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中国化”的三十年

一、方法论的瓶颈与接受美学中国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接受美学传人中国已有三十个年头.这三十年中,接受美学既经历了“方法论热潮”的追捧和热议,也目睹了国际、国内“中国文化热”的勃兴,当然也不乏学界的沉潜反思.当前,国内接受研究的队伍日渐壮大,不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接受史的梳理,都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接受美学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一种很常见的研究方法和参照系.不管大家主观意愿如何,接受美学正在经历一个“中国化”的历程.

不过,以“中国化”为题研究接受美学的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个舶自西方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若要化身成为中国本土的文论体系,看似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其现实意义就不那么明显.当前,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最常被提及的话题,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超其他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另一方面,接受美学所标举的“读者中心论”和其“效果史”、“阐释史”的提法早已被学者直接应用到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中,看起来也并不需要再经过理论转化这一层研究.

那么,接受美学的“中国化”有没有必要这还要从“方法论瓶颈”的问题说起.

当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普遍存在“研究失衡”的现象,表现为选题过于集中,对热点问题反复耕耘,方法上则过于偏向作家作品研究,使得“出新、出彩”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如陈文新先生就在《(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序》中说：“文本研究的成果已多到给人过剩之感,以致有学者大声疾呼,提倡‘悬置名著’,诸多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不再刊发研究名著的论文,甚至一些专业学术刊物如《明清小说研究》也呼吁学者们多关注二三流小说,不要总在名著圈里打转.在这种背景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传播、接受研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兴盛起来,其宗旨之一是在文本研究之外开拓选题空间,以免陈陈相因.”陈陈相因,正可概括现在古代文学研究“人口众多”而选题又有太多“重复建设”的现实情况.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在于方法和思路的问题.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情况,恐怕不是作家作品已经研究透了无可再研究,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作家作品研究的新路径.老一套的生平、思想、艺术、影响的阐释框架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在这样的框架中,确实已出不了什么新意.”

可见,当下最需要深入挖掘的,不是“新”材料,或被人轻视已久的“冷门”作家作品,而是理论的参照系,尤其是方法论.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曾经热捧了很多理论体系,影响很大.但时至今日,这一热潮早已偃旗息鼓.当前,很多学者认为国内的文艺学、美学和文学批评研究“逐渐陷入一种空前的‘困境’之中”,而他们指出的病症多数集中在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创新能力弱化、旧有的理论体系受到各种新范式的冲击与挑战上面.客观地看,国内文学研究还不至于陷入困境,但确实是处于一个“方法论瓶颈”之中.所谓“方法论瓶顼”,首先就表现为“方法论热潮”的降温与沉寂.王岳川先生曾总结了方法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为方法而方法”的错误导向,仅仅满足于概念范畴之新,却不注重各种方法的联系和互补.从近些年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外来的方法论并未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环境真正融会契合也是一个重要的“症候”.换句话说,很多理论体系未能实现“中国化”,自然难以用以批评和阐析中国文学诸种现象.目前,西方各种理论体系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视和拒斥这些曾喧嚣一时的方法论并不现实,而过往那种仅及腠理、未至膏肓的学习和接受一样不可取.朱立元先生曾提出,21世纪的中国文论应该走“立足当代,今古对话,中西融通,综合创造”的路.因此,对“拿来”的理论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或许是当前学界最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很多学者依然坚持接受美学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着接受美学“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接受美学理论能否“中国化”答案是肯定的.金元浦先生给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接受美学是在西方本文中心批评的长期统治之后向陈旧的文学范式发出挑战,从而开创了文学批评范式转换的历史时期.中国20世纪80年代对接受美学的引进首先同接受美学的这一历史的变革时期背景相类似,其变革的、开放的、创新的精神与之相契合,其范式转换的现实要求与呼唤相一致.因而接受美学的传播特别为中国文艺界所重视.

其二,接受美学在中国的兴盛还由于其理论取向上的社会历史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倾向,与中国当代学者的知识结构和理解结构有较多的对应点,所以在引进和传播中较易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所接受、理解.

其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有着极丰富的鉴赏、体味、妙悟、兴会的批评遗产,这些批评遗产对读者及其接受的深切关注,与西方当代读者中心论范式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与形式上的切近之处,互相启发,引譬连类.使我国批评家多有意会与创发,从而大大推动了接受理论的深入.

可见,接受美学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传统颇有契合之处,尤其那种丰富的“鉴赏、体味、妙悟、兴会”的批评遗产,与接受美学所强调的那种视野的融合、开放性的本文结构论,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重要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契合也是接受美学能够中国化的重要原因.对此,龙协涛先生说：“接受美学引入读者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启悟式地教人‘应该怎样思考’,而不是教人‘应该思考什么’.”进一步说,“无论是实证主义等还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新批评,都是把文学当作独立自足的客体,寻绎其中具有某种规律性的形式、结构和关系等,这实质上是遵循了科学事实认识的思维方法.但在审美领域,如果执著于科学事实认识的思维方法,是注定要碰壁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响应理论是着眼于接受主体期待的满足和视野的重建,从读者‘心’的价值尺度来观照审美对象,从根本上说,它对审美现象的解释不是基于科学认识的事实判断,而是以主体需要为评价标准、融事实判断于其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接受美学的思维方式力图跳出概念思维的那种对象化的认知逻辑范畴,进而启发人在开放性的接受现象中实现认识的升华――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读解转到以读者为中心,实际上是由物(书)的问题转化为人(读者)的问题”.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是对人的存在――生命的深刻反思.与之相应,中国的传统文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读者的审美体验,强调那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虚灵之美,读者,或者说接受者绝少以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思维去审视文学、艺术的本文,而是以一种超越性的整体直观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审美交融.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自古便有一个接受――阐释的传统,接受美学的很多主张和观点,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审美取向不谋而合.中国的文化,一向都是“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极具包容性的.所以,接受美学的“中国化”,或许是突破“方法论瓶 颈”的一种现实策略.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三十年来接受美学中国化的历程.

二、接受美学“中国化”的三十年

最近十年中,已有多位学者对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作了述评,并对这一历程做了历时性的分期,一般都分为“引进和移植”、“酝酿和尝试”以及“系统讨论和多元发展”三个阶段.不过,从近年来国内对接受美学的讨论和应用来看,理论上的酝酿和尝试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文献的译介及评论也还有很多有待补充.因此,本文将接受美学中国化分为“作品译介”、“理论探研”和“接受实践”三个共时性并存的脉络而展开阐述.

首先是接受美学理论的译介.

接受美学最早被引人中国,是在1983年.这一年里,冯汉津先生译意大利学者弗梅雷加利的《论文学接收》、张隆溪先生的《诗无达诂》、张黎先生的《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等文章陆续发表.此后,又陆续有张隆溪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黎的《接受美学――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罗悌伦先生译德国学者G格林的《接受美学简介》、章国锋的《国外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吴元迈的《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等重量级文章发表,在20世纪“方法论热潮”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87年,第一部接受美学译著出版,即周宁、金元浦先生翻译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标志着接受美学的译介已经渐^佳境.此后,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张廷琛选编的《接受理论》、刘峰、袁宪军等人译美国学者简汤普金斯编著的《读者反应批评》阳继出版,几部书均选取了一些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方面的重要篇章,如伊泽尔的《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瑙曼的《从历史、社会角度看文学接受》、尧斯的《接受美学与文学交流》等,再一次拓宽了学界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伊泽尔的《阅读活动》分别为不同学者译出,该书对微观接受理论深有启发.此后,随着尧斯的另一部著作《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及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的翻译出版,接受美学的译介逐渐深化,这些成果又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接受美学的理论研究.近年来,伊泽尔的遗作《怎样做理论》的出版,标志着接受美学“经典理论”的译介告一段落.

下面再说接受美学的理论研究.

张隆溪先生在译介接受美学理论的时候,已举出“诗无达诂”、“见仁见智”的中国传统言意观与阐释学、接受美学作比较,认为“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基本原理在中国传统文评里已能窥见一点眉目,也许并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钱锺书先生也在《谈艺录》中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此后,很多学者都在寻找和阐发接受美学与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如董运庭先生举出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并与接受美学作了比较；叶嘉莹先生在此期间也发表了《从现象学到境界说》、《“比兴”之说与诗可兴》、《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等文章,后收入论文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在此,她具体解释了王国维三境界说超越原词意义而为人广泛接受的原因.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成果,普遍关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接受意蕴,并将中国的鉴赏接受论与接受美学作了细致深入地比较.

三十年来,还有很多学者持续关注接受美学,研究接受美学,他们的成果,从初时的体验品味到后来的蔚为大观,在接受美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樊宝英、辛刚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等；而龙协涛先生的《文学阅读学》建构了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解鉴赏理论体系,张思齐先生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以接受美学统观中国古代文论；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等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按照时间线索,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进程中的接受现象和接受行为,又基本上总括了各个时期与接受理论相关的文学认识,纲举目张而又简洁易了,“较好地反映了古典文学接受的民族特点,该书为重写文学史确立了一个范例”.朱立元、杨明先生的《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比较早地提出了将接受美学引入中国文学史编撰的理论设想,并在《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导论》等书中,针对接受美学的各层次问题提出了一个宏阔而又具体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构架中,他针对接受美学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期待视野”、“召唤结构”、“潜在的读者”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且从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点出发,探讨了文学价值论的问题,并由此确立了一个“效果史”研究的思路.如果说朱立元先生是从认识的整体观、系统观入手来构建接受美学体系的话,金元浦先生则是“从当代解释学的‘语言论转向’角度来解释、阐释和研究接受反应文论”.经过一番追本溯源,他发现接受美学的理论核心在于“主体-主体”的对话交流,“研究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含义及其本质规定性,才可能为中国当代批评理论的思考打开另一扇窗户”.此外,“认真细致地进行阅读活动的微观研究”、对于“阐释的循环”和意义的“空白”与“未定性”给予特别的关注,也都在金元浦先生的理论构想之内.陈文忠先生则对中国文学接受史的建构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其主要成果分别收入《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和《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两部著作中.此外,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刊出两辑《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王兆鹏、张荣翼、尚永亮、於可训、陈国恩等先生分别提出了接受与传播理论的新见,对接受美学中国化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最后说一说国内接受美学的批评实践.

首先,“接受实践”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厚,队伍也最为庞大.据陈文忠先生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仅仅是接受史方面的各类论文就已经达到300篇左右,专著约15部.从2003年至今,专著数量成果远超此前20年,达到40余部,各类论文数量也超过400篇.此外,以“接受”为话题的学位论文在近十年间骤然增多,也很值得关注.在2003年之前,国内有关接受史研究、接受批评研究的硕士论文屈指可数,博士论文则只有王玫先生的《建安文学接受史研究》(2002年)一篇.而从2003年至今,在各个领域、从各个视角探讨接受研究的博士论文有30余篇,其中明确以“接受史”为题的博士论文达到12篇；至于硕士论文,接受方面的论文也有200多篇.

其 次,接受实践研究涉及诸多领域,如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1773-1945》、曾军的《接受的复调》、曾利君的《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等即属外国文学接受研究；再如李剑峰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刘学锴先生的《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王玫的《建安文学接受史论》、朱丽霞的《清代辛稼轩接受史》等属中国古代文学接受研究；钱理群先生的《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马以鑫的《接受美学新论》、《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等等,都是现当代文学的接受研究.也有翻译实践、艺术设计、教育教学以及新闻传播等诸多文化领域的接受实践研究.还有更多涉及接受理论而又属“传统学术话题和学术方法的自然延续”,如罗宗强的《李杜优劣论之历史回顾》、裴斐的《历代李白评论述评》、钟来因的《(高唐赋)的源流与影响》、蔡国梁的《明人清人今人评<梅>》等.

总的说来,在接受美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有这样几个总的趋势,即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范围越来越宽广.理论的探研越来越深入,在研究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西方文艺美学各种新理论相比,接受研究流行既久,不论在西方文论界、东欧文论界、美国文论界,还是在中国,都呈现出比较强劲的生命力.它体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个案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在国内,接受美学刚刚引起学界的重视,便有学者自觉地以接受理论为鉴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学史研究,但是接受实践的展开,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新世纪则蔚为大观,很多学者、学子们都开始把精力投入具体的接受现象研究,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养料.其次,各种研究手段和相关的理论都不断地注入接受研究中来,使得接受美学中国化越来越具可操作性.如王玫、朱丽霞等先生自觉将数据统计的研究手段引入接受研究,使接受、传播研究更具体；尚永亮、王兆鹏等先生大量借鉴传播学理论,建构了一个接受与传播研究的阵地；陈文忠先生经过多年思考,将接受美学纳入到整体文学史的立体构架中.全方位地梳理了中国文学史研究.而朱立元、龙协涛、金元浦等先生则站在大量翔实具体的文献材料基础上,努力建构一个适应中国文化土壤的接受反应、接受读解理论,影响更为深远.再次,接受美学在中国不断生根、发芽的过程中,人们对接受美学的认识也不仅限于受“读者中心论”的触动而“转变视角”,而是越发地注意接受美学的理论背景和逻辑构架,越来越注意到接受美学形而上学的理论依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实质绝非简单的“读者中心论”,它既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其自身也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随着各种文献的译介,学界的眼界逐渐开阔,对接受美学的认识也越发深入和具体.其实,早在张隆溪先生发表《诗无达诂》等文章时.已厘清了一条从阐释学到接受美学的思路历程,并以中国古代的批评理论与之印证.但之后的接受批评实践中,自觉地把阐释学、现象学乃至体验论美学纳入接受史研究或者接受批评研究的情况依然不多见,最近几年间,很多新的接受实践研究成果才更多地体现了理论的自觉,同接受理论研究者的思路有了更多契合.

三、对接受美学“中国化”三十年的反思

那么,在接受美学已深刻地融入中国文学和美学话语体系的今天,当代“方法论瓶颈”问题是否已经解决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瓶颈”的现象是近十年学界的普遍认识,可见很多重大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即便是接受美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也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袁晓薇先生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中指出：“目前的接受史研究中,研究者的热情普遍停留在接受文本的系统整理上,而对于在此基础之上的批评性阐释和理论性归纳却缺少应有的投入.”“其中一些低质量的接受史研究就沦为一种不及资料汇编全面的资料的罗列和描述,这种简单化的操作必然导致接受史研究学术意义的丧失,使学术价值受到质疑.”话虽然尖锐,但确实指出了一个问题,即“问题意识”的缺乏.其具体表现,便是“接受史研究多停留于对‘史’的客观描述,而少有‘研究’层面的积极思考”.此后,陈文忠先生又发表《走出接受史的困境》,对国内接受史研究作了梳理.他认为,以往的接受史研究过于注重“接受者”而不见“接受对象”,使得接受史成为了接受者单方面的“独白史”,这也是接受史沦为资料汇编的主因.为了再现一个完整的“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的多元审美对话史和多重意义生成史”,他提出,“从接受过程中独特的关注焦点、接受方式和功能效应看,经典作家接受史不妨‘一分为五’”,“即：经典地位的确立史,经典序列的形成史,艺术风格的阐释史,艺术典范的影响史,以及人格精神的传播史”.可以说,从目前的成果来看,学界在接受美学中国化历程中,比较多地关注宏观接受史研究的探讨.从朱立元、杨明先生的“整体文学史”,到陈文忠先生的“身后史”,宏观接受理论的探讨是非常充分的,这也体现在当前接受史研究成果的丰富上.不过,如此似乎还不足以完全突破“方法论瓶颈”,我们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注意,即微观接受理论的研究.

曾有学者指出,当前接受美学研究的问题在于“‘以读者为中心’观念的过度接受”.从当前的接受研究成果看,学界在重视接受史研究的同时,对接受理论的应用实际上过多局限在宏观的接受理论上,对微观接受研究挖掘并不深人.或者说,学界谈“接受”偏于援引尧斯的早期理论,而伊泽尔的微观接受理论,以及尧斯后期的审美阐释学理论则较少出现在当前的接受批评实践中.如果说“以读者为中心”是一个口号,是一个导向,但具体的微观接受理论才是接受美学最重要的理论范型.尧斯在《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和《阅读视野嬗变中的诗歌本文：以波德莱尔的诗“烦厌(Ⅱ)”为例》等文以及后来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一直在力图通过对具体接受现象的阐析建构微观接受的理论范型.而伊泽尔则更是“前后一贯”地关注文本解读理论,寻求微观阐释策略的建构.在伊泽尔看来,“接受理论是一个典型的可操作模式,同时也是关于文学文本的理论”.因此,接受美学的“中国化”,还需要深入探讨微观接受理论与中国文论的契合点,直至建构一个中国接受美学范型.实际上,前述很多学者都对微观接受理论作了细致深入地阐析,但他们的研究多数都属于对接受美学理论原典的阐述,其范型都是以西方美学的学理为框架.很多学者在文中探讨了中国的接受理论,但也多限于找到中西美学间的相通之处,对于中国接受理论的范型还处在构想当中.陈文忠先生曾指出：“20世纪以来,学者们尝试借用西方的理论思路来阐释中国诗学,按西方的理论思路截取理论 观念,把中国的理论范畴纳入西方的话语模式之中.这不失为一种尝试,但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确实存在诸多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的理论体系有其自身的生存土壤,套到中国的话语环境中必然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虽然少有方法论体系的自觉,但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确实可以抽绎、建构出一个成型的、可操作的范型.我们认为,对于接受美学的中国化来说,以“言意观”为核心理念的文学批评理沦体系正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范型,而接受美学则可以成为这一范型阐释过程中的一种推力,最终建构出一个中国化的微观接受范式.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问题,言意观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它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也早有学者注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言意观纳入中国文论批评体系的建构,如陈伯海先生将言意观作为中国古代诗性生命的语言功能论来谈,从语言的阐释上升到生命本位的高度；张伯伟先生将古代言意观融入“以意逆志论”和“意象批评论”两种方法论中,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渊源.实际上,中国古代对“言象意”的探讨确实可以抽绎出一个统贯多层次理论和范畴的文论体系,如同汪涌豪先生所描述的“潜体系”一样,其根本精神是“天人合一”的系统思想,是一种生命体验；它的物化形态体现在对“言”的文本阐释上面,而“意象批评论”则是联结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和符号化的文字的媒介：言一象一意三个异质同构的阐释体系同时也包容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诸多核心范畴,如“味”、“象”、“道”、“气”等都可统贯在此体系中.与之相应,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的本文层次论与中国古代言意观多有契合；而现代阐释学中所谓“阐释的循环”亦与从“言象意”到“意象言”的循环论证相通相契,而接受美学最直接的理论渊源就是现象学和阐释学.如果这还只是理论形态的契合的话,中国古代言意观与接受美学在生命美学高度上的契合则是接受美学中国化的重要依据.龙协涛先生在《文学阅读学》中说：“以读者为中心,即以人为中心,高扬审美中的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中国古代言意观则着眼于诗性生命的显现,如陈伯海先生所说：“由‘言不尽意’转向‘立象尽意’,再由‘穷形尽相’提升为‘境生象外’,这一‘情志→意象→意境’为主轴的诗歌生命流程的追溯,便构成了中国诗学的审美体性观.”

总的说来,只有在实现了微观接受理论的中国化之后,接受美学的“中国化”才算是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圆.而这一历程,应当如上文所说,在中国古代言意观的统照下,抽绎出―个中国接受批评的范式,并以西方接受美学诸范畴、诸理论为此范式的参照系,最终实现两种理论体系的深度契合.

[此文系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接受美学与象思维：论接受美学的“中国化”》(2011QY004).]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