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女人的诗性历史

文学与历史的相互缠绕,一直是现代以来文学的本质关系.①新时期以来,有相当数量的女作家进入了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她们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话语空间中不断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从而完成了女性主体的建构.其中,赵玫的“唐宫三部曲”――《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以鲜明的性别视角,捕捉被传统历史记述忽视的“第二性”的生存状况,以发现女性的眼光为女性立传,以对话的方式体会女性的心灵,以带有颠覆性的想像力重绘女性历史生命的图景.从而,在构筑历史女性生命历程的同时,以其性别意识鲜明的历史书写策略,拓展了历史言说的诗性空间.

一、“发现女性”――探寻女性的历史存在

在漫漫的历史长卷中,女性人物往往被历史记述排挤至边缘.她们在男性的历史叙事中湮没无闻、失位失名甚至被扭曲篡改.新时期以来,随着凌力、石楠、须兰、赵玫等一系列女作家的崛起,“女性无史”的状况才得到改善.这些女作家们以性别视角对历史进行重新挖掘,使那些被所谓“正史”遮蔽、忽略、甚至歪曲的一系列女性历史人物浮出历史地表,重新进入审美视野,成为大写的存在.一些学者因此把赵玫的某些作品列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范畴.诚然,她的文本具备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些特征.比如讲求在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中进行文本阐释,注重返回个人经验进行历史的多重解读,拆解大文本,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辞语言层面等等.然而,对于历史的客观真实和史料的态度,赵玫也依然保持了严谨和认真.她的几部长篇历史小说,都是在作家理性之光的烛照和穿透之下完成的,这是探询女性历史存在的先决条件.在正式写作之前,伴随着史料搜集和整理,作家先要厘清传统历史是如何记述、评说女性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这样才能够发现其中隐含的奥秘,这便是对历史女性的一种理性关怀.

赵玫在写作《武则天》时便吐露过对这种理性认知过程的理解.她知道,历史小说对于她“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用今天的笔去驾驭那些尘封的往事似乎并不是轻松的事.尽管我们有我们的方式,但历史是真理性的.那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违背,所以我们必得要钻进故纸堆.我们要弄清楚历史人物的复杂关系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要了解当时的人文景观、风土人物,以及服饰的特点、建筑的风格.繁琐考证会扼杀想像,但我们又不能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那大量的资料.只有当这一切终于被我们翔实地占有后,似乎才谈得上我们的方式”.②在赵玫身上,我们看到了“治史”者所应有的踏实,而非某些“新历史小说”提倡的放弃认知历史和逃避历史深刻的那种姿态.

在掌握了足够大量的历史资料后,赵玫才开始在作品中印射她的历史观和对人物命运的理解：“我不想在重塑历史的时候重陷历史的泥潭.我必须摆脱那种貌似正统公允的男权历史的圈套.为什么古人的论断就一定是不可逾越的呢?我应当拥有一种批判的意识,革新的精神,历史也许才会闪出新的光彩.这可能是大逆不道,但我却只能如此选择自己的方式.”③在写《高阳公主》之前,作者所参照的只有史书中短短几行文字,以及与这几行字相关的其他人物的记载：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婿.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等④

史书的寥寥数笔,在赵玫那里演绎成一部长篇.高阳公主与房家两位公子的感情纠葛,与辩机和尚的真挚爱情,与吴王李恪的朦胧感情被她演绎成女的历史.史料中的高阳是苍白的,她没有性格、相貌、情感以及种种属于女人生命内涵的东西.因为高阳的身份虽然显赫,在史书记载中也确实颇受太宗喜爱,但饱含政治色彩的史书很难对这位一生基本不涉政治的女性发生兴趣,她被“男人”的历史拒绝了.作为女性作家,赵玫所看重的是身为历史女性的高阳那舒张的性格.这种性格,在短短的几行历史记述中已经有所指涉：“怏怏、悦之、无哀容等”几片碎片式的词语,构成作家思绪发扬的触端.和高阳公主一样,史书对上官婉儿的记载也属凤毛麟角,而对武则天的记载虽有所增益,也无法显露出更多与女性性别特质有关的信息.当然,我们无法苛求古人,惟有以今观古,方可发现那些古代女性内蕴的丰富和血肉的灵动,方可发现“小女子”身后的“大世界”.凌力“百年辉煌”系列中的乌云珠史上实有其人,根据那些极为单薄的史料,作家将乌云珠塑造成一个相貌出众、才识过人的女子.这种对历史“小人物”特别是女性存在的挖掘,本身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庞天舒的《王昭君出塞曲》,蒋丽萍的《柳如是柳叶悲风》无不是这种尝试的持续,历史在她们对这些“小人物”的塑造和理解中显露出新的意义.它的文学性会以相关事件和人物的记述为基点而带来一系列想像式的诠释.在新的诠释中,大量被遮蔽的东西必然得以重见天日.这些历史女性,即使她在历史发展中没有显赫的功绩,但如果其人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生平具有跌宕的文学性,那她的生活所具有美学意义也是丰富多彩的,她的生命便会跳出“故纸堆”的束缚,在当代翩翩起舞.

探寻女性的历史存在,一方面是发现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等等这样在传统历史书写中难以被观照到的小人物或边缘人物；另一方面,对女性人物的定位、评价以及相关史实进行重新推敲、置疑以及合理虚构,从而在发现“女人”之后,进一步发现其“人性”和“生命”,以女性叙述者身份对女性历史进行重写,成为赵玫等女作家的一种策略.须兰的《武则天》便直截了当地写到史官苏安恒撰写的史籍是由“预言”、“无耻的谎言”、“被埋没掉的历史”组成,她逐层摧毁了历史叙事那种所谓的“公正性”、“客观性”；王晓玉在《赛凡尘》的前言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她的创作仅仅是小说,而且只是历史题材小说.这些女作家们正是在基本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进行着大胆的艺术虚构,以个人心灵实现与历史女性的对话,并不断探讨着那些女性在历史长河里生命的本真存在.

二、“体会女性”――打穿横亘古今的历史隧洞

赵玫以重视史料的态度,理性观照历史记忆中的女性、特别是她们的“人性”存在.对于萧淑妃、王皇后这些与主人公对立的“反面人物”,她没有作简单化、 丑化的处理；对武则天,上官婉儿这样的主人公,她也没有加之以超凡入圣的光环,只是以当代女性的感觉再现了历史女性有血有肉的一生.这便打穿了历史隧洞,以作家的心联系、体会着历史女性的心灵,从而建立起女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正如“花非花丛书”的主编赵昌平所言：“她们对于史料的鉴别、取舍、处理,虽然也借鉴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却更主要地是以作家――女作家的心去体味、去辨识、去通过想像加以丰富；她们等专注于通过自心的感知去再现一个个历史女性的行踪心路等于是一个个为历代的男子传奇化了的奇女子,又还原成了鲜活的个人各异的女人,一段段历史的长卷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心史中得到了折射,而给人以一种崭新的感受.”⑤

同为“花非花”系列作家的王晓玉在接受访谈时曾被问及为什么她的创作大都以女性为主角,她如此作答：“女的比较喜欢写女的；女的比较擅长于写女的；女的常会‘惺惺惜惺惺’地同情女的等女的多是从自吟自叹出发而不是从欣赏和品尝出发描绘女性；还有,女的一旦清醒,往往能入木三分地看透了那另一半世界而且鞭辟入里地揭示之,这实在是太有悖于几千年的常规了等”⑥王晓玉的话表明了很多女作家进行历史创作的一种性别姿态,即以自己的心灵去体会古代女性,不拘泥于史料的束缚.对赵玫来说,历史的“禁忌”多少限制了她对历史人物的感觉,她只能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体会另一个历史女性的心,这正是赵玫驾轻就熟的.她所写的,都是能令她自己着迷、令她的思想有触发点的女人.在写《武则天》时,她对接近武则天表现出急切的态度,因为她认为武则天做了“许多女人想做而唯有她一个女人做到了的事情.当我答应接近她等有更大的成分就是为她,她本人谜一般的美丽和她作为女人的毕生；还有,她苦苦营造的武周王朝”⑦；在写《高阳公主》时,仅仅是大唐公主与佛门中人的相爱这个历史提供给作者的史实便让她激动不已,高阳公主那份被限制被压抑的爱成为一种震撼人心的魅力进入赵玫的心灵.这样以自我心灵进入历史书写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陷入追逐历史所谓真实的圈套.本雅明说过：史学可以建筑在充满着“当下”的时间之上.⑧那么女作家对历史的理解,是否就可以建筑在充满着“性别意识”的当下时间之上呢?这正是赵玫的文本试验所一直探询的.

在与历史女性对话的过程中,赵玫自身的“当代意识”在唐宫中得到了张扬.她的写作,不是让历史女性复活在那个时代,而是希望“在历史所提供的僵硬的脉络中,填充进鲜活的生命；在远古遗留下来的没有呼吸的骨骼中,填充进我们今天依然可感可触的血和肉等让武则天穿越千年的遥远,来到今天”.⑨她把今天的女性或者说她本人对爱的执着,对性的迷恋,对女性地位的冷静审视涂抹在一个个历史人物身上.她编织的历史,是女人爱的历史,也是她自身爱的历史.从高阳公主对辩机的苦苦守候,到上官婉儿对崔至诚至圣的精神之爱,其爱情哲学都是在复述着作家坚持的那种“爱是永恒的忍耐”.赵玫选取的女性主人公,或许都能够与她灵犀相通,她将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强烈地投射到古人身上,借古人之情加以宣泄.作家书写她们情感的疯狂、的火热、容貌的艳丽、举止的优雅等分明是在颠覆着历史的背景和逻辑,她们分明是现代女性的化身.在这里,作家采用了以女性的“情性”激活历史的手法,以当代人的情感为艺术去感悟、统纳历史,写史绘人,追求在“情”的层面上谋求当代与历史女性人物在情感、经验以及内在生命人格上的多重对话,以主体情感拥抱尘封多年的历史人物,尽量把笔触入历史内部富有生命质感的“情”的一点上,打穿古今的时间壁垒,从而丰富了对历史的多重诠释.

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赵玫的这种“情性激活”历史的方式并不少见.王鸿儒的《庄妃》、马昭的《世纪之门》等作品依然鲜明着体现着这种方式.即便是在那些以凸现历史真实为创作宗旨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依然可以听到这样与历史人物“认同式”的对话.二月河在考察雍正的史料时,为雍正的勤政与政绩所折服,并抱以深深的同情；写顺治的凌力、写张居正的熊召政以及写李鸿章的吴果达对笔下人物也作如是观.这种感同身受式的关怀,使作家把自己的理想人格投射到历史人物之上,从而“清除过去与现在之间联系的那种中断现象”,这是靠作家用符合现代人旨趣的现代意蕴组织、处理历史文本的结果.⑩恰如克罗齐所言：“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去考察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生活的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11)由此观之,历史小说中所描绘的具有某种特别性质的人物或生活与当代社会生活、当代人文精神是可以对话的.在“当代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赵玫写的既是古代,又不是古代,她的古代题材作品蕴涵了很多“20世纪末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写《武则天》她考虑的不是一个唐朝的问题,而是一个90年代中国大陆女性所面对的挑战的一个很有力的描述”.赵玫笔下人物的不轻松,实际也是作为女人的她“生活状态中的不轻松”和她在“当代生活中的无奈”,(12)而这种“不轻松”和“无奈”既贯穿古今,也衍射未来.

三、想像女性――勾绘历史女性的生命地图

赵玫以女人的心体会女人,为女人建立富有性别意识的心灵史.我们感觉到,这种“以心会心”的角度使她的作品从形式上弱化了历史小说家常有的那种概念先行的痕迹.阅读她的作品,会感到作者是在不断探讨人物生命的种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定了一个要高扬的主题,为人物立新传.在写《上官婉儿》之前,她向自己提问：“‘这是一部女人的历史.’‘一个怎样的女人?’‘她的爱与恨.而她的爱与恨又是怎样地悬浮于那个巨大的政治背景之上?’‘她的生命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她何以能够在宦海中沉浮?’‘又能够久久不被淹没?’”在武则天女皇的光辉下,“她们是怎样荣辱泯恩仇的呢?这便是我在我的这部小说中所要探求的.于是把两个女人的内心铺排开来,沿着她们人生的轨迹,去寻找她们能将仇恨融化的真正原因”.(13)作家没有被史料的迷雾所遮蔽,她试图以探索方式,绘制女性人物的“地图”,从而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即女性人物的历史是在作家与人物、与读者共同的思考下铺展而成,历史的“真实”在无意间便被这种“ ;探讨”置换得模糊不定了.当然,这所有的探索都只是一种尝试,历史的可能性导致历史无法被绝对真实的还原,赵玫说：“但那或许终究不是真实的.真正的谜底不在今天.今天的我们只能猜测.往事被尘封.”(14)这种猜测、讨论的方式“使我在创作中充满了.最最令我兴奋的是历史的话题所带给我的无限创造的空间.我可以在讲述着一个十分古老的故事时,充满了想像力地去探讨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心灵的可能性,以及历史人物生存选择的可能性”.(15)

这种对历史“可能性”的探讨,使作家可以跳出题材的模式,以一些细节的真实点染出历史的背景与氛围,驱策着历史人物来到一个新的时空.这种脱离“历史真实”的姿态,并没有使她陷入重构历史的操作中.既然文本永远无法抵达历史的真相,倒不如以元小说的姿态直接裸露对历史事件的质疑,以推测、揣度不断传承的历史事件的虚构本质.在与古代女性的对话中,“作家毫不在乎地暴露‘我’的存在和‘我’的主观见解的渗入,甚至常用‘我想’、‘我猜想’、‘我以为’等轻佻的口吻陈述历史.填充各种空白之处,裁断模糊的一点”.(16)在《高阳公主》中,作者经常直接干预情节发展,甚至直接表达自己的议论；而在《武则天》中,作家不仅指出有关星相大师袁天纲预言武则天将主天下的记载并非信史,而且指出有关武则天杀死自己亲生女儿、栽赃王皇后一事同样是史书作者们的编撰,因为“他们无视那个时代新生儿的死亡率几乎是出生的一半的这个事实”.作者做出这样的叙述,显然是为了突出武则天身为母性的一面,带有强烈的为女性“翻案”的色彩.她以性别的诗性融入历史的诗性,以这种个人声音的方式,寻找历史叙述的深层支点.这个支点便是女性生命的本真存在.因此,我们不必过度推敲赵玫为女性翻案的可信度,而应该认识到“历史的真实首先应该是意义的真实”,(17)这种意义,是由作家自我的理智与情感控制的.

在历史的框架中,作家拥有了一份解释历史的能力,赵玫认为“重新解释这些人,重新解释这些人物的关系,重新解释历史等是一个创造的过程.”(18)这种创造性的想像,是以关注女性生命的诗性存在为支点的.很多女作家进行历史小说、特别是女性题材历史小说创作时,大都是在发现女性的基础上,以心灵贴近历史人物的姿态,从而实现勾绘历史女性生命图景的旨向,彰显女性人物人性的丰富、圆润.她们设计的很多细节,在小说中获得了与史传相比不寻常的意义.如《陈圆圆红颜恨》中陈圆圆与冒辟疆的初恋对她以后人生长途的影响,再如《武则天女皇》、《王昭君出塞曲》中分别对武则天和王昭君二人早年生活的勾绘,虽然其场景与情节大都为虚构,但其人物生命的历程则完满充实了,这样的虚构也便具有了合理性.与赵玫以想像的姿态描摹女性的历史生存有些不同的是,另一位“花非花系列”的女作家王晓玉则经常以“论辩”“考据”的方式为女性翻案,她们同赵玫一样,将此在的生命体验引入历史,重绘或者说改写了那些细微的历史真相,触碰到女性在男性历史中被挤压、折磨、扭曲的心灵.这种被福柯称之为“经验性存在”的历史,便是被人们长久所忽略的历史.无疑这种历史虽为虚构却更加真实.它虽是文本化的历史,但却更加合乎人性,更加契合女性的生命历程,从而“以一种新的切入历史的角度走向另一层面上的历史真实”.(19)

这种对女性诗性历史的追忆,便于我们感触她们生命的脉搏,其现代化的叙述方式,也拉近了历史与当代读者的心理距离和时空距离,甚至我们可以在历史文本中看到都市人面临的情与爱分离的困惑,家庭与事业的矛盾等等现实问题.但应该指出的是,历史题材小说毕竟有它质的规定性,那就是它的历史感.赵玫在这三部作品中大量描绘场面,甚至宫殿的肃穆、死亡的威胁都无法阻止它.“性”从带有颠覆意义的新鲜音符逐渐有些成为陈词滥调,成为一种目的,这使历史的情感化显得空泛、苍白,同时这些情感背后的历史,也就越发模糊不清了.而且,以“性”作为女性意识流露的突破口固然有合理之处,但如果过于沉湎其中,其力度反而会被削弱甚至落入新的陷阱.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外在文化历史因素积淀于作家知觉心理场的产物,然而,同任何人的生活活动经验总是有限的一样,作家的艺术知觉也是有限的,这也给作家主体选择既带来便于充分发挥自我优势的极大能动性,又使他对自我心理场以外的题材对象缺乏敏感,甚至不自觉地产生抵牾的消极作用.如果忽视了情感历史化的问题,其历史文本的历史性一旦变成空虚的背景,那其文本的历史价值也就丧失了,其诠释历史的意义,反而会成为过度诠释而丧失根基.

同时,把一个个具有现代思维的女性置换在历史的背景中,固然带有权威反抗的意味.但在女性获得历史言说的权利之后,历史书写的潜规则的丧失,会不会带来一种新的霸权呢?而且,这种新的言说权利,也许更容易陷入男权审美的圈套.“唐宫三部曲”与赵玫之后以及浅近的都市题材创作分野是明显的.在“唐宫”系列里,赵玫借助历史的背景,把女性人物引入了当代视野,并以诗性的历史想像,描绘了她们的生命图景.从她整体文学创作的进程上看,“唐宫”系列只是她女性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台阶,在这个台阶上,她在进行一种表达方式的文本试验.她可以尽可能地贬低男性,可以剥夺男性出场的权力,也可以极力地张扬女性的情爱意识,这是作家女性意识点燃的起步阶段.在接下来的级级阶梯上,她才开始更自觉的寻觅女性真正的生命和谐、融洽相处的途径,在追忆女人诗性历史的行旅中,作家采撷的也就更多.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①(17)陈晓明《走进历史深处》,路文彬：《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序）,第24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②③赵玫《我们的方式》,载其散文集《遥远而切近的记忆》第153,154页,学林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④赵玫《编织爱与死的永恒》,《高阳公主》第3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⑤赵昌平《“花非花”丛书的意义》,载《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1期第39页.

⑥王晓玉《关于“女权主义”》,载《我要去远方》第318页,文汇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⑦⑨赵玫《漫漫长安道》,载其散文集《一本打开的书》第274-276页,第28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⑧本雅明《 ;历史哲学论纲》,载《本雅明文选》第4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⑩《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第126-1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1)本纳德多克罗齐《历史与编年史》,载《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引自张颐武教授在赵玫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13)(14)(15)(18)赵玫《关于那个女人》,载其散文集《遥远而切近的记忆》第

167-169页,第153页,第176页,学林出版社2005年5

月版.

(16)南帆《文学的纬度》第244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19)陈建新《历史题材小说的道德抉择》,载《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