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们的写作当是一个不断寻找沉淀的过程,比方哪种文学样式最适合自己.如能寻找得到,其写作便会现出曙光,抑或大放异彩.比如本文要谈到的杂文随笔集《独步晨昏》的作者柳士同先生,便如此.他早年写诗,后写小说,年过六旬又写起杂文随笔来,且一发而不可收,犹同井喷.短短几年,他在国内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曾连续三年(2007―2009)获得《书屋》杂志举办的由读者选出的“读书奖”,便是最好证明.
然而仔细想来,柳士同真正找到的并不是杂文这种文体,而是他的文学姿态,是他先前写作所难以尽情表达的思想与情感.文体只是一个壳,找到了,所想要表达的一切也就得以“借壳上市”了.熟知士同的人都清楚,他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爱憎分明、直言无忌的人,人们常说的“老愤青”的那种.一般人在所难免的中庸、圆通,在他那里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无论其言其行是否“偏执”是否“得当”是否符合“人理”、“规则”与“潜规则”,其真诚态度是无可置疑的.后来当我读到他的杂文随笔作品便不由得想,他的“改行”算是改对了的.他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适合表达自我的方式.
当然,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说,他的改变又是有些“逆潮流”而动.在许多人眼里,现在不是杂文时代,写杂文不合时宜,不仅有悖于人人热衷的“商业原则”,同时还冒一定风险.这种风险有着历史渊源,从鲁迅那时起,杂文便让人不待见,鲁迅借以践其“战士”、“真我”的“”式杂文写作,便让当局不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而在“改朝换代”后的1957年,情况则更糟,仅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杂文作品的作者包括徐懋庸、舒芜、吴祖光、邓友梅、邵燕祥、蓝翎等在内的20多人,皆因文获罪被打成,送进劳改农场改造(此被称为“丁酉之难”).当然,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有所改观,但杂文写作由于其批判本质,仍然具有相当的风险性.由此看来,包括士同在内的广大杂文随笔作者恪守知识分子立场与担当,其勇气是值得称道和令人尊敬的.
作为士同的朋友与忠实读者,他的杂文随笔作品我基本都读了,受益匪浅.每当谈到他的作品,我都难掩心中的欣喜之情.我认为他已经领略到杂文写作的魂魄所在,作品已日臻成熟,其立场是鲜明的,其视野是宽广的,其立论是慎密的,其笔触也是犀利的.他能够精确而从容地将他之所思所想注入读者心田,引发共鸣.这也是他预期的目的:让读者跟着他的思想前行.他希望人们在诡谲的时事下能看穿眼前的迷雾,去伪存真,做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这一点在《独步晨昏》的首篇《活得明白一点》便说得一清二楚.
《独步晨昏》选入的篇什共八十有余,内容看似驳杂,但脉络还是比较明晰的.杂文大都保持着对权力的敏感,针对的是滥用的权力和权贵资本,既有对公民意识的呼唤(比如《公民的名片》《谁是最可敬的人》等),又有对集权专制的抨击(比如《滥用权力即是腐败》、《胡雪岩:权贵资本的鼻祖》等).随笔则着力于文化批判,指向的是传统的糟粕和那些帮闲文人,既有对历史文化的剖析(比如《传统中的庙堂和江湖》、《陛下原是伪君子》、《走出道德的误区》等),又有对文人品格的评判(如《陈寅恪和束星北》、《文人、士和知识分子》、《告密文化的滥觞》等).他特别痛心当今知识界的沉沦,对权贵的谄媚与依附,并翻用柏杨的话,斥责当今那些“只为帝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的作家与学者.
子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士同早已过“六”而望“七”了,但他似乎越来越听不惯学界的那些奇谈怪论,当许多作家学者纷纷实现“华丽转身”时,他却依然心无旁骛,特立独行.对于那些有碍社会进步和公民权利的“矩”,该“逾”还是要“逾”的.作为老柳的朋友,我衷心希望他一如既往地笔耕不辍,写出更多激扬而不失厚重,愤世嫉俗却又富于理性的文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