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女性文学发展态势与论争气象
第六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2月26--30日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就学界所关心的新发展趋向提出了"21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态势"这一宏观研讨课题.目的是总结自'95世妇会以来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推动女性文学研究向专业化学科化方向发展.针对"发展态势"这一主题分设了若干不同子题,各子题的论文汇集起来,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壮观景象,与会者在交流中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提高了理论层次.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最新研究课题,来自不同立场、视域、层次的观点往往激起专家学者的交流,会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气象.在研讨会现场,自由发言经常比之论文宣读具有更为精粹的思想火花,更为真切的立场观点.
自'95世妇会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铺盖而来,与中国"女性学"各学科各门类的崛起同声同气,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景象.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女性文学.吴思敬在《开拓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第六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1995年第一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以来,"女性文学研究队伍壮大了,出现了许多年轻的新面孔.探讨问题的学术档次、提交论文的学术质量都有非常明显的提高".女性文学研究正出现一个后继有人的良性发展势头.参加研讨会的不仅有历届活跃在该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学者刘思谦、盛英等人,还有河南大学、南开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多个院校由女性文学专业导师推荐的在读研究生.与以往研讨会谢绝在读研究生的惯例不同,本届研讨会更希望听到年轻的未来研究者的声音.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生刘、王越的论文颇引与会者的关注.刘的《试论〈生死场〉"宏大叙事"背后的隐形文本》,从意义与文本两个层面对男性批评家所下的定论提出质疑,多数男性批评家将《生死场》视作"民族寓言",力图提升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思维走向以男性批评标准为出发点,掩盖了"宏大叙事"表面之下的隐形女性写作文本的存在.刘认为,《生死场》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女性经验而非"抗战经验"的真实上.王越的《试论"金锁"质地--对张爱玲〈金锁记〉的女性主义思考》,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探讨了七巧悲剧命运的成因.指出所谓"金锁",所寓指的并非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黄金和,同时还是对社会传统性别格局和父权制度的巧妙隐喻.刘、王越的论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具体文本进行深入细致极具说服力的剖析,表现出成熟客观的女性主义批评立场.与此相近的研究,较为普遍地存在于青年研究者中间.如董丽敏的《论九十年代女性文本中的同性恋景观》、刘钊的《女性意识在女性散文中的衍进》、关涛的《女性新形象--第三类女性》、张宏薇的《苔丝与艾德娜：父权制度下的悲剧》、张华的《渐渐远去的"苍凉的手势"》等论文.在此次研讨会上,由文本出发而形成的部分研究成果昭示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已成熟为一种批评方法,理性客观地跻身于林林总总的学术派别中.这种发展趋向,说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已渐深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也只有在对大量文本的发掘、梳理后才会走向成熟.
研讨会上关于"态势"问题在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那里得以阐释,其中包含着研讨会形成争论的几个热点问题--语境、性别身份(立场)、身体写作、人文关怀、对话等.
刘思谦认为,'95世妇会以来的女性文学发展态势,由热点、焦点走向边缘、由走向平稳.对文学发展来说,这是一个正常态势,有利于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些女性文学的问题.她在《世纪之交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姿态》中提出,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面临的语境有三种：一是政治权利对文学的控制并没消失,但形式上与"十七年"、""有很大不同.二是市场经济指导下的商业化广告化话语.三是大专院校研究机构机关等体制带来的机械的、量化考核评奖制度造成的经验化、适用化的扼杀生命创造力的话语.女性面临的男权话语语境也存在,但男权话语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独立话语力量,而是渗透在上述三种语境中.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在三种语境的夹缝中生存.其写作姿态归结到一点,是在变化中不断寻找、调整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的内涵是女性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双重自觉,它既认同女人,又认同个人.后一个认同特别重要.这种姿态带来的是女性文学的三个变化：生活的日常化、历史的个人化、城市的女性化.边缘性是时代为女性留出的最好位置.不需要走到中心成为焦点、热点,那样可能失去女性文学之为女性文学的根本.
谭湘在她提交研讨会的《谭湘就女性话题答〈青春〉杂志记者问》中指出,"21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创作苗头,一些我称之为比较成熟的女性文本业已面世或正在酝酿之中.但女性写作从整体上来说无疑更时尚化了.传播手段更加先进,生活节奏更加快捷,人的生存压力加大,个人的精神空间日渐减少,人们的阅读口味变化多端,人们的行为方式更趋个性色彩,一批读者热心追求阅读的新奇和追求感官刺激,图书的版式和内容'小资'情调弥漫,淡淡的忧伤和放浪之野蛮,作家们中,一心要加入主流话语的,和任什么都'浑不吝'的诸种流派的分野等女性写作本身正经历着各式各样的诱惑和考验,形态日渐多元化、时尚化、快餐化、网络化,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可能不会占据大众阅读中心,甚至可能会进一步边缘化,但是,从我主观上我还是喜欢那些真正有意蕴的很有文学机理的作品,我一直为这样的作品感动和叫好；而且,如果像我这样爱好的人越来越多的话,真正优秀的女性文学的市场应当是越来越大."谈到女性文学写作与研究时的困惑,谭湘认为,"撇开自身的先天条件不说,仅从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本身,从历史的沿革说,女性是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话语体系的,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一些文字表达,譬如要求的文章表述的逻辑性,要求我们的文学作品所应当具有的种种品质,事实上都属于男性霸权文化的逻格斯范畴,包括一些词的词性,比如'史诗'、'英雄'、'阳刚'、'阴柔'等等,都是社会性别色彩很浓的带有某种性别定位和性别歧视的,而你如果企图不使用这些现成的文字,你几乎没法张口说话等我发现,我要么得用既有的文本范式去言说我的想法,要么我孤单地这样继续去尝试去写作却不一定获得那么多的掌声,要么我不说话选择'失语'--可那将更不是我之所情愿！所以,这种无以言述的尴尬,应当说是我从事女性写作研究中的最大的困惑,也部分制约了我在女性文学方面的深一步的研究和探索.而且,我注意到,我的众多的女性文学同道的姐妹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多'绕道'走了,她们现在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性别、种族、阶层等等更为广泛的层面,作了一种平行的位移,我想这也许是当下摆脱窘境的途径之一."
林丹娅在《批评的 批评--当下女性文学迷津之解读》中认为,新时期以来,写作的分化造成内涵的多重复杂性,由复杂性而形成的对女性文学的解读与操作的诸多问题,使得女性文学的批评也显示出十分复杂困窘的情况.如西方女权主义误导论、个人化写作偏颇论等,准确地分析与澄清女性文学的真实问题,正确地认识与清理女性文学与女权主义、个人化写作的理论渊源及关系,才能修正批评的误导,促进女性文学真正走出迷津.一、女性文学的层次性与层面性.要肯定的是由大一统的叙事模式与审美趣味到今天的女性文学所呈现出的形质迥异、层面不一、功效繁杂的写作状况,表明女作家因思想指向、生活形态、文化旨趣而异的写作得到较为宽松与充分的施展.其对女性文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在高层次与低层次写作之间,构成文学文本的诸多艺术元素与生活内涵,并非孤立.二、女性文学的几个层面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分析.第一,性别意识的突显带来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一些作家作品显示出或多或少的、或自觉不自觉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进入个性化写作以后从摹仿到创新的一个必然规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理论话语的传播,加速或明确了性别意识,即强调女性要写自己,你写自己从摹仿开始,但最终会写出自己的真实状态.另一方面负面性的,商业经济的操作,尤其是女性之性,被一些作者出版商有意识地作为卖点.第二,文化消费形态的变化.改变促进了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种交融,通俗文学、流行文学的元素通过文化消费模式,影响以至进入高雅文学与经典文学的解读与欣赏中.第三,书写与传播媒介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一些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界线模糊.如网络写作.网络把写作的私人化与作品的公然化两极结合在一起.三、对女性文学认知与批评的混淆.把突显女性意识的作品、沦陷在商业化以"性"为卖点的作品、个人化写作偏颇所造成的隐私文本混为一谈.第一,由男性操作的"隐私化"写作到了女性手里就会被认为具有"小、隐、私"的女性所具有的写作特征.把它与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作家应该描述自身的感受、经验、成长、经历的要求混淆.第二,以女性身体作为商品卖点的、"形女实商"的"性"写作,则与女性主义关于女性身体是历史文化记忆的承载物,女性必须通过书写自己的身体而发现自己与文化的关系和策略混淆.第三,把女性主义经典言论作为塑造贬义人物的性格手段,从而与女性主义话语混为一谈的"形女实男"写作.第四,没有充分认识女性文学本身可能包涵着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文化形态、道德形态、表现形态的写作,把"女性文学"认定为一种性质的"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写作存在于各个层次与层面的问题,都被它当作是"女性主义的误导",从而引发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清算、批评与指责.虽然"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实践中一直处于相互补充与扬弃的过程中,但建立在这种认知模糊基础上的批评,无助于对女性主义真实面貌的认识,从而也无法真正为中国化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做出建树.
王敏在《面对世纪末的焦虑--龙应台杂文创作的意义》中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一部分女作家在书写女性的个体成长和内心体验的突破的同时,明显地流露出思想的弱化和贵族化倾向.她举例董丽敏在研讨中提出的女性书写存在的问题：对城市女性的关注以及对农村生活的漠视,对精英女性生活的关注以及对普通女性生活的漠视,对主流女性文化的关注以及对边缘女性文化的扭曲,以及关于身体写作的尺度、木子美现象等,这些问题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敏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女性文学面临的一种"焦虑",需要做的是对女性书写中的"自说自话"、人文关怀失落的反思.她从龙应台的杂文中发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书写.在全球化语境中,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对跨文化的反思和直面现实社会、批评的犀利以及女性生命力体验的温柔书写,提供了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赵树勤在《当代女性诗学的理论建构及其流变》中,探讨了当代中国女性诗学的理论建构及其流变问题,认为女性诗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确认了女性诗歌的自白叙说,从诗语建构的角度肯定了女性诗歌的躯体写作.女性诗学正在表现出一种从躯体自觉到语言自觉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既标志着当代女性诗学已经达到的理论高度,也为当代女性诗学建构提供了一个不可回避而又不能穷尽的永恒话题.
在自由发言中,韩健敏认为,女性文学研究要跳出女性文学来反思女性文学.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尴尬,首先是女作家与女批评家对女性文学的理解有一个错位.如何进行统一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其次是社会上对女性文学研究某种意义上的误读.在学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就是女人在写自己的体验.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作家一轮又一轮地出现.在大众心目中,她们写的就是女性文学.这种误解使女性文学的档次在大众眼中下滑.女性文学批评有点儿像卡拉OK,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女性作品中呈现出一种生命体验或身体展示,有男性评论说,这是女性以另一种方式在参与选美.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种尴尬.三是女性文学研究面临的困惑和可能有的出路在于,如果女性文学研究过分地关注女性作为性别本身的感觉,身体特征、生命特质,容易使研究走上狭隘的境地,得不到广泛的认同.或者不能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引起深刻的对话.如何跳出局限,如何在更宏大的视野下进行更深刻的文化反思,来提升女性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女人作为女奴的年代,要实现人的权利,她要解构和颠覆男权中心.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终极目标是使女人成为人之后,要实现生命的丰富多元,实现一种女性的自我价值,要思考人的全面解放,要表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思考人的全面解放,构建新的人类文明的境界和思维层次上,来进行女性文学的研究.要有双重视角,宽容心态.四是性别平等问题.女作家作为仅是群体的精英,对女性问题的思索和探究,和中国广大的女性群体生存状况相去甚远.目前女性文学处于边缘的地位很正常.女性创作批评达到的高度与社会的认可程度也存在着差异.承认差异并不等于失去了平等.要勇敢大方地表现的差异,这才是女性作为人的个性的正常状态.五是关于女性批评家理论研究者与作家的关系.理论批评者要解读、分析、总结女作家的作品,要有整体意识,切忌贴标签.另外,要有一种引导意识,引导女作家在进行个体生命言说的时候更多一些理性思考,增添一些宏阔的视野和境界.21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的世纪,不仅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政治经济文化也要协调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男人和女人的对话、沟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沟通和谈判都是一种妥协.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促进互相理解和沟通,共同发展.
此外,李琳的《性别意识浮出后的女性写作》、屈雅君的《性别对文本 0340;占有：〈小姐你早〉与〈超越〉阅读》、何静、胡辛的《细雨的呼喊--胡辛的女性写作》、宋桂珍的《论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复合性特点》、姜波的《醒来的追梦人--论当代文学中女性的困惑与追求》、陈力的《由文字到影像--当今女作家小说改编现象分析》等论文从性别意识、性别文化出发对女性文学发展以及具体文本做出了不同层面的探讨.
关于对话,盛英的论文《再议对"男权话语"的批判》较有代表性.盛英认为,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体系,除了要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史"的研究,以及对现实女性创作进行评价、批评与研究外,以性别角度分析中国男作家作品及其妇女观,寻找男作家及其作品同传统文化、历史场景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大胆深入地揭示和批判男权话语,才可能确立和稳固"性别政治"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的立场和原则."为了对话,为了交融"这个宗旨,盛英认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从自己的性别极地退到边缘地带,平等对话.对话应该注意三个结合：一是批判与关怀的结合.二是对照与反思的结合.三是文化探求与文学审美的结合.
对话一向是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敏感地带,研讨会上就此论题,年轻的学者王侃认为,之间有一种"不可通约性",女性批评家不必与男性批评家对话.刘思谦认为,对话是困难的,不是不可能的.不能把某些个人的"不可通约"扩大为的"不可通约".阎纯德认为,应该对话,对话应该是温柔的抚摸.艾云认为,灵魂是没有性别的,女作家要想有长久的艺术生命,还应向伟大的男性作家学习.彭放认为,要慎提战争,要看到女性写作中的另一面,如木子美现象.这些东西败坏了女性文学.女性精英应该对此发表自己的声音.刘思谦认为,木子美现象是貌似女性文学的性别秀,女性文学要甘居边缘.大部分与会者同意刘思谦的观点.朱辉军质疑女性文学的定义,而这一问题是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出现以来就频频被提及的,被追问的.在此研讨会上,仍不例外.朱辉军提出,女性文学若不是指性别之外,真正进入到作品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东西有些东西好像是女性特有的,实际是历史上形成的男权意识.若把这些东西抽除剥离后,真正属于女性特有的东西就很可怜了.就是这样,里面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或者没有达到我们应达到的高度.所以不要太过于强调女权、女性意识、女性身份.作为一个策略还是应该这样提.我们要做这样的研究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课题.如女作家写了一本小说,男导演改编后,它的女性意识还剩多少女导演导演了男作家作品后,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所以,质疑的结果仍然是探讨和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就是在这种研讨的质疑与追问中布下了一个又一个心结,不断地被研究者去.
关于性别立场以及对话,李晓红在《为孙柔嘉辩护--兼谈对文学写作中性别立场问题的思考》中提出了关于性别立场的困惑.她举例《围城》讲述这种困惑.首先她要为孙柔嘉辩护.这是一个男性立场下的悲剧形象.结尾人们的同情都在方鸿渐身上,但如果站在孙柔嘉的立场,没有谁是赢家.孙柔嘉的形象是多面的,不属于任何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中归纳的形象--天使型女性、恶女型女性、正面自主型女性、落后型女性,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性,而这个女性是在作家非常强烈的男性立场下形成的.关于性别立场,我们在批判男性立场,如果这样,文学世界会失去很经典的类似孙柔嘉这样的人物形象."文学是不分性别的,但写作的人是有性别的,因此写作中一定会形成性别倾向."如果这句话大家都同意的话,女性应该坚持女性立场,那么男性作家和男性的评论者是否也可以坚持其男性立场如果这个逻辑推衍成立的话,那么批判男性立场有意义吗可不可以有超越自己性别的性别立场比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作家的性别立场是男性立场吗怎样才能把自己纳入这个大的学术圈子中而不仅仅只是自说自话.我们一直在批判男性的男性立场,是不是可以主动些,采取一些策略能够在学术界真正展开对话.
李晓红在提出性别立场的困惑时,把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面对的困扰、误读又一次摆了出来.实质涉及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问题.一些男性学者所以敏感于此,就在于西方的女性主义历史是与争取女性的各种权利义务紧密相关的.当这种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与权利义务相关的现实色调并没淡去,对于女性主义的误读,本质上仍然在于男性中心思维.如果坚持男女二元对立的思想,便看不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理论只有在批判中生成,这一点毫无疑问.事实上,在学术研究领域,慎谈战争,就在于现阶段没有什么现实指向的实质性的战争,也不可能存在这种社会基础.女性主义在各个不同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繁杂的派别、主张意味着这是一个不断开放不断更新观念的批评流派,相互矛盾冲突的观念比比皆是.然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男女平等意识是获普遍共识的,这是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得以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对话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性别立场的出现必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关,与女性健康的生存需要有关.现时段关注性别立场,是要通过女性主义研究,获得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必然结果.同许多批评方法一样,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带有革命性,至少从性别立场上观察世界别有一番新意.以女性主义角度(立场)研究文学文本在中国来说,更重要的在于检省历史文化以及历史文化在现实中的落后遗存,从中获得一种新的解释,来梳理人类进化过程中,哪些是蒙昧的、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可以扬弃的.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不单是女性,而是包括男性、以及其他边缘性别在内的多元文化意蕴.所以,建立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确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批评
近年来,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这种"研究之研究"对于归纳梳理现存的理论体系、避免研究项目的重复与浪费、在更系统更高水平基础上思考和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林树明的《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略论》作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部分,详尽地梳理阐释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分析了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转向性别诗学,以及由文学／性别批评逐步向跨文类／性别研究深化的特点.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些特点既与世界文论发展的大趋势同步,也与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相通相似.尽管此前大陆学者也有从事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并取得了许多可观的成果,林树明的研究以一种"史"的线索串联起来,使台湾与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纵向线索中关照横向交叉,更为清晰地体现出全球化的视野和脉络.
陈骏涛在《夏娃言说--近年几部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评说》中,就《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赵树勤)、《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李玲)、《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郭力)、《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 ;(乔以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志红)5部专著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专著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一、解构和颠覆男权中心.二、寻找观照女性文学的新视角.三、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本土化叙述.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反思.陈骏涛对研究的"研究"始终把握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脉搏,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解读与归纳,都表现出学院派风格.
谢玉娥在提交研讨会的论文《成长的思想--〈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著新编〉前言》中指出,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借鉴、吸收了多种先进性别文化理论的女性思想者是当代中国女性中的一个独特的群体.作为一个学术群体,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努力使得女性文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开放、动态、发展的理论批评格局."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不纯粹是个"学术概念界定"的问题,它的"涵义"更宽阔更深远.作者不仅从"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入手,探讨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中的各种提法加以解惑,而且把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这一实践上升到"使女性学习'思想'、习惯'思想'并产生了自己的思想"的高度."对历史上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为主体的包括性别观念在内的整个人类思想认识体系的重新〖JP3〗'思想',是中国女性思想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JP〗
罗婷、谢鹏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是一篇观点新颖、资料翔实的评介文章.作者认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又以美国的研究为最前沿.作者从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理论视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展望两个方面揭示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概貌及发展趋向.又由三个方面入手,诠释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是揭示了文学中的自然与女性的关系.二是对文本的发掘与阅读,对文学领域双重压迫根源的追寻.三是突出的色彩、多元的结构和宏大的视角.作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随着上述实践而来的是为人们改造内心世界树立正确的女性观与自然观提供了新的途径.使传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构建更具方向性和时代色彩.
女性文学研究的"非女性主义"视角
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视角研究和探讨女性作家作品,仍然是这次研讨会一个颇具分量的话题.从女性文本入手,精心构建垒起的审美阅读框架,展示出女性文本与地域文化血肉相联的关照,视野宏阔.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互补充、相映成辉,使研讨会在视角上呈现出多重主题并存的局面.
朱育颖的《乡村叙事与皖北文化寻踪--王安忆小说的一种解读》试图从文学--文化批评的视界,通过对王安忆乡村系列小说的解读,探讨其对乡村生活内质的关怀与寻找,揭示"我们庄"的自然生态和文化心态.寻觅皖北文化的印记与审美形式.阎纯德在《试论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指出,迟子建小说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儿、自然朴实、清新美丽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优秀的作品应该具有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并由这些构成艺术美感,迟子建的作品正是如此.而这些是因为迟子建所践行的是社会人生至上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李枫的《迟子建小说故乡情结形成初探》中,把迟子建的小说分为两类：故乡类和非故乡类.而故乡小说情结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心理学方面的来自人类精神溯源性,美学方面的来自作家审美理想的唯美主义,文化方面的来自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疏离感即对乡村文化的亲和.赖翅萍在《林白创作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试图以一种开放批评方式,把林白创作纳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去考察.认为林白创作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关系密切,体现在三个方面：男性中心无意识与女性身体狂欢叙事,"现代"的二元对立认知广大与异性恋叙事,"百越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故乡"书写.这些影响了作家观照世界与把握人生的方式,并由此形成了林白创作独特的主题和审美特征.降红燕的《男女作家写作模式差异及其文化意味》中通过对比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两篇小说,考察男女作家在文学文本中呈现的性别差异,并探寻这种差异的成因及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作者认为,在爱情题材上两个文本的叙事模式不同,是由男女作家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不同性别心理造成的选材的思维定势、传达作品题旨和采用叙事方式上的差异有关.女性作家由于长期形成的性别文化心理,创作上习惯于使用内聚焦和第一人称"我"来构筑全篇.而男性作家习惯于用第三人称零聚焦全知叙事来展开故事,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具统领全局、统御全篇的力度以及宏大的叙事风格.如何看待这种差异,即作品的价值问题,正是作者要探讨的.朱雪艳的《新时期戏剧中的女性命运》从新时期以来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入手,以社会价值与道德审美取向来论证戏剧中的女性命运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揭示出戏剧创作中女性意识的成长.女性戏剧家的作品更多地以在场的感受,触摸女性精神与情感的痛处,对男权中心展开批判.周芳芸、宋光成的《来自大学校园关于女性文学价值的思考》则提出了女性文学面临的现实价值层面的问题,女作家自身素质同样受到挑战.而毕淑敏的作品对当代女大学生影响最大,毕淑敏的作品表达出女性自救精神.
当研讨接近尾声时,人们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对此,张炯提出,要推进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建立.他认为,新世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主要国家,是世界华文文化的母国.新世纪中国文学要争取在世界范围的话语权,树立我们的学术、文学地位.而站在自己的土壤上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