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港文学概》后记

20年前,拙著《台港朦胧诗赏析》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遭到对岸资深诗人向明的痛批.这场论战从大陆打到台湾,又从台湾打到大陆,煞是热闹,因而向明于2010年4月在台北一见到我就说:“我的敌人又来了!”后来我们两人在台湾最大的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举办的两岸文学研讨会上握手言欢,他称赞我很有风度不记仇,这也算是两岸文学交流的一段佳话.

现在,我已进入人生的秋天,再无当年的豪情恋战,而是安心抓生产.这次抓生产出成果,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于晓宁先生.2009年夏天,在松花江畔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5届年会上,小于约我写一本台港文学教程的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原本出过《台港文学导论》,它承载着以文学史证明台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重任,与祖国统一大业的当代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联,所以这部教材很快成为各高等院校的参考书.在其“导”引之下,至今已出版了七八种这样的教材,若是将学科研究对象加以扩大,覆盖台港文学以至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材数量将近有10部.但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教材有些观点现在读来恍如隔世,况且台港文学20年来又有了重大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均需要有一本新的同类书取代它.于是,我顾不得“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困境,爽快答应下来.

回顾20多年前的台港文学研究,那是一个时代的显学,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和填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空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在台港文学研究成果明显“减产”,并走向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才是学术的常态.这不仅是因为台港文学本身是边缘学科,还因为当时为配合政治,配合“九七”回归而写的论著,不少均有政治大于学术的弊端.现在不热闹了,冷清了,寂寞冷清中才能产生更厚重的著作.以我为例,自己从事这门学科研究时先接受过文本细读即“赏析”的锻炼,然后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从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跳出政治的制约从诗歌到小说、散文,再到文学评论进行全方位研究,还跳出台港文学,从事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有人认为我的面铺得过宽,但我最钟情的还是台港文学.20年前,海峡那边的浪潮汹涌澎湃过多少回,可从没有一朵浪花打湿过我的衣裳.我是多么想亲眼饱览台湾诗人笔下迷人的美丽岛风光啊.可当时条件不允许,我只得利用在香港岭南大学“客座”的机会,写了一本“砖”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回想起来,我为当年的鲁莽而羞愧,同时又为自己的勇气而自豪.现已进入暮年,可每当从阿里山归来,日月潭给我的灵感总是享之不尽,我的学术想象力与创造力还似年轻时那样活跃.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坐对茫茫海峡,仅今年就接连推出《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当代台湾文学事典》,还在台北《传记文学》和北京的《新文学史料》多次连载长篇论文.

对于台港文学研究的专注,我从不惧彼岸某些评论家的炮轰,我自信有“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坚贞.我常对友人说:“一天不作文,一天不看从台港寄来的繁体版书,我心灵就会感到空虚.”某文化名人把我打成“咬余专业户”,其实,写书尤其是写研究台港文学的著作,才是我的专业.这本书写完后,我又得赶紧把只写了一半的《澳门文学编年史(五六十年代)》补上,友人希望我不要再做“拼命三郎”,另一位同行则激励我:“看了你这本书,好像一个到了古稀之年的人,仍可写出这样的好书来.”这自然是溢美之辞,但我对境外文学的关注,还有对史料的辨析,尤其是把台港文学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分两段写,确实有一个长久积累和思考的过程.

对教材的写作,通常要求知识性和稳定性,所讲的都是大家公认的,我编写这本书也力求这样做,但我不满足于这一点.我想,此书既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材的水准自然不能是低水平的,而应是“高等”的,故写台湾文学时尽可能有包容性:不能只写“外省作家”而不写本土作家,或只写“统派”而完全忽略“独派”的存在.对“独派”作家的论著和作品,我常常采用一种“误读”策略,即反着读,用意在抗拒“”作家对我的一种权力操控.当然,此书还应体现我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和本领域的最新研究现状,如《金庸的武侠世界》这一节,把正在成长中的“金学”研究对象写进去;又比如在总体设计上,以作家作品论为主,辅之以《政治小说和网路文学的兴起》一类的综论,并让余光中一人独占两节,以体现余氏是两岸文学“单打冠军”的拙见.还有对张爱玲《秧歌》的评价和对“伤痕文学”先行者金兆的推介,并把“外省作家”写的三部曲视为“大河小说”,也有自己的洞见.当然,一家之言不一定为所有人认可,但至少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和争鸣.


和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一样,隔着海峡茫茫烟雾的台港文学及其教材也无法定型;这本书虽在教育部主管的出版社出版,但并无肩负定型任务.写书本需要新的观点、新的体系、新的材料,应该让学生接触一些前卫知识,以启发他们打开思路.人们常常抱怨大学老师上课缺乏,讲授的内容不新鲜.为改变这种现状,这本书在《作家身份与台港文学》中引入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还注意读者反应和市场对文学的制约,如三毛之死的评价和席慕蓉作品流行原因的探讨;并在宏大叙事之余辅之于细节,让此书成为有可读性的教材,如写梁实秋去台后散文成就为什么会倒退的原因就有“故事”.此外,在《朱氏“小说工厂”》等章节中从标题设计到文字,均力求鲜活灵动,甚至还带一点个性.这就是私家治史的好处,不似多人组成的编写组将学术个性消解掉,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是为了让用此书做教材的老师不至于蜕变为催眠师.

末了,应该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能够在以“高等”命名的出版社出书,是我年近古稀碰到的快乐事,也是我在海内外出过20多本书从未有过的新鲜事,为此还要感谢审阅此书的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王庆生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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