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司炉》和《变形记》的统一性

摘 要:卡夫卡曾向出版商提议将《判决》《司炉》和《变形记》这三篇创作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归入一本名为《儿子们》的书中,以此来表达三者在他心中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有两个层面.首先,三篇文章在题材和主题上是统一的,都是通过“儿子”在生活环境中的不寻常的经历来探寻个人生存方式的可能性;其次,卡夫卡在创作三篇文章时希望完成的写作“任务”是统一的,即凭借写作在精神世界中创造出能够指导生活的信条,从而摆脱现实生活中所陷入的困境.前一种统一性是后一种统一性得以建立的基础,但后者才是卡夫卡的艺术具有震慑人心的感染力的深层原因.

关 键 词:卡夫卡《判决》《司炉》《变形记》统一性

在1913年4月4日的一封信件中,卡夫卡曾向他的出版商建议将《判决》《司炉》《变形记》合成一本以“儿子们”为名的书,并且在当月11日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要求的必要性:“《判决》和《司炉》和《变形记》(篇幅相当于《司炉》的一倍半)无论外表还是内涵都是相通的,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其实更应该说是秘密的联系.希望能够将它们收在一本比方叫作《儿子们》的书中,以表达这种联系.我不会放弃这个希望等这三个故事的统一性在我心中的分量与它们中间某一个的自身的统一性是一样的.”①

卡夫卡在出版细节上的苛刻源自他对作品的负责到底,他想要设计出一个和自己作品更匹配的阅读方式的愿望虽然最终并没有实现,但这三篇小说的统一性却始终“秘密”地存在着.卡夫卡已经给这种统一性下了一个定义,那就是“儿子们”;他还为这个定义划分了层次――“显而易见的、其实更应该说是秘密的联系”――在显而易见的联系深处还有更精微的联系.本文即试图以“儿子们”这个未能面世的书名为突破口,来把握《判决》《司炉》和《变形记》这三篇卡夫卡重要作品的内在统一性,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这些作品本身以及卡夫卡的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标.

“儿子们”这个书名一语双关,潜含着两个不同但联系紧密的层次.首先,“儿子们”指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些“儿子们”的父亲也同样是文学人物.显而易见的,三篇小说中的核心人物都是“儿子”――《判决》中的格奥尔格本德曼、《司炉》中的卡尔和《变形记》中的经典形象格里高尔.


简单地分析文本,作为“儿子”,格奥尔格本德曼因为一封告知远在俄国的朋友自己已经订婚的信而被父亲判决了死刑;卡尔则被亲生父亲驱逐到“美国”,他在船上为司炉而抗争的时候并未得到其“新父亲”也就是他在美国的舅舅的支持,最后茫然地踏入了未知中;格里高尔在变形后则带着自我牺牲的愿望,死于其父亲投掷于他背上的苹果.儿子的失败和父亲一方的胜利,就是这三个故事的基本情节.但并不能仅仅将这三篇作品的主题机械地归结为有关“俄狄浦斯情节”的父子冲突,即使卡夫卡承认在写作时他或多或少地想到了精神分析理论.每个儿子面对的都不仅仅是他们的父亲,而且还面对着与他们的父亲站在一边的外界因素.而“儿子们”的初衷也并非要与父亲、世界对抗,他们只是想在世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然而即使是这样,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也难以逃脱极端失败的命运.《判决》中的格奥尔格事业有成(带着明显的幻想味道),看起来已经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整个家庭的权力,但当他真的想通过结婚来获取独立的位置时,他的父亲很轻易地借助那个远在俄国的朋友的“支持”摧毁并嘲弄了他的愿望.类似的,卡尔被动地通过出走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但还未下船就丢失了行李.在船上面对舅舅的权威,他不仅难以为司炉求得公正,而且在被舅舅带走时无法感知自己未来的命运;格里高尔的个人空间则面临着让他难以忍受的工作、上司、父亲、母亲、妹妹甚至佣人、房客的挤压,整个生活的秩序在他的对立面,莫名其妙的变形并没有给他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反而让他很快就被抛弃了.

昆德拉认为题材是“主题或故事的一个元素”,而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寻”.那么,在这三篇卡夫卡同时期的重要作品里,“儿子们”以及“儿子们”面对的世界是题材,“儿子们”对自己生存方式的寻求则是主题.题材作为外表,主题作为内涵,三篇作品都是相通的.《判决》否决了结婚,《司炉》否决了出走,《变形记》又否决了妥协,“儿子们”在世界中寻找存在的三次尝试,目的是一致的,失败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只要把三篇作品放在一起,作品里的角色设置、主人公形象、人物的行为和命运,乃至作品所发散的情绪都“显而易见”地联系着.它们是同题材同主题的不同处理,虽然包含着不同的细节,但都指向“对存在的一种探寻”这个目标.所以说,“儿子们”的第一层含义也就是三篇文章“显而易见”的统一性,是它们的题材、主题的统一性.

另一方面,“儿子们”指的是小说作品本身,它们的父亲则是写作活动的执笔者卡夫卡,将作品当作其作者的“儿子”,就字面来看像是幼稚的拟人修辞.但对卡夫卡来说,作者和作品的亲子关系暗示着真切的生命联系.在1913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卡夫卡写道:“等这个故事(指《判决》)就像是合乎规律地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浊的孩子,只有我能用手伸向这个躯体.”②而紧接着在2月12日的日记他透露出自我掩饰的味道――“妹妹说(在读过《判决》或听过朗诵后)‘那就是我的住房’.我对此吃惊不小,她怎么误解了这个地点,而且还说:‘如果这样的话,父亲只能住在厕所里了.’”③前面一则日记表示作品的灵魂来自卡夫卡的内心,后面那不置可否的“辩解”则表示出作品的肉身来自卡夫卡的日常生活.这三篇作品虽然是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得到自身确证的里程碑式作品,但也显示出了青年时期的卡夫卡在创作上不成熟的一面.尤其是和之后的作品,如《城堡》《诉讼》甚至是《在流放地》比较起来,这三篇作品都显得离卡夫卡个人的现实生活实在太 近了,近到被他的妹妹将房子都对号入座.再举两例,

卡夫卡自己的舅舅就是生活在国外,并且卡夫卡曾希望得到这位舅舅的帮助而逃离布拉格的生活去国外发展,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而《司炉》中的卡尔则“获得机会”被动地去往一个想象中的美国;一直支持卡夫卡的妹妹在家庭工厂这个问题上站在了他们的父亲这一边,让卡夫卡极为受伤,就像《变形记》里的妹妹一开始悉心照顾哥哥,但最后却要求父亲彻底驱逐格里高尔一样.这是不容忽视的:《判决》和《变形记》中的人物设定、场景设定甚至情节设定都和1912年左右的卡夫卡的生活高度重叠.而《司炉》则是对旧作的重写,夹杂着卡夫卡更年轻时期对于未来生活的幻想.但是,这样的写作不仅没有对卡夫卡的文体风格产生不良的影响,而且对处在多重生活和精神重压之下的青年卡夫卡大有裨益.在写作这三篇作品的时候,卡夫卡不仅因必须从事自己不喜爱的职业而深受折磨,而且家庭工厂所带来的压力一度让他想到了;未来的未婚妻菲莉斯的出现让卡夫卡对独立生活生出了一些希望,更给他增加了额外的思想负担.总之,卡夫卡当时的生活足以让神经脆弱的他痛苦不堪,写作这一行为在此时就拥有了更复杂的意味.

布朗肖认为:“卡夫卡的也同样是纯文学性的,但并不始终如此.在他身上,对拯救的忧虑十分

大等”④卡夫卡具有用创造的可能性来取代自身毁灭的深度,即在最深的绝望处反而获得希望的能力,“工作(指写作)尤其在他青年时代变成一种类似心理拯救的手段(还不是精神手段),一种创造的努力,‘这创造能一字不差地同他的生命相连,他把创造拉到他身边以使它将他与他自身拉开’”⑤.按照布朗肖的观点,卡夫卡的写作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境遇,哪怕可能只是从心理上起到了作用.这不由得把话头带回卡夫卡对《判决》的“写后感”――“这个故事就像是合乎规律地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浊的孩子,只有我能用手伸向这个躯体.”卡夫卡确实把手伸向了这个躯体,他极其罕见地在日记中亲自罗列出了自己心目中《判决》一文所涉及到的全部关系,并把在俄国的朋友这个人物当作是“儿子”与“父亲”之间最大的共同点,认定正是这个共同点促成了强弱双方的换位和判决的产生;他甚至还提到自己在写作时划过脑海的一些“意识流”.卡夫卡的个人阐释更像是一种科学地解剖观察.其实,当人们注意到卡夫卡行文中间事不关己的冷峻视角时,就应该想到卡夫卡正是这么读他自己的故事的.朗诵即是进行由创作者到阅读者的身份转变,在某次朗读(关于《判决》)后,阅读者卡夫卡坚定地说:“在将近结束的时候,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诚实地在脸前挥动,我的眼里噙着泪水.这个故事的无可怀疑性被证实了.”⑥昆德拉说:“人物不是一个对真人的模仿,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一个实验性的自我.”⑦而卡夫卡做的显然更多,他在创造“实验性的自我”之时少了站在远端去进行虚构的自如,多了切身体验的沉重触感,这不是模仿而是分娩.他利用了虚构赋予他的权力,先从自己的生活中“合乎规律地”诞生出(因而也是紧紧相连的)自我与他人的文学模型,而后在自己的头脑之外、稿纸字迹之内来观察生活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他在精神上获得相对的、可能只是片刻的自由,在现实中则获得处事的自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完成了“心理拯救”.卡夫卡在致费莉斯的信中这样谈论写作《变形记》时的感受:“等谁知道呢,我写得越多,我解放自己越是彻底;也许对你来说我就变得越纯洁、越配得上你,不过肯定还有许多东西要从我心里抛出去等”⑧所以说,“儿子们”的第二层含义,也就是三篇文章“更应该是秘密”的统一性是卡夫卡的写作任务――通过写作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困扰,从而完成心理自救的统一性.

至此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启发意义,就在于其中蕴含着新生的力量.如果卡夫卡仅仅将写作当作被动的情感宣泄,那么他写出的作品怎么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

卡夫卡恰恰善于运用悖谬的力量,在他的写作活动中,逃避生活难题的狼狈正是和创造生活信条的沉着同时进行的.“魔鬼”“害虫”等类似字眼分布于卡夫卡日记、笔记之中,在卡夫卡终于离开布拉格,居住在柏林时,还对布罗德说:“我挣脱了那些恶魔,移居柏林是件了不起的事.现在它们找我,但无法找得到,至少暂时找不到.”⑨很难说卡夫卡每一次提到“魔鬼”都指向同一个具体的对应物,但它们至少是同性质的,是生活中消极的因素.在1917年的随笔中,卡夫卡进行了很多抽象的思考:“并不是惰性、恶意、笨拙(尽管所有这些都有一点关系,因为‘这只害虫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使我干什么都失败或甚至连失败都不让:家庭生活,友谊,婚姻,职业,文学,造成这一结果的其实是立足之地、空气、信条的缺乏.创造这些是我的任务等”“等当然每个人都必须能够为他的生活辩白(或者为他的死亡,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一任务是他不能回避的等没人能够接受一种未经辩白的生活等”⑩可见,卡夫卡反思他在生活中的种种失败,是由于没有一种既具有说服力又符合个人性情的生活方式,是由于没有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辩白”.他想要摆脱的“恶魔”“害虫”实际上是来自“虚无”,也就是精神世界中立足之地、空气、信条的缺乏,那么逃避生活困境的方法就是主动创造自己的立足之地,就是努力地“辩白”,并在上面建立起符合自己个性的生活.不妨将这一表述公式化:给生活造成障碍的是缺乏,所以躲避障碍的唯一方法便是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自救式写作才具有不断向前的创造力,即使有的时候卡夫卡被引向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人们常常谈论卡夫卡作品的预言性,献给费莉斯(卡夫卡的第一任未婚妻)的《判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卡夫卡在写作《判决》时,和费莉斯的关系还远远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在作品中提前宣布了自己的订婚一定会失败,并且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神经质的“父亲”一方.而事实是,卡夫卡和费莉斯的两次订婚都以失败告终.卡夫卡在生活中表现出 469;的莫名其妙的偏执,总是与他在写作中模模糊糊却似有所指的探寻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所以再向前推进一步,三篇文章“更应该是秘密”的统一性是卡夫卡的写作任务――创造赖以建立生活的信条――的统一性.

当然,分层的目的不在于“分”,而在于“层”,即通过展开卡夫卡的写作过程来将他的艺术能量充分燃烧.所以,三篇作品统一性的两个层次是叠合在一起的.卡夫卡为自己设定的“为生活辩白”,即建立一个能够赖以生活的信条从而摆脱生存困境的写作任务,正是凭借格奥尔格、卡尔和格里高尔在文学主题中不寻常的经历得以完成的.三个文学人物的失败让卡夫卡自己心中有了一些难以撼动的信念.由于卡夫卡在之后的作品中将自己拉得更远,为作品创造出了更大的内涵空间,所以本文谈论的卡夫卡仅指创作《判决》《司炉》和《变形记》时期的卡夫卡.但有理由相信,卡夫卡所有的创作都和这三篇作品具有隐秘的统一性.卡夫卡的创作是“自私”的,但这自私反而使全部人类得以受益.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点“卡夫卡”,而卡夫卡自己则太过“卡夫卡”了.

①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十卷)卷七,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44页.

②③⑥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十卷)卷六,孙龙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第241页,第239页.

④⑤[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页,第47页.

⑦[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⑧高年生主编:《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四卷,祝彦、张荣昌等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⑨[德]瓦根巴赫:《卡夫卡》,韩瑞祥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193页.

⑩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十卷)卷五,黎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5页.

作者:王北川,中国传媒大学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艺术传播.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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