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先父梁漱溟所写读书笔记一类文字,不时于标题之前冠以“勉仁斋读书录”数字.这样做,最早见于上世纪30年代初,至70年代已届暮年,也曾如此.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将他的读书笔记一类文字重新整理辑录成书问世,即沿用之以为书名.
“勉仁斋”三字首次出现在他所写《思亲记》一文：文末写有“记于勉仁斋”数字.这是1925年春他借住于清华园时的事：当时他独自一人在此整理编辑我们祖父梁巨川劳先生的遗书.所写“勉仁斋”三字自然是指清华园内他的借住之处.
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书末先父提出“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类似于宋明古代书院式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于是若干青年朋友自愿与先父聚拢于一处,开始了同处共学的生活.他们“自起居游息以迄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在一起的.”
这种生活似最早起于1922年,当时先父尚任教于北大.他们同处共学之地为北平地安门内吉安所(街道名),赁屋若干间,历时约两年.此时已来北大任教的熊十力先生也参与其中.
1924年下半年,师友一度同往山东曹州(今菏泽)省六中高中部办学,1925年下半年又同返北平,赁屋于什刹海附近的东煤厂(街道名)；不久迁至西郊大有庄(颐和园外东北,今党校东),租了一个宅院,又过起这种同处共学的生活.这时参加的有北大在学学生或旁听生,有原山东省六中学生；籍贯有山东、山西、四川的,还有远道来自海南岛的.当时除熊十力先生,又多了一位德国人卫中先生.由此可见“勉仁斋”曾是有址可寻的,只是前后多变,而且由原指个人读书之处变为称谓师友同处共学之处了.
师友们过的“虽然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相策励,每日只是读书讲一讲学问.”他们这些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的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地过下去的人.”他们“讲学问”,自是讲求那种“能了解自己,并对自己有办法的学问”,即讲求自身修养之学.此时以及日后,就有“勉仁斋诸友”一词不时出现在师友间的信函中.这样,“勉仁斋”三字又衍变为师友团体代名词了.
师友以讲求自身修养相互策励,先父梁漱溟更是以“自身生活上自勉于自觉、自主、自如”为其终生的追求.这一点,读书作为其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同样也有体现.在阅读本书时,读者不难发觉先父梁漱溟对他所阅读的内容,往往以“人生”这两字为切入视角,或加以评价,或发表议论,或作摘录等,以表述其心得体会.这或许是这本读书录与他人所著同类著作有所不同之处吧.
以本书中《读厨川白村(东西之自然诗观)》为例,他即指出厨川所说东西文艺观点之殊异,印证了在其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作的“判论”：中国人与西洋人之“分异点”,在于人生态度之根本相异.
又如一本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也引起他的注意.上世纪50年代出版不久他读了一回,留有深刻印象,时隔七八年又借来重读,并写出数千字的笔记.是什么引起他如此关注主要是卓娅的为人不凡.例如,卓娅十二三岁即表现出“内心明觉之强,不容一毫欺瞒”.而先父一向认为“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自觉”,因而极为赞赏卓娅,说她“时时有其明强之内心活动,虽不知学(践形尽性之学),而庶几亦有吾古人所云自强不息之意.”
还有一本他一读(1963年)再读(1973年)的书――《河上肇自传》.此书传主自述其人生的内心体验极为深刻,显然深深触动了他.又因为彼此的某些人生体悟有相似或相近之处,遂引起他的强烈共鸣,因而赞誉河上肇为“人生实践上追求真理的勇士”,写出的读书笔记竟有七八千字之多.他十分注意河上肇不同于一般人那样,“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而独能在没有外来打击,生活平顺中,自己触发了人生疑问,失去了人生兴味,陷入苦闷深渊,然后获得了宗教经验”.由此联系到自己,他说：“此其事例上有类于释迦牟尼感触人生问题而弃家出走,下则如我愚劣,亦曾于人生烦闷中早年思求出家,皆有若同符.”
《甘地自传》他早年读过,晚年又重读,并找了几本论及甘地的著作来阅读,做出笔记与摘录多篇,共约有两万字.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最为关注的乃在甘地的为人和他的人生体验.他指出甘地的生活“盖本乎其内心真切的自觉的良知而动作着.”对于甘地所领导的“不抵抗运动”,他也从这一点去认识和理解：“一任天理流行的人无所贪慕依恋,无所贪慕依恋而后能无所恐怖惧畏.甘地胸中正有中国古人所谓‘无以尚之’的东西在,他当然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前,同时他更不会以威武屈人,非暴力的根本在此.”
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早在1919年即与先父相识,相交数十年,是“踪迹至密”的朋友.先父将熊老所有重要著作读过之后,肯定熊先生之所见“固有其真价值不容抹杀”,写出《熊著选粹》一长文.同时又写有《读熊著各书书后》,批评了熊老,说了他老来竟“悔而不改”一类分量很重的话.先父不敢苟同于熊先生之处不少,例如指出熊老将儒家孔门之学“随俗漫然亦以哲学称之”,这便“模糊了儒家特征”.应知实际上“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不等同于今之所谓哲学”.它是“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此学贵在力行,而不尚思辨；思辨乃为力行而用,舍力行而用思辨,曾未之前闻”,而熊先生恰是“舍力行而用思辨”.这是他所绝不敢苟同的.
除上述几篇,从本书诸多读书笔记中,也可以见出作者是就人生问题上作一种思考或发挥.如果只作摘录或摘句,其所摘内容也往往是促人省悟或勉人向上奋进的.总之,或直接,或间接,多有关身心修养之事.读者读过之后,是不难理会的.
先父一生读书甚多,写有读书笔记者只限于一小部分.早年的多已无存,存有的多是上世纪50年代初以后所写.但“”中遭抄家,笔记随文稿与书籍全被收缴一空,今得收入本书者仅限于幸得发还的那些.这损失只能令人叹息.
关于佛家的书,仅就他晚年而言,所读者为数相当之多.但少见有读书笔记,而多是一些摘句.因此收入本书中有关佛学的也就多限于此了.这或许是由于他一向认为的,佛学“贵在践履实修”,而不在于思辨言说.
读书录自然是一个人读书生活的反映,可由于种种原因,能留存并收入者相当有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因而仅能反映其读书生活之一斑而已.然而从中仍然可有助于增加对他的了解.
末后须说明,应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百家丛书”的要求,1988年曾将读书笔记14篇交该社,以《勉仁斋读书录》为书名出过一个小册子(36开).1993年又曾将读书笔记36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也以“勉仁斋读书录”为总题.如今收入本书的有61篇,内容增加不少,同时为便于读者查阅,编排上也作了改进.
现借先父梁漱溟《勉仁斋读书录》增补修订后,并冠以“人生至理的追寻”为主标题,开始问世之时,特写出以上介绍供读者参考.
(《人生至理的追寻》,梁漱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月版,35.00元)
(本文编辑：李 焱)