主对于“忠诚与信仰”的守护,我想,这对于辨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略显同一化的内心世界,具有鲜明的个案意义.
不理解王蒙精神世界里的这个坚守,你就永远无法理解后期的王蒙何以和时代一直保持着谐顺的关系.很多比王蒙年轻的作家,总希望王蒙能够更勇敢、更尖锐地站出来说话,其实这是对王蒙的苛求――他终归不能偏离他这一代人对那个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信仰的忠诚.这种忠诚,对于新一代人来说或许是可笑的,但对于王蒙自身而言,自有其合理性和吸引力.我曾听王蒙不止一次在关于《红楼梦》的演讲中说到.随着年龄增长,他每每看到贾政含泪跪地向元春道“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等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就忍不住泪水滚落,想克制也克制不了――我想,王蒙这种动情的讲述中,同样可以视为关于他的“忠诚与信仰”的另一种诠释.
三
对王蒙文学世界的解读,《王蒙传论》以王蒙对主流文学潮流中“现实主义”手法的疏离与扬弃所表现出的开放姿态为切入点,进而展示出了王蒙以变化为动力的复杂的艺术面貌.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特别是在1940年代以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中,已被新的文学实践改造,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联系着“更大范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也“包括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正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又复杂多变的微妙‘形势’”.然而,不过是数年之后.王蒙就“凭着一个‘少共’单纯的理想和热情”,以及“一篇在艺术上还远未成熟的小说”,无意中冲击了“在新中国成立的短暂时间内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巩固的文学信条”.王蒙“以他对生活的善良愿望和善意批评”,在“强调对新的现实肯定性的发展变化”的同时,无意间“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性’”,他在那个时代语境中付出代价,似乎也由此得到合理解释.
对王蒙“现实主义”写作的寻绎,《王蒙传论》首先从其写作内容中的人生经历与意识形态背景进行解析.1970年代末,王蒙得以重返文坛,其作品最初对他的经历、体验和生活的反思是无意识的,之后“对于长期以来被遵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和主导潮流的现实主义冲击”,则是“有意识的和逐渐自觉的”.同时,又“顺应了这期间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拔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趋势”.复出后,王蒙的文学写作也旨在“恢复与重建现实主史文学的真实性与批判性原则”.其对人生经历的无意识反思,创作上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些论述都显示其《王蒙传论》对王蒙的写作演变轨迹的准确把握.
此外,作者还从“现实主义”渊源上梳理其在王蒙写作中的变化.王蒙的人生经历及在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文学与文化影响,特别是等五四’新文化(文学)与前苏联文学的影响”,注定他的文学道路“要与现实主义结缘”,其写作也“注定属于主流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范畴”,这既是时势使然,也是作家的生活实践及其个体选择的结果.此前的王蒙对“‘五四’新文学和前苏联文学中的‘思想’和‘人道主义温情’”的选择,使其写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主流的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思想与艺术特色,甚至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形成了一种挑战和冲击”,正是这两种文学因子的存在,使得王蒙尽管遭受了长达三十栽的苦难,“复出后的创作仍然没有偏离他所认定的现实主义轨道”,并在这一恢复和重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文化(包括前苏联文学中的西方传统及其现代主义因素),开始表现出“革新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艺术实验”,“使早期对主流现实主义的无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变成了对其中某些僵化的教条的自觉的‘扬弃’和‘反叛’”.但王蒙走的并不是单纯模拟西方现代主义的“皮相”这样一条写作道路,而是使现实主义精神“容纳异质因素”,变得更自由而开放.
从这个问题往下挖掘,《王蒙传论》还论到.从“现实主义”文学自身发展来看,自19世纪诞生以来,由原旨的强调对现实批判性的批判现实主义到批判旧的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对新的现实肯定性的发展变化,又在面对现代主义的冲击和克服自身的僵化的过程中,经历过1960年代主张容纳现代主义的“无边的现实主义”,1970年代主张适度开放的“开放的现实主义”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主义”无疑已经有了更为宽广的内涵.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现实主义”亦表现在1950年代“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中强化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到对新的现实的“肯定性”的发展和1980年代的通过种种文学实验、革新、“扬弃”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方法.因而,王蒙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写作及活动,不仅体现了其个人写作活动的发展变化,其写作早期的“激进的理想主义成分”,复出后成为了“温婉的现实主义者”,1980年代以来又成为一个手法多样的艺术实验者,不仅暗合了与世界现实主义潮流的一致性,而且也“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的曲折行进的历史”和现实主义“经由内部变革和外部冲击逐渐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
经由这样的论述,作者似乎向我们重申了一个简朴的真理：一个作家的写作史,他从来不是孤立的、独自生长的,而是深受时代精神以及变化中的文学思潮的塑造,尤其是那些深度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变革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一 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只是,这些景象往往藏在作家这个复杂的灵魂标本里,它需要有人去发现――而《王蒙传论》所发现的,不仅是那些看得见的变化,它还发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潜流,那些精神上和艺术上的潜流.
四
《王蒙传论》对王蒙的文学世界的解读,除了文学的艺术变革之外,还重点了其“人生智慧”与“文学智慧”像融汇而呈现出的精神世界.他的人生智慧不仅“表现在应对日常生活包括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灵活、机敏,以及由这种灵活和机敏生发出来的灵动感和幽默感”,同时也“表现在他凝聚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中西哲学的生存智慧所形成的独特的人生哲学.”.他的文学智慧不仅体现在其写作中复杂多变的文体、语言、技巧等多方面,更见之于各种文学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后形成的文学观念.正是这些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文学智慧的遏合,使得王蒙笔下的精神世界复杂而又多面.
1950年代以来,王蒙受的是一直是前苏联文学的影响,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开始大量接受欧美文学的影响.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对王蒙来说,“无疑是同构同质的”,而欧美文学对他的影响,“则是异构异质的”.前苏联作家们“干预生活”的潮流对王蒙的写作有较大影响,其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就是作家在文学中塑造的这样一个典型.当然,王蒙要显示的是“把娜斯佳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往往不会成功.”.直到1978年,中国文学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跑线上,王蒙的写作也“试图用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描写来充分展示前面说过的‘八千里’和‘三十年’,展示这‘八千里’和‘三十年’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比.”.在技巧方面,“有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借鉴”,有荒诞和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有把有着“杂文和相声影响的幽默、讽刺和滑稽与散文诗、议论文的成分相结合”的“杂糅”文体,王蒙复出后的写作,已呈现“多种多样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互排斥的艺术因素以多元状态共存,并逐渐融合成一种色彩斑斓而又调子统一的文体.”.可以说,这些也是王蒙用不同的方式对“”前与“”期间自身经历与内心世界所作的真实思考,正如王蒙用不同的话语方式来观察社会,是旨在“揭露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无一例外的思维方式和社会风气”一样.
《王蒙传论》还了王蒙自身的生存哲学与别种思想融汇后所发生的变化.王蒙的思想中有关“弱者的生活原则,应对艰难困苦环境的生活原则,和带有现实性和为人们所需要的生活原则”.,源自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也是在老庄、道家思想的渗透与影响下形成的,这在中国是一种有普遍性的生存哲学,但它在后来发生了变化.为考察这一变化,《王蒙传论》特别比较了《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与《尴尬风流》这两部作品,并认为前者是中国式人生和写作经验的表述,后后者则是“杂糅”文体的“玄思小说”,既有西方文学的“蛛丝马迹”,也有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承,但在基本观念与思想方法上,又“带有一种解构的性质”,它“既是对《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所构造理性王国的诸多规则的一种解构,又是对这个理性王国被丢失的诸多现象的一种拾遗补缺,等因而也是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意义上的建构”.只不过这种建构,又沿用了一种近似传统哲学内容上的“感性经验的哲学”和“类似于参禅悟道的方式”,而呈现出中西生存哲学的融汇.
――我特别注意到,《王蒙传论》在阐释王蒙的人生哲学及其变化的时候,文辞相当深入、潇洒,这一方面见出作者对王蒙的思想精髓有了充分的领会,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所擅长的依然是文学与人生互证的论述方式.以人生带出作品中的思想世界,并从这些思想中找寻出最有华彩的部分,进而把自己的人生感受也贯穿进去,这其实是一种高明的讲述文学的方法,可惜的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在现有的学术秩序里已经被边缘化了.《王蒙传论》让我重温了这种思路对于研究一个作家的有效性,并把纠结在一个作家身上的诸多疑难解析得相当透彻.
而在研究方法上,《王蒙传论》更是充分展示出了对传主人生经历、文学世界的细读能力.这种细读能力,在具体作品的阐释上尤其突出,如寻找《布礼》与鲁迅的《死火》的精神联系,认为其是“王蒙向历史也是向自我寻找新的人生信心和力量的一个文学的确证”；又如,作者认为《布礼》中的钟亦成,《海的梦》中的缪可言,均有明显的王蒙的人生经验及思想烙印――这些,当然都是很有见地的发现.这种对人生与作品的互文式细读,在“传”上,写实了王蒙的生命世界,在“论”上,阐释了王蒙笔下的文学世界,揭示出王蒙在文学观念上的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进化论,而是一种扬弃式或反拨式的带有某种辩证意味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王蒙传论》正是经由王蒙的人生、文学来述说作者的经历,理解作品中的人生,使之“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进行文学与生命的互证.而我发现,《王蒙传论》最令人惊叹的,常常是作者论到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在精神上相遇合的时候,那种不拘泥作品、也不盲从于作家自述的分析方式,反而能把作家和作品的精神细微处发现出来.
或许,这正是评传所独有的写作优势.所谓评传,就是要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做到“传”的部分亲切、真实、全面、丰赡,“评”的部分客观、公正、系统、权威；“传”与“评”相互对照,相互解释,从而达成和一种文学、一种人格进行深度对话的可能――既是和传主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能否把握好这两点,是决定一部评传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
而我认为,如何从一种人生际遇里来体察一种文学观念的生成,并理性地理解一个作家的宽阔与复杂,《王蒙传论》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写作范例.
注释：
①参见谢有顺：《每个作家都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序 》,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5期.
②⑦⑧⑨⑩(11)(12)(13)於可训：《王蒙传论引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④⑤⑥(14)(15)(17)(18)(19)(20)(21)(22)於可训：《王蒙传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第229页,第235页,第246页,第93页,第301页,第299页,第335页,第597页,第603页,第604页,第248页,第258页.
(23)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