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的条件

宽容是一种美德,因而现在大家都愿意谈论它.但细究起来,宽容其实并不像我们想得那样简单.宽容的世俗准则就是对各种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理解,但它有个条件,就是你的这种意见和生活方式,无论表达与行使都不得损害他人.可问题在于,假如有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还宽不宽容呢假如宽容,又该怎样宽容呢

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叫赵承熙的韩国留学生,用两把射杀了32位同校师生后举自尽.案发后,在社区为遇难者举办的守夜祈祷仪式上,他们点燃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不仅如此,在校方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草坪上的石灰岩纪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

其实,许多中国人对美国人悼念凶手的做法并不陌生,16年前中国人就领教过他们“爱义人,也爱不义人”的神圣传统.1991年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打死了包括自己导师在内的5人后饮弹自尽.然而,令中国人想不到的是,在案发后的第3天,受害人之一、副校长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就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中称,卢的家人也是受害者,他们彼此应以宽容的态度分担悲伤.

老实说.在读了这样的文章后,我的内心首先感到的是一种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力量如和煦春风潜入我的意识深层,撼动着我固有的精神坚冰；但同时我也有种不安,担心这种忽略制度背景的描述,会给中国人一种误导：看哪！西方人也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原谅恶人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上千年相对主义传统的国度.

可事实上,无论是在2007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还是1991年的爱荷华大学的校园击案中,凶手都已经死了.凶手死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古老的“杀人抵命”原则得到了兑付,不过完成之手不在法院,而在上帝.上帝以凶手的方式使社会正义在血案现场显现.即使凶手不死,以美国丝丝入扣的法律制度、开放透明的舆论监督,凶手也不可能逍遥法外,受害人和他们的家属也不可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现在,就让我们以“小人之心”猜度一下：假如这两起校园击案的凶手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而且好好地活在世界上,甚至每杀一次人都得到了单位的提拔、领导的重奖；而受害人及其家属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不但得不到来自政府的任何补偿,反而遭到有关部门的监控,甚至当受害人的家属到政府门口时,还被以“破坏治安罪”关进了大牢――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曾见到的那样――美国人及其受害者的家属还会不会原谅凶手

也就是说,在美国人化敌为友、以德报怨的宽容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制度文明和法治秩序在起作用.在那样一种高度完善的法治秩序和文明背景中,美国人根本用不着担心法院会“吃了原告吃被告”,凶手会装病保外就医或干脆以行政处分代替惩处,舆论会遵从一个统一的口径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即使凶手已经死了,他们也不用担心,受害者是乡下人,命价只能以三折优惠.在这两个故事里,受害者的家属都没有提及法律责任.但是,没有提不等于不知道,倒恰好反映出,在那样一个发达的制度文明和宪政框架内,一个受害的公民对他的政府以及民间各种救援组织寻求公正的信心,尤其是对那样一桩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命案来说,根本就用不着他来提醒.而在一个高度腐败的社会里,所有的权力都是穿一条裤子的：恶人可以通过行贿买通法官和；不法之徒可以利用掳掠来的钱财喂饱所有的官员和媒体,让他们噤声或暗中助力；受害人的冤屈和悲伤没有一个合理的渠道来申诉.他们啼哭,无人倾听；他们举哀,无人叹息；他们祈求,无人理睬.除了诉诸仇恨,他们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没有一个人、一个民族是愿意轻松面对自己的罪行的.在恶人得不到惩处,受害者得不到抚慰的情况下,不用说宽容因不具备起码的条件得不到实现,即使真有一个“大肚能容容尽天下难容之事”的人――像唐玄奘对待吃他的妖怪那样――宽容也未必值得称道.因为社会正义在没有社会强制力的推动实现以前,宽容并不具备使作恶者自动警醒的魔力,反而会使他觉得受害者软弱可欺,作恶有利可图.既然“多行不义”不但不会“自毙”,反而会使他的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地发展,他干嘛不把“杀人放火”当成一个“经济增长点”来抓

可见,宽容是离不开社会正义的；离开社会正义的宽容是软弱的.是自欺欺人的.如果把一个社会比作一条大江大河的话,不宽容污染的是水流,不公正污染的则是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