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人民日报》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２日发表了记者就大学收费问题专访北京师范大学丁小浩教授的谈话内容.丁教授说：“每增收一名新生,国家财政就要负担７５％以上的生均培养成本.”丁教授在这里提到了高等教育费用分摊的比例,即国家负担７５％.可是他接着又说：“如何计算成本,应该剥离什么因素,应该计入什么因素,一直存在争议,没有达成共识”.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总成本还是个未知数,７５％的比例又从何谈起?
笔者手头有一份资料：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国家财政所负担的教育经费中,大学生的生均费用分别为：７３０９．５８元、６８１６．２３元（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２００１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从这两个数字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１年比２０００年下降了近５００元；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国家对大学经费的投入仅仅比学生家庭所缴纳的每年６０００元学费多出１０００元左右而已.面对以上的数字,不知道这个７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在这里,我打算就高等教育费用分摊比例问题作一点国际比较,同时也求教于丁教授.
先来看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加拿大为例,其办学经费的７０％来自联邦和省政府,只有２０％来自学费,其余部分由社会各方面捐赠.他们认为,如此比例既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也可以增强学生的责任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再来看发展中国家,以印度为例,该国教育经费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其投资比重为７８％～９２％,其余为社会捐赠,学生及家长负担的数额只占很小的比例（资料来源：《教育与经济》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看来,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费用都是以政府负担为主,占绝大部分.虽然说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但是因为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且只有国家才有力量来承担这个任务.
而我国的情况,似乎和国际水平有相当的差距：家庭负担大概要占全部经费的４０％以上；而国家负担的比重不到６０％.如此看来,和世界各国比较,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费用的投入方面是最低的；与此同时,学生本人及其家长的负担比例却是全世界最高的.
如此,丁教授所云的７５％似乎缺乏事实根据,有点‘想当然’了吧.当然,丁教授也承认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他说：“近年来大学扩大招生至使国家财力跟不上”,
但是遗憾的是这位对教育经费颇有研究的专家却没有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跟不上?是国家财力不够、力不从心吗?显然不是.近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１０万亿元,如果按照１９９３年、国务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个重要文件中的许诺,到２０００年实现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占当年ＧＤＰ４％的目标,每年的教育经费就能达到４０００亿元以上.如果把这笔资金的１／３即１３００多亿元用于高等教育,就是很可观的数字,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学生及其家长的负担.令人遗憾的是,直到２００３年仍然没有达到这个比例.不但如此,而且没有任何官员就这件事情站出来公开承担责任.正是因为政府没有承担作为政府应该承担的投入义务,才把学费负担转移到学生及其家长的身上,并且因此而引出许多社会问题.
据了解,自从实行高校收费政策以来,有许多考试成绩优秀的青年,仅仅因为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不得不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直到２００３年,几乎每年都有因为上不起大学而被迫辍学的；更令人痛心的是,有学生或家长为缴不起学费一时想不开而的.如《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第１０版发表了高中学生胡志远的文章《悲剧何日不再上演》,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参加今年高考的陕西考生景艳梅以优异成绩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可是她的父亲却因为无力负担高额的学费而.文章还回顾了去年宝鸡的考生丁某被复旦大学录取以后,她的父亲却因为拿不出巨额的学费而跳楼.何建明著的《落泪是金》中亦有多例这类悲剧.为此,近年来不断有报刊公开抨击大学的收费政策.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届教育大会.在会议一致通过的文件中指出：“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减少高等教育公共经费,也不能将大部分沉重负担转嫁给家庭.这只能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光明日报》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２日）我国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官员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大会,并且在此文件上签字同意,这就意味着应该承担贯彻、落实上述决议的国际义务.因此,无论从对内、对外的角度来看,都应该重新审视、评价现时的高校收费政策,切实负担起政府必须提供公共产品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要再“将大部分沉重负担转嫁给家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