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起意要作一篇"闲坐说□□"的文章,正赶上给扬之水《先秦诗文史》写书评,遂拟定题为《闲坐说先秦》.语出元稹之句,不过断章取义,就某些素所关心的事情"闲坐"而"说"之.此意甚惬,乃是求之不得也.虽然具体落实到这本书,该是"闲坐说先秦诗文"才对,却未免不大顺嘴,而且我们如若与先秦有点情分,也是因为诗文之故；舍此之外,那个年头儿似乎并无多大意思.想说的不止关乎先秦而已,至少尚有魏晋、晚明、五四等,差不多都是因为同样原因.一言以蔽之,未必真要抱怨"予生也晚".是以此一名目大概总能对付过去.
以上解题.解题的话尚未讲完,关于眼下这本书不妨再说几句.《先秦诗文史》书名颇别致,可也容易误解,或者指为不得要领.作者在小引中说："以先秦诗文史为题,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它所讨论的范围是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作品；其一,先秦时代与今天所说的‘文学‘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以它本来的存在方式,即诗也,文也,来称呼我们的讨论对象,或者更为自然.......在‘文学‘尚未独立的时代,先秦诗文可以说是彼一时代精神产品的总和,其间却并没有文史哲的判然分别,且惟其不分,而能够显示出一种特别的丰厚."不啻显示了某种姿态,即不愿将谈论对象硬行纳入当下的价值体系；与其做评价者,不如做叙述者,史家之两重身份,作者先自卸却一重.虽然有关历史的叙述不可能彻底消除评价的色彩,但是作者之努力消除评价的时代色彩,却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使得本书在具有"怎么样"的价值之前,先已具有"不怎么样"的一番价值,--如果我们因此而批评它缺乏什么,则近乎《庄子田子方》所谓"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问题在于我们而不在作者.这可以说是有关批评的一点道理.
也许是要强调这一立场,当作者完成了所有叙述,又在后记里重提此事："全部完稿之后,才发现把它放在文学史之列,实在很觉得不像.叙述的语言,选取的角度,乃至它的体例,皆有不合,再看看近年出版的各种文学史,或以理论与概念趋新见胜,或以搜罗宏富见长,这一本小稿则既无理论色彩,亦未曾征引很多的材料,所引者也多是手边现成书的常用书；时代背景、思想倾向等等,更鲜有涉及,甚至于文学史的方方面面,也省略不少.如此,说它是‘先秦诗文读本‘,也许更为合适.又或称作‘我读先秦诗文‘,也还可以解释其中种种的省略与不合规矩.总之,它记录的只是我的读书心得."所说正是前述"不怎么样"与"怎么样"的问题."不怎么样"姑且搁下不提,我们来看"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罢.
回到前引作者小引里那番话,说"诗"说"文",直接面对先秦诗文"本来的存在方式",如此而有可能做到的,或许亦与作者自认的"先秦诗文读本"或"我读先秦诗文"不无差异,譬如文体研究,这也是不同于寻常文学史的文学史写法.不过这里自有困难.所谓文体,总意味着某种东西相对固定下来,至少有迹可寻,然而先秦诗文尚属草创,文体的说法恐怕只适用于它们之后.天下文章本无定规,我们现在竭力求"活",当年作者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死".可能"诗""文"仍是后人说法,彼辈多半不曾想到自己是在"写诗""作文"呢.况且那些著述,大到一书,小到一篇,往往经由后人编就,未必出自一人之手.好比《庄子逍遥游》鼎鼎有名,开头讲到鲲鹏,同样意思接连说了两遍.要么无所规范,要么杂凑而成,自有一种鲜活气象,却是学之不来的；也许赶巧如此了,反正并非体裁本身要求,一定要以文体论之,难免牵强附会之讥.
"史"的另一可能把握之处,在于揭示其间某种演变过程,即便难谈文体,谈及文体的雏形也罢.不过具体到先秦,另外也有困难.作者于此语焉不详,只有一处稍稍分明："周秦诸子的文章,大抵都可以看出各自的渊源来,如论辩之文在《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可以见出发展的线索,《孟子》、《韩非子》等皆可以算在这一系,虽然又各自有着不同的创造,因此又形成不同的风格.《论语》承继了记言记事的传统,而在诚恳切实的空气中,酝酿出生动的气韵.《老子》格言式的述作,则有着由《周易》蜿蜒而来的文字血脉."说实话,所能点拨的不过是大致门路,要想指认何人影响何人,谈何容易.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说出某些"文"问世的确切年代和先后顺序.尤其是某些彼此风格约略呼应的作品,譬如《左传》与《孟子》,《战国策》与《韩非子》,到底谁先谁后,一时搞不明白.如此则文体或文体的雏形演变一事,实难真正讨论.作者写成"先秦诗文读本"或"我读先秦诗文",说是有意为之也罢,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也罢,恐怕也只能如此.
然而从可以坐实的情况来看,虽然不能尽知演变过程,倒也能够体会当时此方面一种趋势.作者讲到孟子时说："孟子大约以‘好辩‘有名于当时,他所以在《滕文公下》的别一章中特别解释道：‘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过这却并不是孟子一个人的宣言.高谈雄辩,乃彼时风气,或融旧铸新,或戛戛独造,战国诸子,几乎无一例外于‘好辩‘,正所谓‘君子必辩‘(《荀子非相》)也.如此,方蔚成今天我们眼中的那一片文学的繁荣."以"先秦诗文史"至少是"文"一部分而论,这实在是个重要环节.不如引此前一百来年的孔子作为对比.《论语》记录孔子的话,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之类,往往是只讲"然"而不讲"所以然",如果不是记录者有意略去不计,那么对孔子来说,这个所以然就根本不是问题.他只告诉你是这么回事,也就行了.譬如这里,何以一定要"说",要"乐",要"君子",乃是理应这样,无须一"辩".我们读《论语》,觉得特别从容不迫；追根溯源,正在于此.降至孟子,不复是起先那个语境了.对于孔子及其同时代人乃是天经地义的前提已经动摇,必须讲出所以然来才有可能服人,所以孟子要说"予不得已也"；而"好辩"若拿孔子的标准来衡量,离"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已远,该说是"文胜质则史"了."文质彬彬","质"要能帮衬"文"才行.而且正如作者指出,彼时并非孟子一人如此,大家都得多费口舌,中国文章,至此有一大变化,说是发展也行,正所谓礼崩乐坏,乃有文章,可是要想求如《论语》那般从容,已不可得了.《孟子》文采飞扬,却略带气急败坏之相.以后《荀子》虽然 气度稍为舒缓,又难免步步为营,不算活络.《庄子》其实也是"后孔子时代"的产物,也好生一番论说,不过说得自得其乐,服人倒在其次,加之意思高妙,自是其是,所以别开生面,乃是可一而不可二的.说来"辩"亦有正反,孟子、荀子是要从已经不成其为所以然处说出所以然来,当然费力不讨好了；若《韩非子》、《战国策》则是干脆由打相反处另树一个前提,反而来得恣肆挥洒.凡此种种,无一不与"君子必辩"相关,《先秦诗文史》特别标举此点,的确甚得要领.这里不惮辞费,特为补充说明几句.
（《先秦诗文史》,扬之水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版,6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